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梁启超写《李鸿章传》的开篇一句，大义是：天下人，只有庸庸碌碌之辈，才没有功过是非的众说纷纭。 接着梁启超又说，天下人都痛恨的，是奸雄！天下人都喜欢的，为豪杰。然而豪杰与奸雄，都是万里挑一之人，用天下“常人”的眼光，去看这些“非常人”，不免会有偏差。中国人又讲究盖棺定论，然而盖棺之后，数十年数百年还没有定论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还是别急着下结论的好。他还说看一个人，看他办的事，要考虑他在的时代，以及他所在的位置。知道了这样的道理，才可以翻开他的《李鸿章传》阅读了！ 梁启超不愧为近代鸿儒，写文是才华卓绝，给人写传亦是如椽巨笔。他的这个开篇，立马让大家，以理性、客观、冷静的眼光，来看李鸿章了！所以，这也是我文章开头放上这段话的原因！ 关于李鸿章，有太多的众说纷纭，关于他的书籍也是车载斗量。在这里，我不想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写他。我想从他一生的诗作入手，让大家看一下充满了书生豪气的李鸿章。 一：先声夺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最能代表李鸿章年轻时候的诗句，我认为是《入都-其一》 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句。
此首诗，李鸿章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晚清历史，唯我来写之意。 李鸿章，出生在1823年，死于1901年。安徽合肥人，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排行第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二先生出生时，正是世界风云变幻，中国盛极之后开始衰落，民生凋敝，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当他17岁，中国又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所以年轻的李鸿章，是怀着一腔的抱负和理想，要大展宏图，拯救黎民苍生的，所以他才如此的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也可能是，在国家的多事之秋，他有太多的东西要表达了。这进京的诗，一写就是10首。因为写到意气风发，豪气万丈，立马开始在京城风靡。 由此也可以看出，二十岁的李鸿章已经懂得了，怎样先声夺人。 二，初入京师：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初出茅庐，进入京师的那些年，也可以用他第二首《入都》诗中一句来概括，那就是“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这首诗，叙述其入都之目的：为出群，为图新。怎样出群和图新呢？下面就说，要多结交海内知名人士，要遍访有道之人。 诗言志，李鸿章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第一首《入都》的蔑视天下，睥睨古今气势，开始变成了一个虚心低调的语气，想通过别人影响自己，以此让自己变成更丰富更卓越的人。 年轻人有这样的态度和思想，前辈们大抵是不会讨厌的。所以从1843年进入京城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了他们的器重。很快也得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曾国藩的赏识。马上，他开始与曾国藩吃住在一起，接受其补习教导。 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心情和眼界。1844年，与他同榜的举人、进士两科中，可谓是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都是晚清的重臣。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同年，又与周氏完婚。这时候的李鸿章，才21岁，可以说，已经是家庭事业双丰收了！然而这对于李鸿章风雨幻海路来说，才刚刚开始。 此时的曾国藩，因为患肺病，暂居在城南的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想改变国家的意识，使曾国藩遵从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治学标准外，又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这种治学思想，也强烈影响到了李鸿章。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初入京师的那几年，大力的“遍交海内知名士”，也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波人脉积累。 三，湘军幕僚：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虽然李鸿章已经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了，但一向理想远大的李鸿章，是“出山志在登鳌顶”的，究竟“何日身才入凤池”啊？
他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平生所学付诸实践呢？“古之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李鸿章想从指点江山的热血青年，变成老成持重的晚清重臣，是必需要经历一番历练的。李鸿章的历练场，就在铁马秋风的军营中。 1851年，洪秀全等开始在江西金田村发起太平天国起义，马上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为了镇压天平天国，各地的团练开始兴起。1854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与李鸿章一起回乡办团练。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这一练就是五年，后来他父亲去世，丁忧之中，才结束了团练生涯。不过，在1859年，进入曾国藩幕府。这又是一个对李鸿章来说非常重要的时期，曾国藩为了历练他，使用了各种办法。先是让李元度、左宗棠等能言善辩之士，挫其锐气。又躬行自身，以身作则，改掉李鸿章的各种毛病。 如李爱睡懒觉，他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李又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谆谆教诲，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所以说，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时也犹如一对良师益友，互相影响。马上，李鸿章也获得了如下人生功业。
经过这一番历练，李鸿章也有当年的只会空谈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大清的重臣，这越来越接近他那“出山志在登鳌顶”目标了。 四，洋务重臣和建立北洋水师：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半为好山川。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国家终于获得暂时的安静。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们，认为大清必需要有所改变，必需要改革，必需要创新。所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家发展战略。 因为已经掌握了话语权，所以这段时间，李鸿章进入到了他的春风得意时期，这段时期他的心境又与他的《入都-其八》一诗中的心境是吻合的。他在洋务运动这块地上，能“此地尽能开眼界”，他若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一定让祖国的大好河山焕然一新，也不负他“远行半为好山川”的人生理想。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大显身手。先后创立“江南制造局”、“ 金陵机器局” 、“ 天津机器局”。此时，中国军工企业只有四个，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这真是风头无俩，无人争锋的，李鸿章一跃成为了洋务重臣。 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他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化，早已不是当年的书生意气。 也在这时，李鸿章也意识到，新时期的国家之争，已经不是陆上之争了，英法等国的远涉重洋影响东方，海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开始建设海军。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筹办“北洋水师”。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这时候，李鸿章的人生到了他的巅峰时期。 五：背锅之路开启：半局残棋存战舰，八年恨事付寒潮”。盛极必衰，是所有事物和人，永远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 因为北洋水师的正常运转需要巨大的耗资，当时国家又进入太平期，所以很多大臣又认为没必要了，再加上户部当时是被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掌握着的，常常刁难北洋水师，也经常不拨款购买船炮，导致北洋水师几乎变成了空架子。 在1894年，当日本战舰来袭的时候，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造成了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北洋水师的最高统领，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他也到日本的东京，签下《马关条约》，也是从这之后，李鸿章的人生开始转变，一下子从中兴功臣，变成了汉奸。 这时候用他的一首《登小姑山感怀》抒怀里的一句，“半局残棋存战舰，八年恨事付寒潮”，最能代表他的状态。
甲午一战，让洋务运动的成绩瞬间随风逝去，也让近代海军的建设戛然而止，也把李鸿章的一生功业化为乌有。什么叫功亏一篑，就是李鸿章的此时此刻！ 所以他登上小姑山后，不免怅然若失。然而《马关条约》只是他怅然若失的开始。中国的封建专制，导致君主们是永远没错，错的只是大臣，所以李鸿章也开始了他的背锅之路。
很多人看到这里，也该说了，汉奸就是汉奸，有什么好洗白的。不过这里我想说，李鸿章当时签的所有条约都是获得了慈禧和光绪的允许的啊！还有签这些条约的时候，不是城下之盟，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战败之国，哪里有资本与人论短长？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晚清腐败腐朽的日积月累，要是都归于李鸿章一人身上，那是大不公平的。 六：临终不甘：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甲午之战后，李鸿章也再没有实权。虽然带着慈禧的期许，去周游世界列国，看各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国家战略，但是他也不过就是看看而已，回来后给慈禧说说，也是当作一点稀奇事而已，老佛爷连权都舍不得放，怎么会允许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立宪改革。 终于在1901年，也就是他边吐血边前晚《辛丑条约》的那一年，他也满心不甘和满腹担心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在临终时候，他也不忘写了一首《临终诗》。一句“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满是烈士暮年的壮志未酬，所以他又悲壮的吟出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无奈和慨叹。
担心归担心，不甘归不甘。然而李鸿章，他也算是完成了他辈之人的家国使命了。一生外交可圈可点，办洋务，办水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努力影响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在他的位置上，算是尽力了！ 这让我想到，在《走进共和》中，当北京沦陷，梁启超找到他，给他出上中下三策。面对“推翻帝制，一统天下”的第一二上策，李鸿章只是选了，进京卑躬屈节当卖国贼的下策，最后又无奈感慨的说出：“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的忠心肺腑之语。 所以说，李鸿章一生即使是搞洋务也好，即使是卖国也罢，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是一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支撑，所以他打心眼看不上袁世凯，所以他受到了天大的屈辱，也要把它们咽到肚子里，谁让他所忠的是“慈禧”啊？ 小结：一生风雨裱糊匠。李鸿章的功过是非，经历一百多年，还是没有办法盖棺定论，我也感觉有人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侧目不屑。李鸿章也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的，是那种几十年几百年后也没办法下定论的人。 也许他这种复杂的人生，根本不需要什么定论。不过他自己对自己的一句概括，倒是与今天我们再细看中发现的他，是相当吻合的，那就是：“一生风雨裱糊匠”！
所以说，只要放下得失心，冷静的审视自己，自己终究还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李鸿章所在的晚清，就是一间破败的屋子，大梁和框架都腐朽的不能再腐朽了，要想这间大屋由内到外光鲜亮丽，已经根本不可能。但李鸿章生在其时，受恩于其时，推掉破屋，与自己的道德操守相违背，所以只有做些裱糊的这种表面工作了，大屋倾塌，是早晚的事。 所以说，这个“裱糊匠”的称呼，大概真的可以作为李鸿章的定论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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