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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分别是宋朝和明朝的开国皇帝，两人都是大有为之君，开创了长命的盛世王朝，但二人风格迥异，治国理念又有很大差别。赵匡胤是出了名的仁慈，优待文人士大夫，在他治下，宋朝被誉为文人士大夫最理想的朝代，人人向往；朱元璋是出了名的嗜杀，对文武百官动辄大刀伺候，在他治下，明朝成为特务政治最严重的朝代，人人自危。 赵匡胤和朱元璋的时代相距四百年，有趣的是，两人曾面对一桩极其相似的集体信访事件，但在处理方式上迥然不同，在不同中又蕴含着相同，充分体现了两者在治国理念的异同。 古代科举殿试图开宝六年，科举不公案，赵匡胤创设殿试 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翰林学士李昉上奏当年进士及第名单，请赵匡胤过目。 按照当时制度，礼部负责组织会试，主考官确定进士及第名单报皇帝审批，皇帝一般只是看看就表示同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这次赵匡胤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亲自考察一下这批进士的才学。 就这样，10名进士、28名诸科受到皇帝召见，结果有一个叫武济川的进士表现很差，回答问题一塌糊涂，让赵匡胤很不满意。当他看到武济川是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时，突然联想到主考官李昉就是深州饶阳人，心想这个武济川如此粗陋，难道是李昉徇私，照顾自己的老乡？ 恰在此时，一大帮落榜的举子击登闻鼓鸣冤，状告李昉徇私枉法，取舍进士多有不当。 这个状告的正是时候，赵匡胤立刻接见了这批上访举子，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其实这些落榜生并没有李昉偏袒老乡的证据，但有一个叫徐士廉的考生很有心计，他向赵匡胤提出一个建议：“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 徐士廉的意思很明显，科举取士是大事，皇上该躬身亲决，不该把取士之权送给臣僚。他的话说到了赵匡胤的心坎里，赵匡胤当即下诏择日亲试进士，以定进退取舍。十二天后，赵匡胤在讲武殿亲试举子，让参加会试的233名考生再考一次，最终有127人合格，被赐进士及第。 不出意外的是，带头上访的徐士廉名列其中，包括李昉的老乡武济川在内的10人则不幸落榜。 赵匡胤这次在讲武殿亲自考试举人，亲自决定取舍进士人选，意义非同一般。在此之前，科举考试只有两级，分别是发解试（州试）、省试（会试），省试由礼部主持，考试结果就是最终名次，但赵匡胤亲试举人，在省试外之上又增加一级考试，后世称之为“殿试”。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朱元璋尽取北人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科举考试，原本只是无数次科考中的一次，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科考会演变成科举史上一桩空前的血腥案件——南北榜案。 这一年，朝廷照例开科举。礼部会试中，刘三吾、白信蹈为主考官，取进士52人。三月初一殿试，51人参加，其中49人分别被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因为考试安排在春天，故谓之“春榜”，又因为录取者都是南方人，又谓之“南榜”。 这次考试看起来平淡无奇，但一统计录取的考生籍贯，问题来了，进入殿试的51人全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更重要的是，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也都是南方人。这件事立刻引发北方落榜考生的不满，他们状告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即在科考中徇私，照顾自己老乡。 但凡理智之人，只要搬出南宋以来科举登科名录，就可以发现南方士子在历届科考中都占据绝对上风，录取人数完全碾压北方，甚至是统治性优势。这次科考南方人100%霸榜，虽说百年难得一遇，但100%跟80%、90%相比，只有数量上的差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终归是实力决定一切。 朱元璋很生气，让张信等十几名饱学之士重新批阅落榜考生的卷子，但张信等人似乎没有领会老朱的意图，据说还受到刘三吾的指使，故意把落榜生的“陋卷”（意思是水平很烂的试卷）报给老朱，说确实是北方考生的水平不行，“春榜”的录取结果很公平。 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他亲自出马，从落榜生中点名选择并殿试了61人，分别来自山东、陕西、陕西、河南等地，全都是北方人，这一榜被称为“夏榜”，因为录取进士全是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赵匡胤和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异同 举子上访的故事讲完了，但相关责任人还没处理，后续情节更精彩。 开宝六年、洪武三十年因科举争议引发的集体上访，时间上相距四百年，情节上却十分相似，都是因为落榜考生对录取结果不满，认为主考官徇私偏袒同乡而引发，但当事人赵匡胤和朱元璋的处理方式却耐人寻味，其中既有相近，又有不同之处，充分体现出两人治国理念的异同。 【两人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 1、赵匡胤温和，息事宁人；朱元璋暴力，杀鸡儆猴。 赵匡胤亲取进士，武济川落榜，被告照顾老乡的主考官李昉难辞其咎，赵匡胤将李昉降职处理，从翰林学士降到太常寺少卿，又改任国子监，其他几位考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 不过，赵匡胤知道李昉为人老实，这个锅背的可能有点冤，所以只是对李昉略施薄惩，对上访考生有个交代，息事宁人，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年，赵匡胤让李昉官复原职，继续干翰林学士。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李昉作为主考官，手握取士之权，录取进士质量不高，并有偏袒老乡之嫌，受到责罚理所当然。但“责罚需匹配”，即便李昉有所偏私，也不是什么重罪，无需承担过重责任，给他降职处理是比较恰当的，这也是赵匡胤的一贯风格：不放过，不苛责，不一棍子打死。 朱元璋则不然，他以“夏榜”尽取北方士子后，帮北方士子出了一口怨气，但他认为考官偏袒南方士子，甚至推荐责任，糊弄自己是个严重政治问题，因此对张信等人大开杀戒，史料记载：“（张）信等俱磔杀之，（刘）三吾以老戍，（陈）安阝、（刘）谔安置威虏。唯赦戴彝、尹昌隆。安阝、谔取回，为司宾司仪署丞，复杀之。” 老朱可真够狠的，张信等人获罪被残杀不说，就连春榜的状元、探花都被戍边安置，过了几年返回朝廷做官，仍被余怒未消的老朱砍了脑袋，大家明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却没人敢出来说话。朱元璋之所以下这么重的手，体现了他一贯狠辣的作风：你们想糊弄朕，朕就杀了你们，看谁还敢欺君罔上！ 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2、赵匡胤重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朱元璋重威慑，树立皇帝权威。 赵匡胤怀疑主考官徇私，担心主考官权力过大，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亲自考试举子，由此创设了殿试，并将殿试作为一项固定制度坚持下来。殿试制度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让及第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很大程度减少了徇私舞弊的发生，又有助于巩固皇权，因此为元明清三代沿袭不变。 由此可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长效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朱元璋则不然，他一向猜疑心重，面对南北士子在科考中的激烈矛盾，他没有客观看待这是南北方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导致的实力差距，而是一味怀疑考官徇私，欺骗自己，因此大开杀戒，制造了一起科场冤案，其目的是以威慑手段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未在制度上解决南北取士人数不均问题。此后的科场之上，仍然不分地区自由竞争，南方士子仍然“笑傲科场”。 正因为如此，即便有“南北榜案”的震慑效应，直到永乐年间，南方士子在录取总人数中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明宣宗时期，先实行“南六北四”即“南北卷”制度，又分“南北中卷”制度，先后将全国士子分南、北两区和南、北、中三区，分别录取，才依靠制度基本解决了取士南北不均问题。 明朝时的江南贡院 3、赵匡胤重公正，举贤不避亲；朱元璋重平衡，南北要并重。 赵匡胤所处的时代，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均衡，而且南方广大地区还未纳入北宋版图，科场还是北方人的天下，尚不存在地域之争，因此赵匡胤更关注的是科举公正性，他希望考官公正无私，唯才是举，完全以德才成绩取士，至于籍贯、地域不足为凭。如果武济川在殿试时表现优异，赵匡胤也会信奉“举贤不避亲”，绝对不会将武济川罢落，更不会惩罚主考官李昉。 朱元璋面临的环境与赵匡胤不同。洪武三十年时，明朝已统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方，南方人霸占科场不足为怪，朱元璋本人是淮北人，说南不南，说北不北，他本人应该没有强烈的“地域情节”，对南方人并无恶感，也并不偏爱北方人。朱元璋平衡南北取士人数，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北方不要在录取人数上落后太多，才有助于缓解激烈的南北矛盾，巩固和扩大明朝的统治基础。 古代贡院放榜图 【两人处理方式的相同之处】 尽管赵匡胤和朱元璋在处理类似的科举争议案上表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但从动机和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1、重视科举取士，亲自处理争议。 科举取士是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读书人而言，科举入仕是施展才华抱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对统治者而言，科举取士是选拔优秀人才、影响大局的重要工具。但凡有所作为的皇帝，都对科举取士高度重视，以科举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即便在王朝覆亡之际，科举取士也很少被耽误。 赵匡胤接到考生告状后，怀疑主考官徇私，决心亲自考试落榜考生，并改变了李昉等人确定的录取结果，不仅录取了很多落榜生，还借机创设了殿试制度；朱元璋的处理方式与赵匡胤相同，先是安排人复核，复核无果后仍然存疑，便亲自出马殿试落榜考生，同样录取了很多落榜考生。两人对科举争议案件的亲自处理，充分体现出对科举取士的重视。 2、掌握取士大权，致力巩固皇权。 赵匡胤和朱元璋治国风格迥异，但都致力于巩固皇权，抑制文武百官之权。 赵匡胤亲自考试举人，创设殿试，深层次目的是为了取缔大臣的取士裁决权，将取士大权收归自己手中，从而强化皇权；朱元璋亲自殿试举人，并大开杀戒，表面看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怨气，实际上是对刘三吾、张信等官员滥用取士大权，甚至欺骗自己的惩罚，根本而言也是为了巩固皇权。 古代科举取士图赵匡胤和朱元璋治国理念异同的影响 赵匡胤和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异同，不仅表现在对科举争议案的处理上，还延伸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进而早就了宋、明两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 1、赵匡胤把温和、公正和制度建设贯彻到各个方面。 对于读书人，赵匡胤给予充分尊重，立下太祖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严格约束后世子孙，“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朝的历届皇帝也确实遵守了这一祖宗家法，终宋朝一代，朋党之争有之，文字之狱有之，但只要不是贪赃枉法、杀人越货、谋逆造反之类的重罪，只是言论、政见之争，对士大夫最大的惩处不过是开除公职，流放边远，没有一个判处死刑的。 对功臣武将，赵匡胤也心存疑虑，全力提防，但他没有卸磨杀驴，屠杀功臣，以暴力解决，而是“杯酒释兵权”，解除他们的兵权，以高官厚禄豢养起来，自然能“杯酒解印，大将归心”，处理方式举重若轻，就连朱元璋都对此赞赏有加，评价说“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在赵匡胤的垂范下，宋朝的政治环境较为开明、宽松，因此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辉煌和科技的创新，故而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士大夫（剧照） 2、朱元璋把暴力、震慑和讲政治贯彻到各个方面。 对于读书人，朱元璋在骨子里是看不起的。尽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读书人没有武将造反的威胁，但朱元璋对犯了错的读书人一点面子都不给，一旦惹怒了他，鞭子、棍子随便招呼。在他的带动下，明朝历代皇帝，别管英主还是昏君，对待犯错的大臣毫不客气，即便是忠心直谏，只要触怒皇帝，便是“廷杖”伺候，大堂之上，扒了衣服打屁股，毫无尊严可言。 对功臣武将，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有没有造反的迹象和证据，不管你为大明立下了多少战功，只要老朱觉得你有造反的实力，可能会威胁他老朱家的江山，就可以过河拆桥，杀掉了事，甚至大兴冤狱，炮制了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蓝玉案，杀人无算。正所谓“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让一人漏网”，直杀的开国功臣胆战心惊，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 在朱元璋的表率下，明朝的特务政治成为鲜明特色，文武百官对东西厂、锦衣卫谈之色变，但并未影响明朝的开疆拓土和国力强大。另外，朱元璋一贯强势的风格，对明朝“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强悍作风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官员图结语 开宝六年、洪武三十年的科举争议案，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两起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赵匡胤和朱元璋两人治国理念的异同。从巩固皇权的根本目的出发分析，两人的理念高度一致，都致力于强化君主专制，亲自干预科举取士过程，确保乾纲独断，大权在握；从处理争议的具体方式角度分析，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赵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治国理念与风格，对各自的子孙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造就了宋、明两朝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明史》、《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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