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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阳修谱现状的思考

2020-03-30  bamiansha...

 对东阳修谱现状的思考

吴立梅

东阳市图书馆部分馆藏新谱

宗族谱牒,源远流长。源于商周,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唐宋,衰于金元,甦于明,复兴鼎盛于清,普及于民国,历修不断。其中的缘由,一是人类自身的寻根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双重驱使;二是作为以宗族为单位直系传承的宗谱纂修,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强力推动。封建时代,官方修国史要从方志中取材,而方志的纂修,又从宗谱中取材。其中省志的材料来自府志,府志的内容来自县志,而县志的大量内容来自宗谱。明清两朝为了纂修《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要求省、府、县均得修志,倡导各宗族修谱,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就要求修族谱以联疏远”。可以说,宗谱是方志的基础,方志是国史的基础。

迨至新中国成立,宗族观念被视为封建宗法制度的土壤,宗族谱牒自然而然也被视为封建糟粕,修谱被认为是 “复旧”, 与新社会新制度格格不入;而谱牒所倡导的亲缘关系、敬宗收族也似乎抹杀了阶级界线,与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政治气候南辕北辙。于是乎,原本就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宗谱更成了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厌物”,修谱也成了冒天下大不韪之事,一沉寂就是三十多年,时间之长,超越了一代人的代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成为历史洪流,阶级斗争这一几十年不变的中心让位于经济建设,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精神面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之后,人们的寻根意识不断高涨。在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联谊、寻求文化认同、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良传统、构建和谐社会中,宗谱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孙中山先生说的“(宗谱)记述的中华民族,由宗族的大团结,扩大到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良好传统观念”,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浙江为文化之邦,向来重视宗谱的纂修,宗谱藏量居各省之冠。东阳地处浙江腹地,氏族聚居的状态甚为典型,对宗族文献的重视有其优良的传统。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东阳的宗谱纂修开始启动,进入90年代,可谓如火如荼。经过三十来年,东阳的绝大部分宗族都重修、续修了宗谱(此类宗谱下文统称“新谱”),涵盖了东阳90%以上的人口。

东阳新谱的现状

宗谱是以宗族姓氏为记述对象的文献,要了解东阳新谱的现状,先得了解东阳姓氏人口的构成。

与宗族姓氏有关的人口概念,可分为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宗族人口三类。户籍人口以户籍登记为依据,常住人口以居住地为依据,而宗族人口以血缘关系为依据,这三类之间既有交叉也有区别。

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常住人口,这和户籍人口不能划等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111日零时东阳姓氏,计576个姓,千人以上的129个,其中处于53位的全姓3581人,54位米姓3563人,63位降姓2504人,69位稽姓2138人,70位乌姓2096人,71位侍姓2065人等,显系非东阳户籍人口,而是外来人口。

2006年底东阳姓氏人口数作一比较,其时东阳共有308个姓,千人以上有62个姓。四年后的2010年所增加的268个姓,千人以上所增加的67个姓,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外来人口。综合周天鹏、沈明光等人的研究以及东阳自然村姓氏分布的状况,可以认为,2006年统计的姓氏人口比较接近东阳户籍人口的现状,其排序也接近该姓人口在东阳户籍人口中的占比大小,因此,依据该数据分析东阳新谱的状况相对比较客观。

修谱需一定的财力和人口规模方能进行,缺乏财力、人口过少都不会修谱,百人以下的宗族修谱极为少见。因此,本文取2006年底排序的东阳前100位姓氏作为统计对象。其中第1位的王姓54761人,第100位唐姓164人。这前100位是王、张、陈、吴、金、徐、李、蒋、楼、马、胡、卢、杜、郭、吕、许、赵、周、何、厉、朱、陆、黄、葛、蔡、包、韦、俞、单、叶、潘、刘、任、申屠、虞、沈、方、杨、贾、施、应、孙、邵、斯、程、曹、邓、傅、骆、严、华、董、钟、倪、顾、卜、史、石、洪、丁、乔、詹、孔、戚、林、邢、翁、汤、钱、冯、麻、姚、舒、范、康、高、宗、裘、瞿、樊、龚、夏、汪、章、宋、江、陶、柯、滕、梁、袁、韩、奚、谢、罗、余、魏、秦、苏、唐,计792303人,占当时东阳总人口801994人的98.8%。据不完全统计,这100个姓氏中的九成约70万人已经修谱,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和数量。其中前30来个的大姓,虽然大多由多个族派组成,但这些大姓的绝大多数族派也已新修了宗谱。新时期新修宗谱的普遍性在东阳表现得特别突出。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修的东阳各姓宗谱——新谱,目前已见的有250多种,每种少则一册,多则60余册,总数约4000册,数量超过了新时期任一门类的有着历史沉淀的乡邦文献,可谓洋洋大观。浏览这些新谱后,感触良多。最主要的感触是新谱虽有可取之处,但整体质量不高,良莠不齐。

  东阳部分大族所修宗谱

新谱值得肯定的有两点。

第一、保存了地方文献。宗谱是以记载宗族人物及其活动为主的文献,最富民间性和个体性。留存于宗谱中的大量诗文,对于地方史和乡俗民情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家谱还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其所订立的孝敬父母、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等族规家训是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传承至今的极有生命力的代表。而当今重视和重提族规家训,从宗谱中发掘的大量规训,其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新谱打破了以房派为单位颁发的惯例,一家一户都可购买,数量不限,往往印数较多,动辄上百部,使得文献的保存大大减轻了散佚泯灭之忧。这是因为旧时宗谱不发给个人,印量极少,大多每印一次只有数部或数十部,每印30部以上的极为罕见。另外,对宗谱的保管旧时有严格要求,大多秘不示人,非本族人不得翻查,更谈不上出借,“黄金犹可借,宗谱不可借”,因而造成宗谱文献交流的困难。由于数量稀少,又经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完整保存的旧谱(一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修宗谱)甚少,致使许多宗族再修谱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旧谱可供上承下接。譬如湲江王氏,系南里王氏的一个分支,1946年修谱时约有10卷,可是目前仅存第七卷的残卷,诗文序跋等一字无存,不知何时从南里分派,始迁祖是谁,狭义的人类三大永恒问题的第一大问题“我从哪里来”找不到答案,为新谱的纂修带来极大的困扰。

第二、完成了世系延续。许多宗族修谱的最初目的或主要目的是使世系完整、昭穆井然,俾族人观流溯源,见枝求本,同时也为以后的续修提供基础。将健在的族人与祖先加以衔接,在宗族的谱系中完成自身在族人中纵向(行辈)和横向(行第)的定位,获得血缘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朴素意识。上海师大钱杭教授认为,由宗族文化传统所代表的那种对自身及其所属群体价值的深刻的历史性认定,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们所缺乏的一种修养和境界。谱系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通过世系世传的查阅,就可以明了自身在这棵树上的位置。在尊祖敬宗、光前裕后思想的指导下,也能促使宗族成员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清末状元张謇就曾说过:“功名之煊赫,载在简编,由后溯前,自足振兴士气;爵位之崇高,登诸简册,居今稽古,自足激励人才。”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系接续能够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

但新谱除了上述意义外,存在的问题也相当多。其表现为——

粗制滥造。最不能容忍的是错别字连篇,有的新谱一页之上错别字竟有十几个,令人无法卒读。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而许多新谱的差错率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是国家规定的上百倍或数百倍。其原因在于现在的修谱者往往文化程度不高,不认识繁体字,更谈不上读懂古文,鲁鱼亥豕就难以避免了。印刷质量多数尚可,但也有一部分相当低劣,版面缺乏美感。在现代印刷技术如此先进的情况下,有的新谱依然用手写的方式影印。有的则浪费纸张。一般新谱,直排本每页一般在12行以上,而《孔源田李氏宗谱》世系部分每页不到10行,字号也偏大,一页之上没几个字,在同样篇幅的情况下版面扩大了2倍以上,不仅浪费成本,而且不利于翻检。

胡编乱改。旧谱在外纪世系的处理上,大多采取模糊或回避的做法,对于远祖,尤其是唐代以前的世系,往往一带而过。或者就如《南岑吴氏宗谱》,直接将始迁祖吴芾作为第一世,对于此前世系,只抄录仙居祖地谱吴进以下17世,对于初唐吴进以上的世系因缺乏可靠文献佐证,就阙而不论。这些都是比较聪明而客观的做法。

但今人修谱,非得上接炎黄二帝,以表示自己是正宗的炎黄子孙。有些宗谱,将历史上该姓的名人尽数列为祖先。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帝王世系和极少数如孔子等家族外,绝大多数族姓,自汉代到宋代,中间经历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由于王朝更迭,战乱纷乘,谱牒的纂修并不正常,更由于虫蠹鼠啮、火噬水洇、霉变弃掷等原因造成的谱牒毁损,所导致的外纪世系的不完整和不可靠是普遍现象,许多世系的明晰是永远不可破解的难题。北宋程祁在《<程氏世谱>序》中就感慨:“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北宋的前四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推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史书上连其父亲的名字都没有留下;赵普的世系算长的,也只能推到其曾祖父。(见《家谱》一书29)宰相尚且如此,遑论以下。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张载说的“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是经典的概括。苏式谱例的创造者苏洵也曾说:“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有些人不自量力,试图将某些世系接续完整,结果错认他人作祖宗,只能落下笑柄。如果后人据此以讹传讹,乱认祖宗者势将成为宗族的罪人。

在外纪世系的编造中,有的人缺乏时空观念,擅认祖宗,结果闹出笑话的例子时有。譬如本人外祖所属的南湖吕氏,系永康太平吕氏分衍,《南湖吕氏宗谱》光绪乙巳重修本、民国丁卯续修本,《太平吕氏宗谱》民国辛未存堂本,均以吕玖为太平吕氏始祖。但2004年修谱,为了外纪世系的完整,遂错认祖宗,将瑞山吕氏的吕纯玖认作吕玖。

吕玖和吕纯玖并非同一人,前者为北宋人,后者为南宋人。吕玖,字玉成,排行第五十,生于宋天祐年间,娶清渭芮氏。根据其子吕遵生于北宋熙宁戊申(1068)前推,天祐应是皇祐之误。《南湖吕氏宗谱》2004重修本将吕玖生年确定为皇祐己丑(1049),基本合理。太平吕氏的前四代均生于北宋。而《瑞山吕氏宗谱》民国辛巳重修本卷四23页载吕纯玖:“崇五十,讳纯玖,字恒初,号玉成,迁居永邑太平,生卒缺。娶清渭芮氏,生卒缺。”瑞山吕氏的前几代大多生卒缺,仅吕纯玖的祖父吕祖烈(即吕祖谦之弟,部分吕氏宗谱载为从弟)有个大概的时间——“公生当绍兴之季”。绍兴为宋高宗年号,系公元11311162年,“季”就是末年,绍兴末年应在1150年以后。根据吕祖谦生于1137年推算,吕祖烈上有四位兄长,吕祖谦为长兄,以间隔两年计算,吕祖烈生年不会早于1145年。如果各以20岁生子推算,吕祖烈之子吕訚年生于1165年,吕訚年之子吕纯玖生于1185年。这样,吕玖至少比吕纯玖早生136年,比吕纯玖的五世祖吕好问(1064—1131)还早生15年,有五代(吕好问——吕中——吕大器——吕祖烈——吕年——吕纯玖的代差。虽然两人的排行、迁居、娶妻有相似之处,但字号有别,生年相差太大,绝不可混淆,南湖吕氏和瑞山吕氏的联宗依据并不充分。

随意改动方面,有祖先名字的改动。如《亭塘陈氏宗谱》2006年重修本推翻了光绪戊寅版老谱的写法,改始祖“陈洪”为“陈泓”。虽然亭塘陈氏分衍的岘北陈氏、茶园陈氏、东关陈氏、龙溪陈氏、清溪陈氏有个别写作陈泓的,但分衍各派自当以《亭塘陈氏宗谱》为依据,而不是相反。人的名字写法具有规定性,除了封建时代的避讳外,一般不能随便更改,所谓“行不改名”。即使是异体字如“埜”与“野”,“邨”与“村”,“堃”和 “坤”,也不能互换,何况 “洪”“泓”之间这样在字形词义上有较大差别的字。再者,改祖宗之名也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其实,数万汉字中,音、形、义皆合乎人们取名理想的就那么几百个,重名现象比比皆是,改不胜改,只要辈分排行有别,就无需改动。

还有对历史时间的改动。譬如《东阳何府宗谱》2001年重修本,将何梦然在卢宅何府基的府第被焚的时间由元代元统年间(1334年前后)改为至正十七年(1357),两者相差二十余年,“元统”和“至正”在字形上绝无相混的可能,古人不可能搞错。史书宗谱所载,一般而言,距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越可靠,后人妄改,显系歪曲历史。附带一提,将谱名《东阳何氏宗谱》改为《东阳何府宗谱》,也理由不充分。虽然民国22年所修宗谱封面标为《东阳何府宗谱》,但其内文均为《东阳何氏宗谱》。因为何梦然一支可称何府,该支虽为东阳何氏较大的一个分支,但谱名一改,将占何氏人数大半的非何梦然后裔也纳入其内,帽小头大,逆情悖理。

望文生义。囿于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许多修谱者往往主观臆断。还是以2001年重修之《东阳何府宗谱》为例,卷一《文集·里居·林头村记》354355页今人所撰的骆太婆肇基南上湖过程如此叙述:“安人骆氏途经山清水秀之南湖,见其寓有钟灵毓秀之象征,拟转迁于此,遂翦棘培基于其地,以志占卜。翌年复往省视,所插之棘茁壮成长,应验占卜,即偕同次子汝能、幼子汝锡二公爰居南湖。”

       老谱涉及迁居南上湖缘由的有多处,民国22年重修本卷三《文集·行述·始祖·宋赠太傅六府君行状》第一页:“母骆氏携公与季弟,胥宇上湖,翦棘肇基,构堂轮奂。”该谱卷十七“世传”第七、八两页载:“厥后骆氏偕仲季二子自古竹迁居上湖,抽棘肇基。”只提到“翦棘”和“抽棘”。“棘”的本义为有刺的酸枣树,也泛指带刺的植物;“翦”通“剪”,就是砍掉;“抽”就是拔去。综合起来看,就是骆太婆砍掉拔去荆棘之类,也就是“开荒”,并没有倒插以占卜 。

有“人”无“文”。大部分新谱最为关注的是世系的衔接,往往忽略对古诗文的校对,结果造成对原文的无端破坏。更有甚者,有些新谱认为古诗文反正看不懂,可有可无,竟然将其删去,结果使得宗谱仅起到“户口本”的作用。

宗谱的核心应该是人,以及由人衍生出来的宗族的迁徙、居留、繁衍、分布,宗族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宗族成员取得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以及围绕“人”衍生的“人文”和相关的自然。因此,前人修谱或续谱,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等三十来项,无一不是因“人”而设。约略言之,则总序以溯其源,列传以表其实,世系以明宗派,第行传以次先后,列家规以定祭礼,诰敕必录,诗文具载,使家谱变成了既有“人”也有“文”的家族史或宗族百科全书,兼具存史和教化的功能。如果没有了这些内容, “人”而无“文”,则仅存赤裸裸的躯体。许多新谱的最大缺憾往往在此。

修谱应当填补人文空白,对于新谱与上次修谱几十年间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政界军界学界的翘楚、享有盛名的地方士绅、从事慈善事业的乡贤,应当予以增补。现时缺载,随着时光流逝,势将湮没无闻。人之所以为人,并非只有动物的延续生命传宗接代的功能。不仅重视“人”,更重视“文”,应该成为后人修谱的圭臬。当然,现代修谱,自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勿陈陈相因,拾前人牙慧。

修谱者应具备的素养

旧时代,宗族兼具社会自治功能,修宗谱与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等共同组成的宗族制度,形成了当时社会最基础的民间自治体系。宗族对宗族成员身份的确定和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人们对修谱也有相当高的认同和热情。当今修谱,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的原因,一是宗谱已丧失身份认证的功能,不像旧时代不入宗谱或被勾出谱(旧称“革谱”)就会跌入社会最底层,沦为“小姓”——贱民,在居住(不能与大姓混居,只能住凉亭侧屋、庙宇外屋)、升学(三代之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就业(不能从事泥木铁石等相对高贵的职业,只能从事理发、阉猪、演戏、吹打、皂隶等所谓低贱的职业)、婚配(不得与大姓或名门望族通婚)诸方面处处受限,一切上升的通道均被堵死。失去宗族成员的合法资格——失籍或被除籍,失去宗族的荫庇,被认为甚于死刑。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宗族对其成员的约束力已微乎其微。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人员流动频繁,家族聚居的形态正渐渐改变,族人散居天南海北,给人员的联系、材料的搜集带来困难。三是年轻人往往忙于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此项工作,热心于此的往往是老年人,而老年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上述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恐怕是主观上的原因,大多数人对宗谱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宗谱重修续修与否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因而缺乏参与的意愿。

从目前所见的新谱看,绝大多数是由热心于修谱的老年人修成的。这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报本敬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将世系的接续视为对家族、对子孙最后的责任,再加上大多儿孙绕膝,身体尚健,又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不辞辛劳,不怕烦难,挑起这份重担。正因为如此,参与修谱这项文化工程的——尤其是主修者——往往不是文化人。而宗谱属于文化产品,修谱自然也是一项文化工程,是应该由文化人参与或主导的工程。

宗谱作为文化的呈现,智力的结晶,修谱者的素养决定宗谱的质量,高素养的人,才能纂修出高质量的宗谱。那么高素养应该包含那些方面呢?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则修谱与修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须德、才、学、识兼备。

史德,是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提出的。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动机要纯正,不为名,不谋利,坦坦荡荡、踏踏实实、正直客观公允地修史。沽名钓誉、见钱眼开、心术不正、心态浮躁、偏狭固执的利欲熏心之徒、刚愎自用之辈是修史的蟊贼。

章氏提出这一点,是对唐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补充。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用现代语言来解释,所谓史才,即修史所应具备的才能,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撰写文章的能力,亦即文字方面的才华和编史修志的技能技巧。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和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延伸到谱学上,则涉及科举、官制、历法、舆地等方面。史识,即历史家的观察力和见解,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义。”它既包括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能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判断各种历史现象,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在才学识三者中,以识最为重要,清代学者袁枚曾言“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史德”“史识”是从品德和思想方面提出的要求,“史才”“史学”是从基本功方面提出的要求,也是文化人才可能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必须德才兼备、品学俱佳,具备相当的道德素养和业务素养。况且,素养两字,顾名思义,系日积月累,平素养成,绝非一蹴而就可以幸致。

以此衡量当代修志修谱人员,素养兼赅、德才学识皆具的人少之又少。应该说,他们大多有很高的热情,可能没什么私心,确确实实想干一件承前启后的好事,在“德”字上似乎无可挑剔。但修志修谱,不是单凭热情品德高尚就可以办好的。缺乏谱才,就看不懂文言,辨不清繁简,断不清句读,写不通文章。缺乏谱学,则搞不清时代背景,弄不明公元干支。缺乏谱识,识见庸劣,格调卑俗,势必媚权谀钱,褒贬失当,评价失衡,缺乏公正。

昔人修谱,非常重视与修者的素养,其中当然包括文化素养。必请进士出身的官员戚谊或名士宿儒参与其事,以保证谱牒纂修的质量。前人认为:“族之谱,必须族之贤者而后可也。”(民初赵贻第语)《高城外厅吴氏宗谱》载:“或十年二十年,当循时依例修续,须延宿儒及宗裔之文学者更加润色,以重宗典也。”

如果说,前面所述是对一般修谱人员的要求,那么,对主修者则有更高的要求。众手修谱,谱成一人,主修者的水平至关重要。因为主修者的德、才、学、识也决定了谱牒的档次和品位,这也好像作家的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水平,所以,确定了主修者也大体确定了谱牒的档次和品位。当然,主修者若具备相当的组织能力,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审慎抉择,择善而从,自是另当别论。

对旧谱的继承

所谓继承,是应当对旧谱有足够的尊重,从保存文献的角度,旧谱的文献应当全部保留。有些内容目前看似无用,说不定若干年后有大用场。除了世系序列、人物排行、生卒时间等方面明显的错误可以直接改正外,对于旧谱中的文章万勿随意窜改。因为现代人的古文功底很少能超越前人,一旦窜改,等于毁损原作,从而使精华变成糟糠,迹同破坏和毁灭。若发现文中真有谬误,也应当在保留原文的基础上用加注的方式解决。最好请高手标点古文,以利阅读,因为文献的价值不在于深扃固钥,无人问津,而在于传播和利用。这里特别强调,标点者须为高手,否则就如鲁迅先生所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固然,旧谱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有些宗族由于人才缺乏,将修谱的主导权付诸谱师。谱师为了蒇事,用东拼西凑的方式成谱,抄袭、挂靠、伪造、嫁接成了常用手段。譬如唐太宗赠给厉文才的一首七言诗,居然见之于十几家姓氏的宗谱,于是出现了唐朝人为几百年之后的元朝人写诗的笑话。在族规家训方面,抄袭现象更为普遍,有几个宗族的族规家训完全雷同。虽然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厌弃具有共通性,但不至于在制订本族规训时与他族一字不差。对待此类情况怎么办,改写当然没必要,删除也需慎重,最好的做法还是保留。应当相信在国学日益被重视的氛围之下,后人的文化素养和鉴别能力自当超越今人。在一定阶段或适当时机对旧谱文章加以整理(注意,整理不等于对前人诗文窜改删并),那是后人的事,根据当今修谱者的素养,尚不宜进行此项工作。

继承的另一种含义是应当继承前人重视族风、重视道德、重视教育、严谨编谱、造福后人的精神。上述精神在许多宗谱中均有充分展现。另外,参与修谱,往往意味着奉献,前人的这种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凤山楼氏宗谱》2006重修本保留的清代嘉道年间一代文宗阮元谱序

不继承旧谱,不尊重旧谱的表现之一,是将古人的生卒年份全部改成公元年份,其中的代表是《茂陵马氏宗谱》。改成公元年份的好处是节约版面,直观地表现古人与现时的时间距离。坏处是抹杀了时代背景,一般人看到公元年份难以立即联想到时代背景,是何朝何帝,甲申国变、甲午海战、戊戌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就被抹去痕迹。而且,旧谱记载的都是夏历,夏历和公历有三四十天的时间差,公元的元旦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而夏历尚处在上一年的十一月或腊月,要正确处理非常烦难。

表现之二是按照今人的观点对古人的作品擅加窜改。如将“粤匪”改成“太平军”之类。古人所写的文章,是彼时彼地彼情境的产物,体现了作者的胸襟、阅历、立场、观点、方法及文笔,今人难以取代,也不必对其加以删改。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擅改前人文章,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更有甚者,有的则将前人文章中不合己意的部分删去,插进自己的观点,塞进自己的私货,好端端的一篇文章成了四不像、大杂烩。须知改动即是破坏,即是毁灭,也使被改的文章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新谱的创新

任一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因应时代的变化和人们的追求有所扬弃和创新。宗谱,作为宗族存在的三大标志之一,当然不可能例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变革至为剧烈和频繁,人们的观念和生存形态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宗谱的纂修不能停留在旧时代的思维抱残守缺驻足不前,必须有所创新和进步,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变革和突破,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列大事记。宗谱的体例往往长于横陈百科,忽略纵述古今,列大事记将宗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列叙,可以补此不足。

大事记的基本内容和范围,旧谱所涉及的,一般为始祖迁徙,重要支派的分衍,重要族人的重要任职、功业和生卒,续修重修宗谱,宗祠及重要厅堂的建修,办学,族人中举、成进士、点翰林,宗族遭遇的重大天灾人祸或变故,宗族重大庆典。现代而言,一是宗族在政治上发生的大事,二是在经济上足以影响宗族乃至更大范围的大事,三是宗族成员领导、主持或参与的重要活动,四是在本地区乃至全国首创、第一或名列前茅的要事,五是对社会或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六是对本族或本地区有着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瘟疫、战事、重大案情等突发事件。祭祀祖宗、整修祖墓、纂修宗谱、建修祠宇等旧时认为的大事固然应当重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社会变革、经济开发、兴学育才、发明创新等更应作为新时代着重记述的大事。

增列村史。将族人聚居的村落予以全面而简要地介绍。内容一般为村庄沿革、始迁之祖、人口构成、地理环境、交通水利、土地物产、文化教育、杰出人物、工商诸业、百工技艺、典型建筑、文物古迹、非遗文化、重要诗文、特有民俗、故事传说等。尤需注意生产关系剧变和生产力突变的节点时刻的人和事,如“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学大寨”“生产承包责任制”等产生的影响,第一次通电、通水、通邮、使用机械动力等等。村史不仅可以让族人了解本族成员的生存和分布状况,也可为村人和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为史家研究某一时段的社会横截面提供翔实而可靠的依据。

  《安溪蒋氏宗谱》新增的下蒋村居图

以人为本。写史应当以人为中心,修谱自然不能例外。一个宗族的成就和辉煌,必然通过族人的业绩来体现。为已故的重要族人立传,使之成为榜样和标尺。编列《名人录》,注意增补自旧谱编纂迄今几十年间的名人。有一定职务、职称、学位、学历、著作者都应谱上有名(须掌握合理的尺度,譬如职务在局级以上、军职在营级以上、职称在高级以上、学历在本科以上、学位在学士以上、荣誉称号在县级以上、著作有一定价值和影响)。按其贡献和影响或立传、或简介、或列表。即使是无职务、职称、学位的有一技之长者,其一生如有闪光点,不妨在世传中用寥寥数语加以介绍,如“任生产队长十年”“曾任文宣队主角”“曾承包××工程”“曾获×××奖”“ ××××年获××××称号”“擅××技术)”“擅笛子、二胡演奏”“寡言少语,言必有中”“主持××××工作或工程等。只有这样,人物不再局限于干巴巴的生卒、墓葬、婚娶、后嗣,而是有了温度,有了立体感。值得注意的是,介绍人物时以事实说话,多定量,少定性,勿夸大其词、拔高人物,尽量避免使用“很”“十分”“非常”“优秀”“卓越”“广泛”等副词形容词以及“名列前茅”“举世闻名”等成语。

增加图片。利用现代照相技术,对村落、建筑、胜迹、人物、庆典等以图片形式存史。图片具有文字难以企及的功能,不仅直观,而且信息量大。

刻录光盘。在纸质谱牒发行的同时,附以光盘或U盘。此类电子产品成本低廉,容量大,且便于携带,利于保存和传播。

编《圆谱录》。将编谱者、捐款者、庆典、存疑、纠错情况等文字及图片资料均纳于此集,作为宗谱的末卷或附卷。可以避免今人全家福置于祖宗像前面的乖谬状况,以保持宗谱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新谱纂修几个问题的处理

新谱纂修,参与者往往缺乏经验,对许多问题形不成统一意见,以致影响团结,延缓进度,降低质量。姑提供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供参考。

1.修谱的程序如何?建立修谱班子——确定修谱章程及规范——筹集经费——调查采访搜集材料(家族世系、人物、地情、重要活动、分布、迁徙、文献、证书文物等实物及口碑资料)——分类编纂——付印校对成书——宗谱颁发。

2.内容一般有哪些?旧时一般有谱名(有宗谱、家谱、家乘等名称)、序言、凡例、目录、恩纶录、族规、家训、典制、养贤、派语、世系图、传记(世传、行状、事略、寿序、祭文、墓铭、年谱等)、墓图、墓志、祠记、艺文、谱跋及若干附录。现代往往为谱名、卷首、述略、姓氏源流、世系、居地概况、迁徙情况、大事记、人物传、排行、族训族规、文献、附录、考辨。宗谱形式以图、录为主,辅之以考、传、记、志、述、表和提要、注释、按语、照片等。

3.繁体好还是简体好?也各有利弊。繁体字利于保留文化信息,简体字利于今人阅读。建议直排本用繁体,横排本用简体。由于繁体字和简化字之间并非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如台州之“台”与台湾之“台”,茶几之“几”与几多之“几”,经历之“历”与日历之“历”,乡里之“里”与里外之“里”,咸丰之“咸”与咸淡之“咸”,子曰诗云之“云”与云彩之“云”,均写法不同,使用繁体字时应特别注意

4.直排好还是横排好?各有利弊。横排可节约纸张,直排利于世系图的查阅。同一宗谱,最好保持统一。从查阅习惯和方便程度而言,比较倾向于直排。另外,从文献收藏的角度看,宣纸线装的价值最高。

5.欧式好还是苏式好?同样各有利弊。阳修仿史记年表;苏以礼之大宗、小宗为次。后世大多将欧式苏氏简化合一,称欧苏式。大的宗族世系和世传分开好,小的宗族和房派不妨将系传合一。宗谱大多属于续修,萧规曹随即可。

6.如何补齐外纪世系?血缘的联系、基因的延续是客观存在,因而祖先也是客观存在。无论他是帝王将相、忠臣孝子,还是巨奸大盗、乞丐流氓,祖先就是祖先,不因其荣耀而标榜,也不因其耻辱而隐晦。“宗正祖真”应该是而且必须是谱牒研究的立足点和目标。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宗族的外纪世系的可靠性不高,诚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胡适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19年为绩溪旺川曹氏撰写的谱序中发问:“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老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

如果旧谱已有外纪世系,只能抱着古人姑妄言之、我们姑妄信之的态度,去承认和接受这个世系,但不能迷信和盲从。如果没有,则只能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本诸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发现、辨正、整理。外纪世系有缺漏和存疑,经过广征博采寻幽探微仍无法弥补和辨正的,应该继续让其缺漏和存疑。这是对祖先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如果为了完整而完整,为了定于一尊,为了显示研究成果,无视客观随意拼凑,则只会误导子孙,留下骂名。可以说,绝大多数宗族的外纪世系是无法搞完整的,即使勉强搞完整,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

7.用词问题。汉语词汇丰富,譬如关于死亡的记载,幼年为殇,少年为夭,青年为亡,中年为卒,老年为享年,高龄为享寿。纂修新谱时,能区分当然好,统一简化为“卒”也无妨。由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为国策,女儿可以入谱成为绝大多数新谱的通行做法。为区别承祧女与出嫁女,分别用“配”和“适”予以区分,前者列入排行,后者则否。

8.文风问题。文章是写给人看的,撰写者应尽可能地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文风问题,其中也包括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方面。尤应注意的是,随着国学的复兴和教育的普及,后人的文化水平必将超越今人,因此,凡新增的文字应当简洁而典雅,若有能力,用浅近的文言也可(是否属于文言,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区分,就是看通篇有没有结构助词“的”,若没有,则是文言,否则不是)。文章存世,所凭借的不惟据实而书,叙事井然,也当言简意赅,词约指明。人物取舍和评价的标准是对社会的贡献。祖宗面前,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一律平等,不因其财多位高权重势大而肆意褒扬,也不因其贫穷位卑而不屑一顾。还需重提前文所述的勿滥用程度副词,忌带感情色彩。行文时让事实说话,述而不论,力避章学诚所说的“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的弊端。

结    语

披览东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重修续修的宗谱,除文化人主修的少数新谱外,绝大多数质量不高,甚或质量较差,被有识者讥为“文化垃圾”。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些所谓新谱是对旧谱的破坏和毁灭。如何在新谱的纂修中步武前贤,修出高质量的作品,是摆在今人面前的重大课题。简言之,谱是人修的,质量好坏全在于修谱者,修谱者必须具备文化意识、时代意识和质量意识。

具备了文化意识,才能重视文化,对文字心存敬畏,对老谱有足够的尊重,才能将纂修新谱视为文化工程,在新谱增补的文字上讲究与老谱的衔接与匹配。具备了时代意识,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历史,正确而客观地记录历史,并且因应时代的变化在谱牒体例上有所突破或创新。质量意识其实是精品意识,具备了质量意识,才能字斟句酌,慎重下笔,仔细校对,将差错视同入喉的苍蝇,必去之而后快;在版式、用纸、装订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必使修成的宗谱观之赏心悦目,览之满目珠玑,少留或不留遗憾。

新谱的纂修又将接近一个代差——30年,许多宗族新一轮的修谱已经启动,愿修谱者重视文化,紧跟时代,注重质量,承前启后,纠谬补缺,修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人,也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为东阳地方史,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添砖加瓦。

               吴立梅2015.11.19

    原载《东阳史志》2015年第4期(总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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