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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魏徵传》中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以“清肺排毒汤”为镜，可以看清中医传承要点和困境。 清肺排毒汤在中国抗击疫情中立下了“大功”，但是它并不是一直都存在，而是应时而生，由许多药方化裁而来。这体现了中医在临床上的一个“活”字特点，如果一个中医不能在临床上做到“活”字，就不能算是一个好中医。据202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13版载，清肺排毒汤中有一味药是细辛，药典中规定只能用3克，由于拟方者认为3克太轻，6克为宜，并且也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临床实践也证明，药量的“活”用，使药方的疗效十分显著。 长时期来来，中医现代化和标准化是很多体制内的学者提倡并大力推行的，而他们的现代化和标准化，主要是体现在对药量的统一上，对中药成份的检测上，对中成药的制作上。中医在现代化的发展上，多元化发展很有必要，但是如果丢掉了中医临床上具体病情具体分析的“活”的做法和态度，就把中医发展到了歧途上。如果非要给中医弄个标准，那就是“活”的标准，中医的“活”的特性不能丢，丢了“活”性的中医传承，就是假传承，丢了“活”性的中医发展，就是假发展。中医只有临床上的“活”，才能“疗效”最大化，疗效是中医的生命力。中医丢掉“活”字的运用，就是丢掉了命。置中医的“活”性而不顾，用现代化和标准化之类的东西来束缚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是“罪人”，更应该遭到中医界的唾弃。因此，中医传承的要点是“活”，临床上只有“活”，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推陈出新，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满足新时期人民健康的实际需求。 自清肺排毒汤参与抗疫以来，我一直在想，拟这个药方的人是谁？药方出来后，很多人都在对这个药方进行分析，都在谈论这个药方由哪些古方化裁而来，口若悬河，让人听得喉咙替他发干。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面临疫情，拟出药方，还有疗效，这需要深厚的中医功力。就像人人都读孙子兵法，但是在战场中，能将孙子兵法用得好的人，并不是很多。第一次提到清肺排毒汤拟方者的人是王永炎，他在一周前的 “清肺排毒汤通过中医药抗疫百年大考” 文章中写道：“我和薛伯寿学长分析后确定为寒湿疫。葛又文拟定并提供的清肺排毒汤之所以能够快速有效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也在于精确抓住了这一核心病机。”这是清肺排毒汤的拟方者葛又文第一次被提及。葛又文第二次被提到，是在人民日报王君平的“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一文中，而看完通篇，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此外，再无更多的关于葛又文的个人信息。 清肺排毒汤拟方者葛又文信息量的稀的少，及民众对葛又文的陌生，本质上是优秀中医人的缩影，也是中医人的困境。中医发展的困境，本质上是中医人的发展困境。很多优秀的中医人其实同葛又文一样，只有数量极少的人知道他们，并且只有少数人的健康受益于他们。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优秀的中医人，大多数是低调的，这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低调使他们专心医术，临床疗效显著，低调也使他们鲜为人知。更多的时候，体制也让他们不为人知。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医全国各地的力量都及时的介入，但是人们只知道仝小林、张伯礼、刘清泉、黄璐琦、王永炎等这些带队的“官”，而他们下面的团队骨干，几乎没有人被提到。那些没有被提到的抗疫一线中医人，才是抗疫的中医中坚力量，也是这些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承工程项目的硕果，但是他们都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人才是任何事业繁荣振兴的根基，中医也不例外。什么时候，鲜花、掌声、奖金等这些荣誉和实惠，能落实到真正的优秀的临床中医人身上，中医事业或才能真正迎来发展好时光。优秀的中医人才长期被漠视、无视，必将导致中医人才的断代。如果下一次疫情再度发生时无中医人才可用，不仅是中医的悲剧，更将是华夏民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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