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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莉雅 整理 □ “中医药与抗疫”特别报道④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中医药一直也是世界上唯一连续5000多年没有中断、没有断代、一直连绵生息的医药学。 在中医药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中医药名家灿若繁星——神农氏、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他们的独特诊疗方法及治疗经验已成为中医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著作，构成了博大精深而又璀璨夺目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中医药开创无数“第一” 神农氏是中国传说中农业和中药的发明者，古代文献中论述“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如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就是对神农氏的推崇。 提起历史上的中医名家，首推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 在治疗方面，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他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切按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他认为对疾病需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里，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东汉时期的华佗也是一位创造了很多“第一”的中医名家。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声誉颇著，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他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因此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1600余年。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并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 华佗在中医界闪耀着光芒，与其同时代的张仲景也为中医学创造了数个“第一”。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伤寒杂病论》。它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令人敬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张仲景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医学家之一。他为我国的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细数中医名家，孙思邈应该是创造“第一”最多的名家，在中医药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朝廷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并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孙思邈是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儿科的人，是第一个将美容药推向民间的人，也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并且是第一个发明手指比量取穴法的人。 孙思邈还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创立“阿是穴”、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第一个提出多样化用药外治牙病、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他还是第一个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并且是第一个提出“针灸会用，针药兼用”和预防“保健灸法”的人，也是系统、全面、具体论述药物种植、采集、收藏的第一人。 孙思邈还有很多首创：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首创用胎盘粉治病、首创使用动物肝治眼病、首创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首创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早1000年），他还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1000年。 孙思邈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尊为“药王”。 中医药百花齐放 中医药历史上，有很多中医名家，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做出无数贡献，让中医药百花齐放。 葛洪是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他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它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所以，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另外，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就是狂犬病，他提出了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比欧洲的免疫学早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这些都记载在他的《肘后备急方》里。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而葛洪所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他才是第一个最早记载天花的人。另外，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记载，葛洪还著有《肘后救卒方》三卷，使医者便于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故此书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西晋的皇甫谧也是一位流芳千古的中医名家。他所著的《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被誉为“针灸鼻祖”。 十二卷的《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今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受到人们的欢迎。 钱乙是我国宋代著名中医学家，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 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失。它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也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以及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到了明代，著名的医学家辈出，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他是明朝著名的医药学家，自1565年起，他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几十个寒暑，三易其稿，才完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书中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这种分类方法是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时间的脚步走进清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当属叶天士。他除了精于家传儿科，还十分精通诊治温病，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他著有《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在中国医学史上，叶天士是一位具有巨大贡献的伟大医家。后人称其为“仲景、元化一流人也”。他首先是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又是一位对儿科、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科无所不精、贡献很大的医学大师。 五千年文明熠熠生辉 到了近代，中医名师也层出不穷。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为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恰是一部中医百年兴衰史的缩影。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多位杰出的中医学家崛起于华夏大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渐形成了名医荟萃的局面。北京四大名医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悬壶京城的。 汪逢春（1884—1949）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他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参与者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 孔伯华（1885—1955）在1934年曾与萧龙友一起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五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萧龙友（1870—1960）也为一代名医，他重视辩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治愈了很多疑难病症。他培养了数百名中医人才，为我国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施今墨（1881—1969）对中医理论有很深的造诣，创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七清三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诸法。他是中医革新和中西医结合的先驱，曾提出“中医现代化，中药工药化”的口号。 施今墨还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播，为我国中医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西医课程，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医学院。还创办过中医学校、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 刘弼臣（1925—2008）是著名中医学家、中医儿科专家，是中国中医儿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从事中医儿科医疗、教育、科研工作达60年之久，医德高尚医术高超，被誉为“东方小儿王”。 他擅长治疗小儿高热、肺炎、急慢性气管炎、哮喘、小儿厌食症、紫癜、肾炎、肾病、癫痫、脑积水、川畸病、情感交叉磨擦症、脑功能轻微障碍症等疑难病证，尤其对小儿重症肌无力、病毒性心肌炎、抽动秽语综合征疗效显著。 刘弼臣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悉心传授给学生。从事中医儿科教育工作近60年里，聆听过他的教诲，经他带教的学生，遍及祖国四面八方及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邓铁涛（1916—2019）作为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医发展和传承做出了贡献。 邓铁涛从事中医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60多年，对重症肌无力、冠心病、高血压、中风、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红斑狼疮、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抢救等，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他擅长以中医脾胃学说论治临床各系统病证。1985年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广州市科技成果四等奖，技术转让费5万元全部贡献给振兴中医基金会。1991年，邓铁涛教授主持的课题《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非典”时期，邓铁涛教授较早发表论著《论中医诊治“非典”》，为中医药防治SARS提供技术指导，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命为抗“非典”专家顾问组组长，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抗‘非典’特殊贡献奖”。在他90多岁高龄之时，仍不断探索临床新领域，与广东省中医院心脏中心合作，开展围心脏手术期的中医药治疗研究，大大提高了心脏病人对手术的适应能力，促进术后的康复。 在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中，无数中医名家付出了心血，一代代的中医人将这些宝贵的中医学“遗产”保存、流传、扩大，让中医药历经5000年历史依旧灿烂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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