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华，便不可不读他的经典之作——《活着》。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的老黑奴一生困苦，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老黑奴“以歌报痛”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创作一篇类似老黑奴的小说，因此便有了与老黑奴一样坚韧的福贵。 受当时出版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部小说1992年发表于《收获》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可其后短短几年《活着》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第三届世界文学“冰心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合众国际社曾经这样评价《活着》：
 由此可见，能被誉为中国《约伯书》的《活着》它并非仅仅是一位耄耋之年老人的回忆录，而是蕴含着他的生存的哲学。 1980年代的余华，自称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 ，他以“先锋文学”登上文坛，前期所创作的《死亡叙述》、《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作品，无不是用一系列以摧残与杀戮为主题的暴力事件，血腥的让人不敢直视。甚至有读者认为，他笔下的世界像是一个“屠宰场”。 他常以细致而又铺张的细节描写，通过带有血腥味儿的“愤怒”挑战甚至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常识性的审美范式。从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看来，他暴力性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只是先锋艺术的一种叙事策略。
与他前期的作品相比，《活着》这部小说中没了暴力与血腥、少了冷漠与诡异，却多了些许温情与悲悯。这一时期的余华从先锋实验逐渐回归到传统的写作，他将目光投向现实，由精英叙事逐步转向民间叙事。他不再极力地表达自己，表达人性中的善与恶，而是开始关注故事中“人”的自身的价值和逻辑。 在这部转型之作中，余华隐身其后，将话语权交给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从这位老农的视角出发，小说中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铺张的细节描写，就连至亲之人的死亡也是一笔带过。例如对于福贵父亲的死，只用了一句“脖子一歪，脑袋顺着粪杠滑到了地上”，但越是简单，读起来越是让人感到悲痛和震撼。悲痛于福贵苦难的一生，震撼于他对于苦难的忍受和对命运的和解。 教育的缺失是福贵苦难的开始年少时的福贵是地主家的阔少爷，他锦衣玉食，目空一切。家里的雇工“长根”是他的代步工具，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是“儿子”。私塾先生对他爹讲：“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 他爹骂他是孽子，无可救药，但他仗着自己是徐家的独苗，想着不管怎样父亲都不可能让徐家断了香火。所以，他无可救药又如何？ 应了先生的那句话，长大后福贵真的成了“二流子”。他娶了米行老板的女儿家珍，家珍漂亮贤淑，但他嗜好独特，喜欢城里妓院里的一个胖女人，但这样的喜欢只关乎享受，无关情感。他晚上乐于躺在妓女身上寻欢作乐，白天乐于骑在人家的背上招摇过市。
不仅如此，每次妓女背着他从丈人门前经过时，他都特意向丈人“问好”，被几次气病的丈人再次远远看见富贵像极了耗子躲着猫。  在年轻时福贵的眼里，妻子算不得什么，妓女算不得什么，岳父算不得什么，那父亲呢？在他眼里，曾经父亲与他无异，都是浪荡公子哥。 自从福贵迷恋上妓院之后，便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赌场。赌博让他感到紧张和舒坦，是他人生的乐趣。而且，他还想靠赌博把他爹败掉的一百亩地赢回来进而光宗耀祖。 父亲得知他赌博，气急败坏地想打他，他不仅拦下父亲哆嗦的双手，还要怼一句：
在福贵眼里，曾经与他一样吃喝嫖赌，还输掉了家里一百多亩地的父亲毫无长者的威严，而福贵的母亲也一直没有维护丈夫的“父亲”形象的意识。富贵父亲训斥富贵没有光宗耀祖时，母亲嘿嘿一笑，告诉儿子，其父年轻时与他一样。在家珍埋怨丈夫留恋妓院时，她一边为儿子开脱，一边揭丈夫的老底，她说：“男人都是馋嘴的猫。”所以，父亲的管教于他而言苍白无力。  虽然小说关于福贵性格形成的原因交代不多，但从寥寥数语可以看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缺少言传，更没有身教。有的只是沉迷于妓院和赌场的父亲对他的疏于管教，和母亲无底线的宠溺。福贵看起来有钱有势，但其实目光短浅，不谙世事，是典型的地主家的傻儿子。 直到龙二在赌场设局骗光了他所有的家产，他一夜从阔少爷变成一无所有的贫农，现实才给他上了沉痛的一课。紧接着父亲也含恨而终，他临终前告诉福贵：
只是一切都为时已晚，牛变成鸡容易，可鸡要想再变成牛何等的不易。 贫穷是福贵苦难的根源父亲死后，身怀六甲的妻子家珍也被岳父接回了家。家破人亡妻离，他一夜从云端跌落谷底，在悔恨中靠变卖一些零碎的家产消沉度日。直到家徒四壁，他才开始振作起来，因为他得养活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于是，他租了龙二的五亩田地，脱下丝绸衣物，换上了粗布麻衣，当起了佃农。 庆幸的是，家珍回来了，还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家珍的归来，给这个家增添了新的希望和光芒。对于此时的福贵来说，能有什么比一家人团圆更加要紧的。 那时正值内战后期，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又有几个人能掌控自己的生活。父亲死后不久，福贵的母亲也病倒了。雪上加霜的是，福贵在给母亲求医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这一去便是两年。两年里，他看到与家相仿的茅草屋会低下头来哭泣。被敌军包围时，他苟且偷生只愿有朝一日能见到妻儿。风雪交加的夜里，在千百个伤号的凄惨的哀嚎和呜咽里他咀嚼着对亲人的思念等待天明，一早起来周围尸横遍野。  他历经艰险再次回到家，母亲早已病逝，女儿凤霞因发烧无钱医治成了哑巴。即使如此，命运依旧不肯放过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儿子有庆在大跃进中因给县长夫人献血而亡；女儿好不容易嫁得一疼惜自己的丈夫，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难产而亡；紧接着，家珍也病故。亲人一个个相继离世，就连女婿二喜也意外身亡，外孙苦根吃多了豆子而被撑死，最终只剩他独自一人。 纵观福贵的一生，他一直被束缚在“贫困”的枷锁中，他所经历的苦难无不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母亲及妻子久病无医而亡，女儿被迫送人；也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为了让脚上的鞋穿的久一点，每天光着脚丫子在家与学校间奔跑。若非如此，他怎会练得一身长跑的本领第一个跑到医院献血的，却因抽血过多而死；孙子苦根也是由于长期饥饿，一下子吃多了豆子而死。
在那个特殊时期，“贫穷”是与富贵一样的底层劳动人民们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难题。然而，命运不会因为你身处困顿便垂帘你。相反的，越是极度困顿，苦难便来的越发猛烈。 “忍受”是福贵面对苦难唯一的方式
这是作家洪治刚在评论余华作品是对福贵的说法，在他的眼中亲人对于富贵来说是一根根肋骨，可以想象，命运无情的将他们一根根的剔除时，对于福贵来说内是怎样的疼痛，和煎熬。但面对种种苦难，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痛斥，更没有呐喊和反抗，他有的只是痛苦地“忍受”。  这是福贵面对苦难的方式，也是他所代表的农民阶层面对苦难的方式。余华将他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农村具有普遍的意义。作为整个社会底层，几千年来的历史动荡之中，那片土地承载着历史的重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承载着巨大的苦难。 他们力量弱小，地位低下，无力去改变生存的处境，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管是给予还是掠夺。无论是“以生拒死”还是“以死求生”，“活着”成了他们唯一的渴望。 余华在文中设置了八次反常态化的、重复性的死亡，他以死来彰显活着的的艰难。这里之所以说是八次，是因为除了七个亲人的死亡，还有福贵唯一的朋友春生的死亡。春生生前曾是“县长”，他算是上流社会的代表，最终经不住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迫害自杀身亡。但身为农民，经历无数打击的富贵却活了下来。这种并置结构的运用更加凸显《活着》的这一核心。 亲情给了福贵“忍受”的动力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支撑着富贵面对苦难的仅仅是对活着的渴求吗？不管答案是什么，在富贵苦难的一生中，贤惠的妻子，乖巧的儿女给了他无限的慰藉，家人一直是他内心的支柱。家道中落他福极颓废之际他看着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他想：
当他从战乱中逃回家时，家珍说：“我也不想要什么富分，只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女儿凤霞送给别人之后讨回来，富贵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家珍大难不死，富贵在凤霞耳边说：“全靠你，全靠你心里想着你娘不死……。” 家人是福贵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让他不得不去忍受苦难，而同时又给了他忍受苦难的动力，因为有家，所以面对苦难他并非孤立无援；因为有家人，所以你不能恣意妄为，不能累了就停下，痛了就喊疼。 家人给了福贵面对苦难的勇气，而苦难给了富贵一股子的韧劲和坚毅。这才有了夕阳下从容平静，与老黄牛为伴的那位苍老的身影。 
正如柴静所言，来这世间走一遭，似乎没人能逃得过命运的捉弄，或迟或早，总会经历我们未曾预料的磨难和煎熬。所以，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之中，心突然就空了，没了支撑着活下去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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