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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细节的记录者——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出版

 慧然 2020-03-29

历史细节的记录者

——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出版

岳麓书社 刘无羡

原载《出版人》杂志2013年

《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共五十四卷,起自咸丰八年(1858)五月,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在其他如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多有涉及,包罗晚清社会万象。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表彰工作中,《能静居日记》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提名奖。

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便不能不研究曾国藩;

要研究曾国藩,便不能不研究赵烈文。

一、出身官宦世家,博涉经史

赵烈文 (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阳湖赵氏是当地一个声势显赫的家族,书香门第。赵烈文的六世祖赵申乔,曾任偏沅巡抚(湖南巡抚的前身,管辖湖南地区),官至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号为康熙朝第一清官,卒谥恭毅。五世祖赵凤诏为进士,做过知府。曾祖赵汇,增监生。祖父赵锺书,举人,曾官丰县训导。其父赵仁基为道光六年(1826)进士,初官江西宜黄知县,后署安徽怀宁县事,升江西南赣兵备道、湖北按察使,勤于政事,所至有能声。其母方荫华是著名骈文家方履篯的妹妹,出身名族,暇则翻阅经史,兼事绘画。其二兄赵熙文曾任直隶州知州,好书版碑帖,精文字训诂。

赵烈文生于休宁县官署,十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由母亲艰难抚养成人。赵烈文在十八岁、二十岁、二十一岁时三应省试,均不中,遂绝意科举,一心钻研学问。

赵烈文酷爱读书、购书、藏书。不管是闲居家中,还是旅途舟次,抑或公务之余,必然随身携书,一有闲暇,便取出翻阅。他还勤于作笔记,《能静居日记》中,读书笔记的分量颇大,很多时候都是每天必记。他的日记中还经常出现“待购(访)书目”,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二日,便列有“待访书目”100余种。赵烈文以藏书家的眼光购书,一般都有版本要求,如“阮氏《经籍籑诂》。要有补遗”,“《孔子家语》。不要汲古本”。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中,他又开列书单达400种之多,有些书有多种版本的,必欲收齐而后快,如 “《大戴礼记》。卢抱经本、戴东原本、孔翼轩注本、雅雨本、程荣本”。

江浙地方人文气息浓郁,藏书家辈出。时值乱世,太平军所至之处,捣毁文庙,焚毁典籍,很多藏书家惶惶不可终日,急于抛售。赵烈文嗜书如命,廉价购入不少好书。战乱之中,人命尚难保全,还要费神费力保全书籍,可见其爱书之切。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赵烈文“理家中书竟,共装十二厨”,如此之多的书,随他从常州至苏州木渎,又至崇明,舟车转换七八次,最后清点,“残少不及十种”,他颇为得意,认为只要细心呵护,书籍是可以免于兵燹的。同治年间,赵烈文卜居常熟,构筑赵园,建天放楼,藏书其中。

赵烈文学识淹博,于经学、医学、兵学、佛学等无所不窥。和单纯的藏书家和皓首穷经的读书人不同,他尤其留心史事,于治乱之际,兴衰之由,莫不究心考察。他的博涉经史,似乎是有备而来,他的有用之学的知识储备,为在后来的乱世中一展身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数入曾国藩幕府,成为心腹秘书

赵烈文家居读书,名重里中。他的四姐夫是同县的周腾虎,在曾国藩幕府中任职。姐夫深知其贤,便把他举荐给曾国藩。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督师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求贤若渴,便派人“以二百金下访”,延请当时二十四岁的赵烈文入幕。从此,赵烈文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幕僚生涯,他的人生和曾国藩有了诸多交集,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

初入幕府,曾国藩并未安排实际性的任务,只让他到基层去走走,到驻守南昌上游樟树镇的湘军主力周凤山营观摩学习。观摩完毕,赵烈文回去向曾国藩报告说,周凤山军营制懈怠,“未足恃”。曾国藩平素最不喜空口无凭的书生之论,闻言不乐。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距赵烈文的论断不到十天功夫,周凤山军果然溃败。后来曾国藩追问赵烈文何以能预见此败,赵只说是不幸言中而已,十分谨慎而不自夸。

他们这次合作因为赵烈文返乡探望母亲生病而中断,后来赵丁母忧,乡居数年。据陈乃乾《赵惠甫先生年谱》记载,咸丰十一年,赵烈文的好友、时任盐运使的金安清因为盐务的事情想请曾国藩上一道奏折,因知赵与曾有旧,故请赵往说于曾。赵烈文于六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出发,于七月二十日来到驻守安徽东流县的曾国藩行营。此时曾已是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他问赵烈文“愿留营否”,赵答曰待其湘楚之行结束后便来襄助。赵烈文这次也是有备而来,他给曾国藩上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条陈,极论太平军、捻军之不足论,国家最大的威胁将来自于洋人,提醒曾国藩重视洋务。对于赵烈文的建议,曾国藩深以为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惠甫上条陈一篇,识解闳远,文辞通雅,逸才也。”

湘军攻克安庆后,接下来的重头戏便是围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了。领兵攻城的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他久攻不下,急火攻心。曾国荃早知赵烈文之才,多次写信请他往助,无奈赵不乐往。曾国荃便向他哥哥出面做工作,于是赵烈文勉强来到南京。赵烈文在曾国荃幕府的工作受到其极大的肯定,最后大功告成,论功行赏,赵烈文以钦赐花翎直隶州知州保叙。曾国藩进驻南京后,如何收拾曾国荃纵容部下烧杀劫掠留下的烂摊子,赵烈文出力尤多。

同治四年(1865),清廷调曾国藩督师北上,讨伐捻军。赵烈文未随行,此次曾幕生涯就此结束。临别前,他正式拜曾国藩为师,二人关系又近了一层。两年后,曾国藩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赵烈文再次入幕。陈乃乾《年谱》记载,这一年赵烈文“居曾公幕中,每晚必叙谈,亲切如家人,上自朝政军事,以致诗文掌故,无不畅论”。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赵烈文此次幕府生涯亦告结束。次年,曾国藩专折奏调赵烈文至保定,考语称其“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熟于史学,庶以儒学润泽吏治”。十月,赵烈文署理广平府磁州知州,后改易州知州。曾国藩去世后,力请辞官,退居常熟。

三、留下多部日记,补正史之不足

赵烈文履历独特,又勤写日记,其《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庚申避乱日记》皆颇负盛名。他在《能静居日记·弁言》中写道:“每思古人好学之勤,常怀握铅椠以助思忆……他日展卷,亦可征一时到诣耳。”他非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记下来。正是他的这份有心和坚持,使后人能够得见其心路历程和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 

《能静居日记》全书五十四卷,起自咸丰八年(1858)五月,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其他如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多有涉及,包罗晚清社会万象。

赵烈文数入曾国藩幕府,深受倚重,是曾国藩事业高峰时期的核心幕宾,到后来二人几乎无话不谈。其所参谋、赞画的事务,“往往关天下大计”。他记录的曾国藩交往、交谈的内容,是最为世人所关注的。秘书史研究专家眭达明先生在《清代秘书政治》一书中将他们的谈话内容分为十类,颇为精到:一是对时局的担忧,二是谈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三是谈官场交情离合,四是臧否人物,五是谈论学问文章,六是谈佛老、悟人生,七是回忆往事,八是谈家事,九是谈赵的家事和前途,十是无话找话,相互调侃。

他们对时局、对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担忧和谈论是很多的。有些话题在当时是很忌讳的,曾国藩不便于都写进日记中,赵烈文身份不同,自然也就少了些顾虑,留下不少珍贵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清朝灭亡时间的讨论,发生在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来赵烈文处畅谈,言京中来人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问“民穷财尽,恐有变异,奈何”?赵回答说:“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蹙额良久”,问是不是应当迁都南方,赵回答道:“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有些难以接受,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继续说,清朝初年创业太易,杀戮太重,得天下太过取巧,天道难知,后来的君德不足为据。曾说他日夜盼望早死,不忍见清朝灭亡。希望赵说的只是“戏论”,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无奈赵不依不饶,言之凿凿。曾闻言,“为扼腕者良久”。

四十四年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根本颠仆”,后来又“方州无主”,军阀混战,均在赵烈文的预言之中。

当然,他们的谈话并不总是这样沉重,也有轻松有趣的,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两人又开起了玩笑。一个材官拿一张纸请曾国藩过目,曾便让赵烈文猜猜是什么东西,赵答曰不知。曾说这是他的菜单:“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素),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赵称赞曾俭朴美德,问他说,从没见过他吃鸡鸭,吃不吃火腿?曾答曰不吃,以前有人送,他都不接受,现在也就没人送了。还说即使是绍酒,也是按斤零售。赵盛赞道:“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大笑说:“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

曾赵二人臧否人物的谈话内容也是世人关注的对象,人们想知道当时众多人物在曾国藩的眼里是怎么样的形象。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二人“谈话甚久,遍及时贤”,曾国藩敞开心扉,纵论短长:刘长佑忠厚谦下,心地端正,“非为保位之计”;官文城府很深,与胡林翼不过彼此敷衍,“非诚交也”,其人只想“容身保位”,还不算太坏;左宗棠爱听恭维话,凡是投其所好的人,“多蒙不次之赏”;彭玉麟“光明俊伟,而本事不及杨厚庵(岳斌),厚庵颇狠”;沈葆桢自从三年前发生争饷风波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狭”……

他们还谈论对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文祥、倭仁以及李鸿章等人的看法,限于篇幅,此不详论。

钱锺书先生在《复堂日记序》里指出:“简册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已。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能静居日记》便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日记,惜乎其问世百余年后无人标点整理,而原稿行草挥洒,殊难辨认,学界视为畏书。今岳麓书社将其排印,想必会吸引更多有志于斯者的关注,推动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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