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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集） 李元昊死后，他二岁的幼子即位，称毅宗，由小皇帝的母亲当政。这期间铸造了西夏文的“福圣宝钱”，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夏文文物。1914年罗福苌写的《西夏国书略说》中，最早著录了此钱并附有拓本。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萌城乡的一处窖藏出土两枚，为传世品的认定提供了依据。因为只铸造了这一种西夏文字的钱币，而且仅仅发现了三枚。当时铸造钱币，应该是为了政治上宣示独立的用意，社会上流通使用的应该还是宋钱。 此后的惠宗、崇宗也都是孩提即位，由皇太后执政。 惠宗铸造了西夏文的“大安宝钱”和汉文的“大安通宝”。 西夏文“大安宝钱” 大安宝钱是西夏文钱币中出土最多、著录最早、流布最广的一种。最早见于宋朝洪遵的《泉志》，因为不认识西夏文字，而被归为屋驮、吐蕃，称为“梵字钱”。乾隆朝的《钦定钱录》转袭《泉志》的观点仍然将其归为“梵字钱”。嘉庆年间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才将它与西夏联系起来，直至《西夏国书略说》才最终将钱文释译出来，并特别说明这是以往的古钱币收藏家所不知道的。直到这个时候，学术界才知道西夏除了用汉字铸造钱币之外，还铸造了西夏文字的钱币。 汉文“大安通宝” 大安通宝，是目前发现的西夏铸造的最早的汉文钱。钱文是隶书直读，旧钱谱中都没有收录。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辽代窖藏出土的20多万枚钱币中，发现了一枚，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西夏文的大安宝钱。惠宗年间同时铸造汉文大安通宝和西夏文的大安宝钱，反映了西夏国内围绕实行汉礼还是蕃礼，即与大宋王朝是和好还是对抗，两种政治势力之间激烈斗争的情况。 惠宗亲政之后，主张恢复汉礼而铸造了大安通宝汉文钱。但是，坚持蕃礼的梁太后对惠宗的政策不满，就发动政变囚禁了惠宗，引起国内大乱，北宋也乘机发兵。梁太后为谋应对之策，就用西夏文字铸造了大安宝钱，想以此来唤起党项民族的独立意识，凝聚人心，与国内的亲宋势力相抗衡。于是，铸钱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西夏不同与辽和金朝的地方。 西夏文“贞观宝钱” 崇宗铸造了西夏文的“贞观宝钱”和汉文的“元德通宝”以及“元德重宝”。 西夏文贞观宝钱，在清代钱谱中没有著录，1937年才被发现，是发现最晚的一种西夏文钱。钱文中的第四个字与其它西夏文钱不同，该字的原意为“根本”的“本”，引申为“钱”字。发现的数量极少，1998年宁夏盐池县曾出土1枚，收藏于宁夏博物馆。 汉文“元德通宝” 元德通宝有隶楷混书与楷书两种，嘉庆年间发现于凉州，收录于《吉金所见录》。另外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1枚传世品。元德通宝是西夏汉文钱币中发现最少的一种，因为文献中没有记载，存世又极为稀少，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安南的钱。1987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钱币605公斤，其中有元德通宝3枚，证明该钱确实为西夏所铸。 元德重宝，为折二钱，以重宝作钱文，到目前为止，在西夏钱币中只发现这一例。1979年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1枚，现藏中国钱币博物馆。 第五代皇帝仁宗在位五十四年（1140-1193），这时西夏的经济、文化都达至鼎盛。 天盛元宝 仁宗铸造了汉文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西夏文钱“乾祐宝钱”。《宋史·夏国传》记载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因此，天盛元宝是西夏历史有明确记载的钱币。 天盛元宝有铜质、铁质两种，是西夏钱币中出土数量最多、铸工最好，也是钱文最美的一种，是西夏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 历史上，以“乾祐”为年号的政权，有“五代”的后汉隐帝刘承祐、“十国”中北汉刘旻以及西夏的仁宗李仁孝。其中，后汉铸造的是汉元通宝，北汉则没有铸钱，乾祐元宝为西夏仁宗所铸。它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上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多次出土，有铜质、铁质两种。铁钱大小悬殊，轻重不一，版别较多。铜钱中还有一种钱文是行书的，与楷书组成对钱。这也是同时期的辽和金所没有的，说明西夏铸钱受宋朝的影响更深。 西夏文“乾祐宝钱” 西夏文字的乾祐宝钱，最早发现于嘉庆年间的凉州，收录在《古泉汇》中，被归类为“西夏梵文钱”。后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原西夏故地，都有发现。 汉文“乾祐元宝” 西夏在天盛、乾祐年间，铸钱的数量突然有很大的增加，并且都是铜铁钱并行。这可能与当时北宋灭亡，西夏没有了岁币来源，而且金兵又不断烧扰，致使军费增加的时局变化有关。因此，西夏才于天盛十年（1158）又增设通济监铸钱。 仁宗以后的三十多年间，西夏统治者内斗不止，桓宗、襄宗相继被废，国势日衰。对外又与南宋、金朝时常交恶，后来更是遭受到蒙古的六次入侵。神宗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称为献宗。献宗后来因为蒙古的入侵，受到惊吓死去，第二年（1227）西夏就被蒙古所灭。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从李元昊称帝开始，共传了十帝，历时189年。如果从980年李继迁建都灵州算起，党项族建立的这一政权实际存在了247年。 桓宗铸造了西夏文的“天庆宝钱”和汉文的“天庆元宝”。天庆宝钱，最早收录于《古泉汇》，钱体美观精整，文字清晰端庄，是西夏文字的钱币中铸造最精美的一种。天庆元宝，嘉庆年间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少。 襄宗铸造了“皇建元宝”，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贺兰山等处发现的窖藏中经常有出土，数量不少，而且字体美观，铸造精整。皇建年号仅仅使用了一年，当时正处于蒙古大举围攻兴庆府（今银川）的战争年代，还能铸造出如此精美的皇建元宝铜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夏铸钱业的发达和技术水准的不低。 “光定元宝”对钱 神宗铸造了“光定元宝”，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也属于对钱。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楷书文字的较多，数量仅次于天盛元宝；篆书文字的极为罕见，仅1984年在贺兰山发现的一个窖藏中出土的三万枚钱币中拣选出一枚，为孤品。 大朝金合 另外，还有一种“大朝金合”，大小和折十钱一样，字体为楷书，制作规矩。北宋绍圣（1094-1098）年间李孝美在《历代钱谱》中最早提到了这枚钱，说是外国钱，但是没有具体所指。因为蒙古在建元之前曾经铸造过一种“大朝通宝”银钱，有人因此认为它也是蒙古铸造的。但是，成吉思汗大约在李孝美一百年之后才降生，因此不可能是蒙古钱。但是，从文字书法及铜色制作上，又不像是辽钱，很有可能是西夏钱。但是，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需要将来的考古发现证明。 迄今为止，已经出土发现的西夏钱币约有二十多万枚，按照材质，可以分铜钱与铁钱两种，其中，铜钱近两万枚，铁钱大约有十八九万枚；按照钱币上面的铭文，可以分为西夏文字与汉字两种，其中，西夏文钱币五种，汉文钱币七种，而汉文又可以分为篆、隶、楷、行等书体。这些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几乎贯穿了这个西夏历史，通过它们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大致窥见西夏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与宋朝关系的疏密程度。 西夏钱币整体上看，以元德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铸工粗疏，文字浅显，形制不整；后期则铸工精细，文字深峻，形制规整。这与西夏的汉化程度，换言之就是受宋朝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深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西夏“天庆元宝” 西夏钱币文字规矩，制作精整，无论是钱文的书法，还是铸造工艺都超过辽钱甚远，即便是与宋、金钱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说明西夏的文化和手工技术都优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最明显的是西夏与辽国都铸有“天庆元宝”，西夏铸的天庆钱文字匀整秀气，铸工精美；而辽国铸造的天庆钱则文字拙而粗犷，铸工粗糙。由此就可以看出西夏钱与辽钱铸造工艺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别。
辽代“天庆元宝” 与辽、金相比，西夏钱币总体上比较注重规律化、制式化。钱文多以“元宝”为名，书体多用正楷，光背，旋读，整齐划一；面值以小平钱为主，偶尔也铸有折二钱；材质以铜为主，间或也铸有铁钱，铜铁钱并行。流通使用以汉文钱为主，钱文书体包括：篆、隶、楷、行各体，并有对钱，这些显然都是受宋钱的影响。西夏文钱的铸造，虽然早于汉文钱，但是文献中没有记载，只能依照钱文年号来推算铸行的大致年代。铸有西夏文字的钱币，钱文多称“钱宝”，而不是汉文钱的“元宝”或“通宝”。有阔缘、窄缘两种，文字笔画较肥。西夏钱币，虽然用汉文和西夏文这两种文字铸钱，但是每一种钱币上却只使用一种文字。 西夏铸钱数量总体上较少，流通使用中以宋钱为主。这从西夏钱币窖藏中，主要为北宋钱，西夏钱不到百分之二三就能得到证明。因为铸造的钱币少，所以《西夏法典》对私运或销毁铜钱的禁令极为严厉，如： “禁止任何人向他国贩卖钱币，禁止工匠毁铸或走私钱币”；“鼓铸走私百文直五百文者，处三个月苦役”；“十缗者处十二年苦役”；“过十缗者，对罪犯处绞刑”。 西夏没有像北宋、金朝那样铸造大钱，基本都是小平钱。这可能与大量用银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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