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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人物画流行的崇古之风是如何来的?

 夕阳红老来少啦 2020-04-02

明中期正德至嘉靖年间,画院渐渐衰落,以苏州为中心崛起了一批文人画家,代表人物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此时文坛上的复古思潮对吴门画派的人物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求晋唐高古雅致之美,师法古人,设色淡雅,表现为低明度的用色,上色薄且透,或以墨色作底,或将墨色调和到颜料中去,或者用墨色大面积渲染画面。

这是一种水墨淡彩的赋色风格,“以墨为主,以色为辅”是两宋以来文人画逐渐形成的技巧,对当时苏州地区的人物画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沈周、文徵明二人,师法古人并摹古创新,取各家所长,融入自己的体会与感悟,并加以变化。如文徽明《湘君湘夫人图》,着色主要为墨色、朱磦以及白粉,点状的厚重的黑色发髻与大块的朱红色的轻薄纱衣形成平衡关系,偏橙红色的朱磦层层推进,面部略施白粉,画中人物与印章、题跋相结合,色彩以红、黑、白三色为主,以少取胜,整个画面疏简高古。

将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与魏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稍作对比可以发现,《女史箴图》在设色上也是以朱、墨、白为主,两者在用线、造型及染色上有所相似,文徵明的用色更加轻薄透亮,顾恺之的则更加厚重端庄。对古意的追求使得画家在赋色上更重视雅致清丽,色彩趋于浅淡化处理,更偏向主观化,出于画面意境的需要,色彩多以墨为底,轻透而不轻浮。

唐寅和仇英两人则不同于沈周、文徵明更重文人意趣,因两人皆师从周臣,学习南宋“院体”画风,所以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文人画的笔墨意趣,还带有“院体”的工丽严谨,呈现一种细腻与古雅融合的风格,设色上出现重彩艳丽与淡雅清丽两种类型。唐寅早期在重彩人物画创作中主要师法唐代人物画,设色艳丽不失典雅,发展了“三白法”,如《王蜀宫妓图》中的女性均用白粉敷面,在其额头、鼻子、耳垂、下颌处染上厚厚的白粉突出面部,服饰上局部施以浓艳的色彩,表现绮罗绚丽的同时,也让画面色彩有轻重变化,人物空间上有前后之分。

他的晚期作品多用水墨和淡彩进行创作,如《风木图》,为水墨淡设色写意人物画,用墨的干、湿、浓、淡来表现画面层次,笔法洒脱,风格苍秀。仇英在重彩人物中则多用粉质颜料调和。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画》中提到:“反作金碧山水中人物,无论青红,总须加粉,则颜色久久不退。唐六如人物多不用粉,而仇十洲则非合粉不行。”如《剑阁图》《人物故事图册》等作品中,人物服饰用蛤粉、佛青、朱砂等粉质矿物颜料上色,显得亮丽又稳重。

同时,受当时文人的熏陶,仇英的作品中也有一批设色清丽,更显文人画意趣,如《右军书扇图》,右军白衣高古坐于石桌前,后有童子侍立,墨笔勾勒山石并加以皴擦,染上石青石绿,树木高大苍劲,青绿的山水背景与白衣高士形成对比,整个设色清新淡雅,高古中正。唐寅与仇英的两种人物设色方式———重彩与淡彩,细腻与古雅并重,既表现了他们高超的设色技巧,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的文人意趣,这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市场需求与文人审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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