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盐铁会议时桑弘羊提出的'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争论，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当代。秉持'藏富于民'思想的很多人却难以意识到，国家对于市场和经济的过少干预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大，反而不利于国家稳定。
而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却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朱元璋一方面注重于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另一方面又注重于对贫民的保护和对农业的重视，使得民力可以转化为整体国力，其中的经验，直到现今仍然值得我们吸取。
注重屯田：
元末天下大乱，农业荒残。朱元璋在诸军阀中最先注意到屯田的必要性，广泛组织军队屯田来解决粮食需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明太祖实录》戊戌年（1358年）二月乙亥条载“以吴祯为天翼副元帅，使与兄良守江阴。时江阴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壤。良兄弟训练士卒，严为警备，屯田以给军饷，敌不敢犯，民甚赖之”。这是朱元璋政权屯田之始。但屯田令最初没有得到将领们重视，“数年以来，未见功绩”，统计惟康茂才部得谷17000余石，除自用外，有余粮7000石。于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重申屯田令，告谕将士“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要求诸将务必督率士兵“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由此可见，屯田的益处有三：一是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三是增加军粮供应。明太祖建国之后，屯田政策继续推行。洪武初年军屯是亩收一斗，到洪武末年增加到二斗半左右。按《河间志》卷三记载'一夫耕田三五十亩，亩收麦一石以上'，明代亩产至少为一石，则征收率低于25%。昔日曹操创屯田制，征收比例为50-60%，此制延续到两晋十六国，对屯兵屯民压迫极为严酷。明代屯田征收比例显然要轻得多，既考虑到国家对于粮食的需求，又保障屯兵能有余粮养活家人。由于国家对于屯田进行军事化管理以提高效率，屯兵所获余粮可能还能高于普通百姓，是以明代军屯瓦解之前，这个制度对于强化国力和抚养民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劝农重耕：
在历代统治者中，朱元璋对于国家指导农业发展的看重，是空前绝后的，这与他的农民出身不无关系。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就对进献瑞麦瑞禾的百姓广泛进行表彰和嘉奖。朱元璋评价说“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在朱元璋看来，瑞麦瑞禾的出现，体现出人民对于农业的尽心尽力，对于表彰体现出重视农耕的象征意义。为了不误农时，促人稼穑，朱元璋在各地设置了劝农组织，让深谙农事的老人击鼓劝农。每村一面鼓，劝农老者按农时季节，五更击鼓，百姓闻鼓下田，击鼓人有权责罚偷懒者。如果劝农老人不负责任，贫穷者偷盗犯法后，本乡老人也有罪过。元代农学家鲁明善的农学经典著作《农桑衣事撮要》，更成为朱元璋发展农业的重要指导性著作。该书内容主要包括作物栽培、家禽饲养，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是一部保存完整的月令体农书，在农业指导方面极为详尽。这本书在元代并不很受到重视，元朝的农业也表现出衰败之态。而到了明初，《农桑衣事撮要》得以大放异彩。经过朱元璋的艰辛建设，洪武18年，全国可收入麦米豆谷20889617石，到26年，增加到了32789800石，比18年增加了1/3，比元代全国年租粮增加了近两倍。
轻徭薄赋：
朱元璋的轻徭薄赋政策，是与发展生产紧密挂钩的。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这样一来，百姓就踊跃耕种荒地。朱元璋还广泛从人口稠密的狭乡迁移人口到地广人稀的宽乡，给予优渥政策，以促进荒地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洪武朝的轻徭薄赋还特别注重保护贫民，减少贫富分化。洪武十四年编赋役黄册，十八年编赋役册分民户为上、中、下三等，二十年编鱼鳞图册，都是为了杜绝富民作弊，以便确实做到赋役按丁粮多寡摊派。在洪武年间，凡是重役，如马役，一般由富户承担。朱元璋多次实行恩蠲，恩蠲包括对凤阳故乡、战时出力多的地区的特别优待，对因动乱减产地区的照顾，对地瘠民贫和徭役过重者的豁免，还有'以民劳未息，仓储有余'而实行的普遍免租。甚至对于欺隐田粮的贫苦农民，也能从实际出发，不予追究，免征田租。这样一来，轻徭薄赋政策就能做到有利于贫苦百姓，而不是像汉代文景之治那样因为轻徭薄赋导致富民借机坐大，反而盘剥穷民引起阶级矛盾。
重农抑商：
朱元璋建明后，恢复了商人位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等次。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 ，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太祖是知道商业对国家重要性的，曾说过'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 。'认为 ,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朱元璋还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扶细商而抑巨商，是朱元璋的真实宗旨。他认为细商增流通之效，而巨商涨奢靡之气。为了保护在商贸系统中处于弱势的中小商人，朱元璋规定了一系列规范行业的政策，如废除和买、薄商税、控制牙行等等。
小结：
显然，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既减少扰民，又发挥国家机构对于社会生产的宏观调控作用，将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的优势结合。在十六国时代，后赵君主石勒表面上轻徭薄赋，但却多次进行强行征发，掠取民间财富，对于人民生产和生活导致了巨大的损害。而朱元璋时代由于有屯田经济的支持，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扰民，加上厉行节俭，开支在大部分情况下也较少。然而人民富足本身也是国力的体现，在特殊时间大型征发或向民间商借米粮，是可以短时间内将国力爆发出来，体现为建设潜力和战争潜力的。如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大约四千一百六十二道。而洪武朝数次北伐蒙古，深入大漠时，雄厚的国力就体现于征战中所调遣的庞大的人员和物资，以及广大的作战纵深。朱元璋的息役薄赋，劝民而不扰民，不轻易征发而透支国家信誉的思想，既有利于对底层人民的保护，又有利于国家整体实力，是将“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国”结合起来的高效治理方式。无疑这需要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这也是朱元璋多次掀起反腐大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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