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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山水画，必然会想到宋代。无论是“全景式”的大山大水，自由随意的纪游组合山水，还是充满诗情的“特写式”边角山水，它们都表达了宋人对个人境界的的追求。但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话题定为聊聊“宋代山水画”，可能写出一部书都不为过。那么，我们便从作品着手，让《关山行旅图》、《晴峦萧寺图》、《溪山行旅图》、《早春图》给我们讲述一个“大山大水时代的崛起。” 首先，这个时代的崛起处于西方所谓的中世纪，我们的五代到宋初。这些“大山大水”的作品也被美术史专家称为纪念碑式的山水画。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们在艺术史上这些作品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成就了一个中国以山水画为核心的美术史主体。让我们一一欣赏，看看从者四幅作品中能够解读出怎样的社会价值观？
从时代来看，关仝画《关山行旅图》依旧处于动荡的时代。从构图来看，这幅图实际上带有一定的松散性。当水绵延曲折的流过画面，它便将构图分割。这也导致了《关山行旅图》的构图完整性有些不足。
李成创作《晴峦萧寺图》时，“大山大水”纪念碑式的构图则已经形成了。如果我们将这幅画分为几个部分，寺庙便位于正中央。寺庙向下连着山路，再往下山路边会出现客栈、小桥、行旅的人。这就意味着市井生活开始被压缩，以寺庙为分界，画面一半都为巨大的山峦，这正是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念，它是君子的象征，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
范宽时期，儒家思想更加盛行。他将寺庙放到一边，人世间的生活甚至被压缩到画面的十分之一。一棵代表松树上直至长空，根又深深扎进土壤，这代表着真正的君子既能接触到最高的到底标准，也能深入百姓，为其请命。
郭熙作为神宗皇帝最喜爱的宫廷画家，在1072年创作的这幅《早春图》构图上的松散性代表了年轻皇帝刚刚登基时的迷茫：未来的社会建制不明朗，社会也因变法的现实分崩离析。 细细欣赏这些“大山大水”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画面中不仅出现了纪念碑式的山水，还有骑毛驴的人。那么这些图示又有怎样的意义？那时的社会又缘何产生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呢？
不论是图中出现的骑毛驴的人，或是山水画的出现，其实都与宋代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 宋代初建，百废待兴，朝廷招贤纳士，许多住在边远地区的有识之士会来到东京赶考。考取之后，如果被外放做官，朝廷为了避嫌，不会将学子分配到家乡任官，学习也需要长途奔袭赴任。作为古代的公务员，他们的生活并不算富足，于是图中画着的骑着小毛驴，有一两个佣人围绕的主人公便是当时的知识阶层。 另外，山水画的出现也满足了学者们精神层面的需求。科考结束，被留在东京做官的知识分子十分向往幽静的山水之地。当时东京城的拥挤状况，从《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那么，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我既然无法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画出一幅山水来欣赏便成为了慰藉自己的一种手段。在这种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欣赏山水画的标准也随着出现：“可游”、“可居”。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喧闹的都市中，这一幅幅的山水便成为了文人精神的栖息地。 这些“大山大水”的作品，本身还蕴含着更多的层次。如笔触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范宽的笔法安静，而关仝的笔触则稍稍带有颤动性。当我们去欣赏在李成《晴峦萧寺图》中的寺庙，我们不难发现宋代的写实功夫了得。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局部，我们便窥探到了千年前中国绘画的魅力：结构、造型，笔力，透视，处处合情合理。但这又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焦点透视不同，中国画讲究步移景移，这种散点透视也更符合人的观看习惯。
这些“大山大水”的作品，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也打破了人们审美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审美有了心理上的需求。被压缩在底部的世间生活，慢慢行进的小毛驴是社会的缩影，而背后这些纪念碑式的山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君子境界，也是性情的陶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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