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王朝陷入西方列强瓜分的国难形势下,由民间自发而起的一场极具国民革命精神的武装爱国运动。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义和团打出的旗帜是“扶清灭洋”,主要打击对象是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这让各国列强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如果继续走瓜分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这是义和团发布的一条公告,从中就可以看出义和团是具有民族意识觉醒的! 故而,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参与和清王朝谈判的美国特使柔克义,在写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中,提到了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义和团的看法: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这是列强对义和团最清晰、明确的评价,也促使了海约翰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7月先后向各国列强发出照会,提出了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当然,为了扼杀已然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维系在华的利益,各国列强在和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时要求清政府一旦发现类似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爱国组织必须立即镇压,同时停止武举和禁止民间习武,“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②,“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③ 然而,这场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爱国运动组织,如今却被一些人打上了“野蛮”的标签,认为义和团是一场盲目的的排外运动,不值得肯定和提倡。 那么问题来了。 明明是一场反帝反侵略的爱国革命运动,为什么还会有人对义和团产生质疑呢?汪郎认为,关键在于义和团并不是一个紧密的组织,以至于被有心人利用,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背负了“野蛮”这口沉重的锅。 义和团最初只是山东冠县团民在首领朱红灯的领导下,和当地的西方传教士及教民争夺信仰话语权的文化反击战。而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席卷华北,和清政府内部的一位野心家分不开的,他就是端王载漪。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并重新摄政,从而引发了国内社会及各国列强驻华公使的舆论谴责。但慈禧一意孤行,为达到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君的目的,她采取了折中策略,即“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时为乙亥年,公元199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向中外发布不能生育,立溥儁为皇太子的上谕,并决定于农历庚子年新年举行禅让庆典,这就是“乙亥建储”事件。 这位名叫溥儁的储君,就是端王载漪的次子! 然而后党策划的废立政变是极其不得人心的。故而诏令一下,不说各国驻华公使的拒绝和警告,即使是大清朝封疆大吏们也都极力反对,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公开发言。 而当时的上海电报局总办,松江府候补知府经元善联合蔡元培、黄炎培、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等1231名维新人搞起了万人保皇签名运动,提出了“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的政治主张,明确反对建储。 在这种群情激愤的社会舆论下,后党十分孤立和被动,这自然引起了载漪的强烈不满。 在载漪看来,大清国的朝臣、士绅们之所以敢站出来反对“建储”,就是因为洋人在背后教唆,因为大清的洋务多集中在南方,南方各省督抚、士绅们和洋人的交道极深,加上洋人的武装干涉(英国公使窦纳乐调军舰停泊在塘沽口岸,以示自己非常关心大清国的朝局稳定),让汉人督抚们有持无恐。 所以他需要一股力量搅浑局势,打击洋人的嚣张气焰以达到建储的政治目的,而这股力量就是义和团。 义和团是反洋教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文化侵略,即列强以传教为名行侵略之举。 这些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吸收歹徒成为教民,扩充教会势力,作威作福,企图打破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并阻止普通教民敬天尊地祭拜祖宗,这种行为严重激发了教会和中国民众之间的冲突,才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基于此,在载漪(时任总理衙门一把手)及其党羽的鼓吹下,因为乙亥建储而遭到洋人非议和指责的慈禧太后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性,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灭转为招抚,允许义和团入京,支持义和团灭洋。 义和团入京以后,载漪为了进一步达到政治目的,不仅放低身段接见义和团首领,还调动仇视洋人的甘军董福祥部配合义和团灭洋,以突显朝廷对义和团的重视。除了这些,载漪还利用义和团的“仇洋”情绪,亲自带着义和团捕杀各国使馆人员,甚至下达了杀洋人即可领赏的告示:“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 这样的后果就是,1900年的6月10甘军杀死了日本公使馆书计生彬山彬,6月20日载漪劫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就在同一天他还带着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使馆区;6月25日他又带着义和团冲进皇宫试图杀死光绪帝等等,这种种举动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有部分义和团已经成为清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顽固分子用来打击异己,妄图废帝立储的工具。 被统治者内部的顽固、盲目排外分子所利用,这是义和团被打上“野蛮”标签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义和团为什么会被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呢?因为义和团高举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帜,而且团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下,面对官府的蛊惑和招抚,义和团的首领们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判断能力。 况且义和团成员的成分太复杂了,以至于影响了义和团的纯洁性! 义和团其实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组织,相反他们只是在共同的信念下由社会底层人员组成的一个松散军事武装联盟,除了“扶清灭洋”外,他们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革命纲领。 而义和团的人员成份复杂性在于,这样的松散组织无法严控人员的进出,以至于团民之中混进了不少流氓无赖、落魄官军、富绅,甚至还有王公贵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这也就导致了义和团内部出现了官团、私团、假团之分。 官团是指接受清廷设定的“团规”后,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并从官府手中领取粮饷,听从官府调遣的团民组织。 私团则由团民自发组织,自行设坛并从事“灭洋”革命斗争,具有着很强的独立性。 而败坏义和团名声的就是假团。 因为义和团对人员的管控并不严格,这自然就给了洋教教民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反击义和团,不少洋教教民假扮义和团做一些破坏大清法纪,败坏义和团名声的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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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教民冒充义和团外,还有不少不良分子混进了义和团的队伍,利用官府对义和团的默许做些鱼肉百姓,欺压良善的不法之事。
所以最初的义和团纪律确实严明,实行的确实是保家、卫国、安民的革命斗争。
然而到了后期,因为义和团鱼龙混杂,初期的纪律和制度已经无法对团民进行约束,加上那些冒充义和团的不良分子和洋教教民的破坏,导致义和团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是义和团被打上“野蛮”标签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败坏义和团名声的不良分子就否定其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事实上,在反侵略的斗争中,义和团和侵略者是有过正面抗击的,这就是由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参与狙击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捷”。 客观的说,这场阻击战的主力部队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但义和团不畏生死,表现的并不差。 但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矛盾重重,双方不但没有在后续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形成互助,反而互相伤害。这样的后果就是在后续的八里台保卫战中,聂士成在前方抵抗八国联军,后背却遭到义和团的攻击,以至于将军喋血沙场,为国捐躯。在这个过程中,聂士成的母亲、妻儿被义和团掠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当然,目前无从知晓掠走聂士成家人的是否是“假团”,但可以肯定的是,曹福田在天津保卫战中一直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八国联军展开拉锯战;聂士成阵亡后,曹福田还坚持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攻打天津租界。 然而天津失陷后,京畿之地再也没有强兵防御,慈禧只得西狩,最后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再一次转变了态度,进而对义和团进行围剿,这就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投机分子对义和团的污蔑,并对义和团进行清算,如曹福田于1901年5月在静海县被清廷抓捕后杀害。 这和此前“以义和拳为奇货”而尽显谄谀之态形成了天壤之别,这也是义和团被打上“野蛮”标签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当然义和团的结局不言而喻,这场民间自发的爱国运动最终在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了,但其所带来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肯定的。 义和团运动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顽强斗志,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试图瓜分中国的设想,让当时谋求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的仁人志士们看清了一个真相,即在清王朝腐朽的本质下,任何改良的手段都拯救不了中国,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而由此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 正因为如此,遭受沉重打击的义和团余部在认清了清政府的本质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口号,如田燮经、李冈中、景廷宾、赵三多等义和团首领并没有退却,反而竖起了“反清灭洋”的大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注: ①《列强对华财政控制》 ②③《辛丑条约》第十款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西巡回銮始末·卷2·直隶提督聂军门死事记》 《庚子国变记》 《庚子记事》 柳青 《从社会分层理论看义和团的人员构成》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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