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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面对这场全球性灾难，有人在风口浪尖呼喊，也有人在泥潭中冷静记录。 《纽约书评》收录了来自4个大洲、12个国家的的19篇“作家疫情日记”，本文选取其中10篇，文章很长，需要你耐心读完。 但是，它们都很值得一读，因为这些作家记下了来自世界各地此时的景象，可以帮我们打破时空局限，看到稍远一点的黑暗与光亮。 
坐标：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安娜·巴登（Anna Badkhen）2020年3月21日我来到埃塞俄比亚，本是为了做些与迁移和伊甸园有关的书籍研究，并追溯我们人类的起源。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精心策划了数月的这次旅行，会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对结局焦虑不已？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冠状病毒病例似乎已经很好地“融入”加州和纽约，但是洗手液已经从商店里消失了。我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的那天，埃塞俄比亚确诊了它的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怀着一肚子的担忧，我越来越多地去思考我们人类的起源，人与某个地方的关系的历史，以及古代和现代的人类运动。我待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在一个古生物遗址，研究人员发现了4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它比露西（注：Lucy，是在1974年被发现的，最有名的早期人类化石之一）的出现早了100万年。我继续前进到附近的智人化石区，那里有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的遗迹，路过的骆驼牧民用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俄式步枪遮住自己的手臂，询问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在我过夜的那个芦苇蓬所在的村子里，妇女也会询问消息。我带着困惑睡去：我们的直系祖先，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赫托人都会因为什么而烦恼呢？  3月16日，四名男子穿越阿法尔沙漠朝村庄走去，那里到处都是可以追溯到420万年前的化石来自美国的消息是：我孩子就读的大学直接过渡到了网上授课，学生们也不得不被迫离开宿舍。我开车向北行驶，路过了阿姆哈拉语警告非法移民危险的海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人，试图通过海路抵达阿拉伯半岛和欧洲：大批人离开伊甸园的现象仍在继续。我采访了一些和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跨越亚丁湾来到沙特阿拉伯，被驱逐出境，甚至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人，说他们会再次尝试跨越亚丁湾，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朋友已在旅途中死去。我联系不到我的孩子：我的美国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我在路边的一家旅馆过夜时，那里也没有互联网，旅馆男侍者解释说，为了抑制新冠病毒相关消息的传播，网已经关了。这种疾病传播得很快；因此恐慌传播得更快。政府已经确认了更多的 Covid-19 确诊病例，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也发布了安全警报：在埃塞俄比亚的外国人遭到暴力袭击，因为当地人认为是外国人传播了冠状病毒。在咖啡店里，男人们通过手机观看新冠病毒主题的单口喜剧。我开车经过一些城镇，那里的卫生工作者正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向过路人演示洗手技巧。所有学校停课五十天。在美国，我的孩子在朋友家受到照顾。在拉利贝拉，有一位12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在山上修建了许多教堂，这周有十二名朝圣者死于一场公共汽车事故，我来到了一个被成千上万身着白衣的哀悼者淹没的小镇。我的忧虑感觉突然渺小无比。然后我了解到，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唯一还在开放着的交通，即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究竟还能运营多长时间的国际航班。我本来应该待三个星期的，但是我改签了，这样就少了一个星期做研究的时间。我在惊慌失措下，试图重新预订更早回家的航班，但是网速太慢了。能做什么呢？我徒步前往圣玛利亚姆教堂，那是一座近乎雕刻在海拔13000英尺悬崖表面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教堂比黑死病还要古老，比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犹太人大屠杀和原子弹轰炸广岛还要久远。我思考着流行病如何揭露着我们的渴望和恐惧。我想起了人类纠纷不断的整个历史，以及我们如何在恐惧和未知中航行。我甚至开始想着重回此地的方式，但“回来”这个概念，已让我感到令人眩晕般的虚无缥缈。坐标：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2020年3月21日这是我们在佛罗里达自我封闭的第七天。我们这个古老的社区，通常挤满了骑着自行车或步行的孩子，现在却怪异地保持安静。我们站在花粉浓密的门廊上，和我们遛狗的邻居打招呼。从一条人行道到另一条人行道的安全距离外，我们呼喊着关于灾难、流行病、卫生纸和股票市场这些关键词。这个地区的居民大多与佛罗里达大学有联系，并且也采取了极致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从那些仍然外出工作的人那里听说，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几乎与往日并无不同。我发现我不得不在清晨跑步，以避开那些聚集在公园草地上，将自己的肉体暴露在阳光下的欢快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注意保护自己。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很有同情心；我们都害怕，这种我们能感觉到的不断聚集的热量，在一个星期左右就会消退。因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迫缩短行程，拉上窗帘挡住灼热的阳光，过上阴暗的日子；我们只有在天气凉爽的时候才会出门，无论是在清晨还是日落之后。流行病幽闭恐惧症就要来了。作为一名全职作家，我的日常生活都是关在家里的，对我来说，这次爆发带来了令人焦虑的社交生活。作为让我住在佛罗里达的交换条件，我丈夫做出了一个让步，那就是我可以在早上直接工作，而不用处理、不必听或者甚至不用理关于我小孩的事情。现在他们不去学校，我发现自己整天都有人陪伴，努力忙着让孩子们都忙碌起来。我最近一直为邻居家的孩子们，在谷歌视频群聊里主持一个每日写作研讨会。我惊讶地发现，12岁以下的孩子很容易就能搞懂硕士生难以理解的想法。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收到一群深受喜爱的作家发来的电子邮件，每个人都轮流发送自己录制的诗歌，以鼓舞士气。来自不同圈子的朋友每天在网上享受鸡尾酒时间。我和两位杰出的小说家在一个读书俱乐部里读《堂吉诃德》。在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前，我的生活一般都是空空如也。而现在，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我是因为害怕失去，而过度厌倦了自己。  3月16日，佛罗里达州，当地社区中心设立在西棕榈滩上的一个 drive-thru 冠状病毒检测点有些人的想象力，仅仅会被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激发；我责怪这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因为直到几天前的晚上，公园里人满为患，酒吧里人员爆满。我的想象力正好相反。我害怕所有看不见的东西。在我家的围墙里，我害怕眼前不存在的痛苦，害怕人们没有钱和食物，害怕他们在肺里的液体中淹没窒息，害怕医护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生病死亡。我很为联邦政府担心，右翼已经如此有意地削弱它，以至于它不仅不足以帮助人民，而且还在积极地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我担心我们不能充分地惩罚右派。我害怕离开家，害怕传播疾病。我害怕，这次的恐惧会对我的孩子们，对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灵魂，造成不可知的影响。要想逃离这些恐惧的牢笼，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其他人的世界里，把孩子们拉近到我面前，沉浸在我正在阅读的作家们的思想里，并爱着电脑屏幕上家人和朋友的脸。坐在这个相对凉爽的清晨，聆听那些刚从南美洲来的带着木兰花的鸟儿，知道这是我们将长时间享受的最后一个温和的天气，并尽量不去想即将到来的痛苦。坐标：英国伦敦，伊恩 · 杰克（Ian Jack），2020年3月20日“通常人们不会把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说的话当真，但这次他可能有些道理，”我的朋友在本周早些时候写道。他取消了自己75岁生日的派对。目前我们这些超过七十岁的人，都是自我隔离者。约翰逊说，我们可能会“失去所爱的人” ，这些“所爱的人”主要就是年迈的我们自己，以及一个大家现已很熟悉的短语——“有基础疾病的人”。他没有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要死了” ，大概是因为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太中世纪了，就像《第七封印》中的死神那样。我不得不承认，约翰逊他自己的状态看起来也不怎么好。坦白说，他看起来也很害怕，不知所措。当首相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王般的职业，他可以永远运用他的讽刺和乐观，让他的臣民发笑。不可避免地，伦敦大轰炸的精神被唤醒了。在最近的一个新闻节目中，一位美国教授慷慨地表示，战时英国盛行的隐忍品质肯定会帮助我们挺过这场大流行。当然了，美国人是“闪电战精神”被灌输和贴上标签兜售的听众。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时长10分钟的精彩纪录片《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 ）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描绘了1940年秋天，普通人如何应对空袭的恐怖景象——老人们睡在防空洞里，上班族在废墟中艰难前行，美国广播公司昆廷·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实话实说”（tell-it-like-it-is）风格的开场白: “我亲眼目睹了伦敦人民的生死......我可以向你保证，伦敦城里没有恐慌、恐惧和绝望。”美国那时还没有参战。这部电影在十天内完成，然后迅速传送到大西洋彼岸，在那里为总统罗斯福安排了一场私人放映。据詹宁斯的传记作者凯文 · 杰克逊（Kevin Jackson），这部电影仍然是“少数几部在改变历史进程中起到一定作用的电影之一”。  1940年10月23日的伦敦，肯辛顿荷兰大厦的图书馆在伦敦大轰炸中被一枚火焰炸弹炸毁 伦敦并不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英勇。伦敦市民很害怕：他们在8个月的时间内，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遭遇了一场导致2万人丧生的大轰炸，怎么会不害怕呢？但不难相信，当时有一种更强烈的公共秩序感和个人克制能力——这种行为在80年后似乎有所减弱。过去一周的恐慌性抢购让英国超市的货架空空如也（食品倒极为充足），货架前还有人争吵，同时店里还引入了专门为老年人和不太健康的人准备的营业时间。至少对于某几代英国人来说，他们会意识到，在病毒的新中心意大利，市民们的行为无可挑剔。他们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佛罗伦萨阳台上唱着普契尼的歌，并招待他们隔离的邻居。多么令人羞愧啊。这件事里的最大谜团是，人们对厕纸卷的狂热。如今这种纸卷被批量购买，而买家不是大型旅馆也不是监狱，而是那些和我们生活方式差不多的人——他们也住在一幢房子里，最多有两个厕所。照片里的超市手推车上，却堆满了这些东西；败兴而归的顾客抱怨说，他们买不到厕纸，“不管是为了单纯想用还是为了钱” 。也许，一些关于私密困境的民间记忆已经被唤醒：1944年的厕纸大短缺。但自我隔离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它能给你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本周，我一直在读诺曼·朗马特（Norman Longmate）关于二战时期平民生活的书籍《我们当时是如何生活的》（How We Lived Then），该书出版于50年前，我以前也从未好好读过。朗美公司的记录显示，当时这种短缺已经严重到足以成为美国英国下议院的一个问题，就连过时的办公室文件都可以作为替代。一位萨里郡的家庭主妇说自己“厌恶走进公共厕所，和被问到是否需要纸张的那种侮辱”，“我总是尽量不去需要它，所以显得很叛逆。”在战后的几年里，很多物资短缺的情况持续存在，甚至有几次情况还十分严重，但厕纸都不在其中。我在一个供应充足的家庭长大，不像我妻子，她却记得纽卡斯尔《纪事晚报》的纸张都挂在厕所钉子上。我们前几天晚上还谈到过这个话题：关于自我隔离的情景幻想。坐标：巴西圣保罗，瓦内萨 · 芭芭拉（Vanessa Barbara）2020年3月20日就在上周，一种强大的病毒在我女儿所在公立幼儿园的孩童中传播。她有两个晚上都发着高烧，很多其他孩子都持续咳嗽，偶尔会呕吐。（她二十个月大了。）但这些都发生在冠状病毒在巴西开始本地传播的前几天，所以她的儿科医生猜测，这是普通流感或类似的东西。此外，这里的许多学校正在登记一些 H1N1和乙型流感病例，这些也是可能的。我最终也感染了。我们没有做任何测试。在那个时候，巴西已经登记了200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和近2000例可疑病例。但没有全国性规模的隔离。周一，当我丈夫去幼儿园送病假条时，老师不经意地提到那里有三例确诊冠状病毒病例。他立刻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我吓坏了。我女儿显然觉得这个词很有趣，她不停地重复着: “Co-ona-visss! Co-ona-visss!” 同时还在客厅里绕圈跑。（那时候她感觉好多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给学校打了电话。他们说这些只是可疑的案例。我们便待在家里，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做的那样。我的丈夫要外出上班，真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远程工作。（他是市政厅的税务稽查员。）  3月19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阳台抗议活动中，总统亚伊尔·博尔索纳罗戴着口罩的照片投影在建筑物的墙上 在巴西，否认和困惑是当前官方应对这一流行病的策略。几个星期以来，总统杰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一直在淡化这场危机；他称对病毒的担忧是“过度的”，并说“其他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这个要多”。3月15日，总统在巴西利亚参加了一个支持政府的街头集会，并无视医学建议的“社会隔离”。他与支持者们握手并自拍。最近前往佛罗里达州的他的代表团中，有十五名成员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星期二，我的几个朋友不顾大家的反对，聚在一起打排球，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与此同时，卫生官员报告了巴西首例死于 Covid-19 的病例。到那时，巴西已有300例确诊病例。但我们知道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毕竟，几乎没有人接受过任何检测。星期三，我的朋友们决定再次打排球。简直疯狂。死亡人数上升到四人，全部来自圣保罗。市长下令关闭包括排球场在内的所有商业场所，但超市和药店除外。我丈夫终于被允许在家工作了。我发低烧了。我女儿似乎恢复得很好。周四，我得到消息，我女儿在幼儿园最好的朋友也即将康复，我们只是不知道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巴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只有冠状病毒出现严重症状的患者才接受检测。街道终于开始变得空荡荡的了。死亡人数: 7。拒绝面对现实的阶段似乎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把自己和困惑隔离开来。坐标：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瑞秋 · 皮尔森（Rachel Pearson）2020年3月20日今天在去医院的路上，开始有人检查我们的体温。两个穿着外科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女性站在连接员工停车场和医院的天桥入口处，挥舞着额头温度计。“97.2（华氏度）”，她们告诉我。因为我怀孕了，我的体温便比平均水平低一点。我继续往前走，她们的一个同事（也戴着口罩）问我是否有发烧、咳嗽或者呼吸困难的情况，或者我是否在工作之外接触过已知患有冠状病毒的人。这里是德克萨斯州，我们很文明，所以我很感谢安检人员的工作，其中一人说，“哦，我的天哪，谢谢你们！”另一个人问能不能摸摸我的肚子，然后她把贴纸贴在我的医院徽章上，表明我今天已经做了筛查。“没事，摸吧，”我说，“我的手术服很干净。”我开始感觉到我儿子在踢我，但是在肚子外面是感受不到任何他的踢打的。即便如此，当这位女士抚摸我隆起的肚子时，她依然面带微笑。“是的，第一个，”我说。在我穿上白大褂走下天桥之前，我们都用了洗手液。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会讨厌被那样抚摸肚子，或者被盯着看，但是现在我很高兴，在怀孕期间那些偶尔闪现出来的快乐时刻。随着流行病正在蔓延，我们这些迄今为止赋闲的城市医生也预感到，我们安逸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圣安东尼奥是温暖、潮湿的，但它不是与世隔绝的；新冠病毒也一样会找到我们。即便如此，待在医院里也是一种解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儿科病房的护士仍然在和住院医师争论，哪个婴儿需要静脉注射；小儿胃肠病学家领着一群见习学生，不过自从医学生被送回家后，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两个。患有黄疸的婴儿在蓝色灯光下休息，而在其他房间里蹒跚学步的小孩，则因为流感而发抖。我们都有点担心，那些需要复杂治疗手段的病人——心脏形状奇特的孩子，那些做了气管造口术和喂食管的孩子，以及那些即使吃了所有该吃的药，都会很快在地板上发作的癫痫病人。他们将如何经受住病毒的考验？ 3月18日，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 Covid-19 测试试剂瓶 儿科病房常常会给人一种这里是夏令营的错觉，好像天空马上就要破晓了似的。但很快，我们就会被迫提供其他服务——成人医学、重症监护病房或任何最需要的医学服务。我可能会因为怀孕而被遣送回家，也可能被召回。很多人都估计，死亡人数将在七月份达到顶峰，而那时我的儿子即将出生。我将在这家我再熟悉不过的医院里分娩，然后，在我儿子出生的头几天里，照顾他的儿科医生将会成为我的朋友。但是对于我所有在医学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在重症监护病房和成人内科病房的朋友，在我们和七月之间还横亘着多少痛苦？我们会重蹈伦巴第（注：Lombardy，位于意大利北部，是其境内确诊病例最多的疫区） 的覆辙吗？在那里，估计有20% 的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还是说，这个国家能够团结起来，为我们提供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不仅拯救病人的生命，也拯救我们的性命呢？每家医院都有幽灵般的地方，在布满空床的病房里，那些死去的孩子会聚集在一起歌唱。但我不想让他们的歌声飘荡在走廊里，滑过我朋友们的嘴唇，噪声充满他们的胸腔。我希望我们都能活过夏天，尽管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孩才会许的愚蠢愿望。“所以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她都打算做一个美美的发型。”
坐标：希腊雅典，A.E. 史陶林（A.E. Stallings）2020年3月19日在二月底的时候，新冠病毒开始扩散，这里的狂欢节史无前例地被取消。今年的3月2日，是希腊的“清洁周一”（Clean Monday）的周末，这标志着狂欢节的高潮和四旬斋（注：Lent，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斋戒节期，为期40天）的开始。(东正教四旬斋不是忏悔的圣灰节，而是以无肉清洁的盛宴开始，盛宴上有腌黄瓜、沙拉和海鲜，不时穿插着放飞的风筝。) 我丈夫和我，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现在一个15岁，一个10岁，通常会离开雅典去埃伊娜附近的萨罗尼克岛度过周末，我们在那儿还租了一个房子。我以为为了能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岛上可能会忽视禁令，像在帕塔拉斯那样。但是岛上很认真地对待着这件事。我女儿的宝可梦皮卡丘服装，根本没有从手提箱里拿出来过。(我在商店里放弃了一套儿童尺寸的威尼斯瘟疫医生服装。) 餐馆依旧还在营业，有一只风筝，孤单悬挂在空中。周一晚些时候，我们回到了雅典，却发现我家孩子的学校和一起 Covid-19 病例有了关联，很快就要停课了。很快我们就开始学习网上课程——我儿子所在的高中班级挨个点名，而小学课程里有着一系列的网络小游戏和家庭作业页面——都带着那种的小雪天会有的无聊感，然后他们就在春天的阳光下去空旷的球场打篮球。两天后，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有人戴着口罩，拿着抗菌湿巾去跑步。当我的诗人朋友兼外科医生约翰·特里普拉斯（John Tripoulas）准备在他工作的公立医院进行手术时，他发现所有的口罩都不见了——毫无疑问，这些口罩在黑市上火速卖光。不过幸运的是，好在院里有位护士在仓库里私藏了些存货。随着焦虑情绪和病例数量的增加，我有点震惊地发现，我那88岁的优雅可敬但身体相当虚弱的婆婆，去美发沙龙做头发了。回想起来，这也许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发廊第二天就无限期地关闭了。我婆婆曾经历过德军的入侵和饥荒，也见识过内战和军政府的阵仗，所以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她都打算做一个美美的发型。现在，就在希腊经济开始好转之际，电影院、酒吧、餐馆、博物馆、考古遗址，还有提供给游客的季节性住宿都被关闭，邮轮也被禁止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陆上边界已经关闭，所有边界对非欧盟公民完全关闭。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停飞，其他抵达希腊的人必须自我隔离两周。所有宗教的教堂活动都暂停了，除了必要的活动——也就是葬礼还能进行，但那也只限很少的人参加。 2020年3月16日，希腊雅典，旧城普拉卡的一家餐馆外堆满了椅子，该餐馆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关闭了15天 有传言称，下一步将会在国内实施旅行禁令，封锁阿提卡通往乡村和岛屿的海上道路。为了不被困在城里，我们家于3月13日（那是个13号的星期五，13这个数字在希腊并不算倒霉，星期二碰上13号在希腊文化里才算倒霉）逃走了，包括我们的兔子和猫，都重新回到了岛上。在那里，我们可以看着大海，等待病毒的消失，最大的麻烦就是有一群野生的孔雀，以及上网速度太慢，网上课程就很卡。这里的杂货店还在营业，尽管一项新的法令要求顾客错峰使用，不过我们已经储备了些必需品：扁豆、豆子、意面和葡萄酒。我们从雅典带来了大量的橄榄油、牛奶和鸡蛋；如果真到紧要关头，我们认识这里养蛋鸡的人。当然，我们地处偏远也有缺点。在这场新的危机来袭之前，因为严酷的财政紧缩，雅典的医院已经捉襟见肘，而这岛上甚至连一个医生都没有。当岛民去不了埃伊娜或比雷埃夫斯（希腊港口城市）时，他们依赖药剂师提供关于动物和人类的各种医疗咨询。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生病了，我们还能回到希腊内陆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小岛正好在限制用电，之后这种情况肯定会变得更加频繁，我希望我的电脑能撑到用电恢复。我们的汽车昨天抛锚了，幸运的是岛上的修理工认为，他依然还能订到零件。如果我们不可或缺的处方药用完了怎么办？我们还要在这里坚持多久？就目前而言，野生鸢尾、温柔海风、夜莺啼鸣、迷迭香丛中的蜜蜂还有森林中的清新的气息，似乎已经超过了那些风险。在个人焦虑和公民责任方面起了作用，还正在形成新的道德难题”
坐标：南非开普敦，马克·盖维瑟（Mark Gevisser）2020年3月19日 周二早上的8点45分，当我们的管家黛西·尼亚蒂（Daisy Nyathi，此为化名）走进我家时，她已经与上百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其中包括：与她同住一间房的丈夫和她蹒跚学走的孩子；另外还有10个人，他们是她那户其他房间里的租客；她女儿托儿所里的其他母亲和孩子们；围在她身边排长队等小巴车进城的12个人，还有挤在公车里的三十个人；等她倒第二班车，往我住的郊区来时，情况也跟上面说的差不多。说来羞愧，我在昨晚刚好看到一条推文，马上就想到了黛西为了能来上班所需要冒的风险。那是一张成千上万人挤进约翰内斯堡布利街出租车站的照片，都在等待着出租车能带他们回到索韦托（Soweto）或其他黑人聚集的城镇。对于这个场景，那位推特用户冷淡地附文: “一百多人聚集在一起。”前一天晚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刚刚宣布，南非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抗击新冠疫情。禁令之一是禁止一百人以上的集会。南非没有流行病扩散，目前没有。但是今天，已有116例确诊病例（虽然还没有死亡病例)），已经高于周一的61例。有一种观念在乡镇中盛行，认为 Covid-19 是一种“富人才会得的疾病”，可以说这是种族隔离时期有关贫穷和疾病的观念的奇怪倒置。当时政府利用“清除贫民窟”的谣言，把黑人赶出城市，并制造了种族隔离，这种隔离仍然使黛西这样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3月17日，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家售卖饲料和种子的商店里，员工戴着口罩 目前的局面是，像黛西这样的人更有可能从乘坐喷气式飞机的雇主那里感染病毒，而不是从同行的巴车乘客身上感染。迄今为止，大多数病例都是出国旅行的人，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大量人口的免疫力已经受到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的影响，而且卫生系统资源已经很紧张，在人口密集的乡镇和农村，也不太可能实现“社会隔离”。近一半的南非年轻人没有工作，许多人生活在极其拥挤的环境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然后是我们国家另类的独特历史了。上周，一家本地报纸以“系开普敦 Covid-19 疑似病例”作为头条标题，确认了该区域的“零号病人”（尽管没有提到名字）。“疑似”这个词，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怀疑，但在这里更是如此。例如，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比多数其他非洲国家更受歧视：它开始于种族隔离时期，作为“同性恋瘟疫”和“黑死病”(后者在这里是一个种族相关的表述词)。在中国，“社会隔离”是强制性的，但我们南非人都是 tjatjarig（这是一个拟声词，音为 CHA-cha-rikh），意思是“大嘴巴”和藐视权威——由于近几十年来官方腐败和效率低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自2018年大选以来，拉马福萨这次向全国发表的严肃讲话，第一次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已经面临能源和经济危机的南非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管事的人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南非社会的本质是，除非我们自觉去做，否则没有人能够执行社会隔离的规则。因此，我们需要实践另一个引以为豪的南非价值观：ubuntu，它的意思大概是，“我”是因为“你”。这场不可预知的流行病，在个人焦虑和公民责任两个方面都起到了作用，还正在形成新的道德难题：如果我逃离这座城市，我会让家里的老人面临危险吗？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自我隔离？现在在家里，我们正在仔细地观察事态的发展，并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遵守规则。黛西不用来工作了，但仍然会拿到报酬，一直到事情变得明朗起来。今晚，我和我的伴侣正在制定清洁执勤表。“当媒体说有人在阳台上唱歌时，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周围没有人唱歌。”坐标：意大利米兰，蒂姆 · 帕克斯（Tim Parks）2020年3月18日三月八日。这一切的开端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克服了烦恼，这种米兰所有让我们感到生活充实的东西，都已经被关闭的烦恼。餐馆、音乐厅、剧院和咖啡馆。我的健身房。她的瑜伽馆。我们在城市边缘，欣赏着街道上一种全新的社区感。这是一种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种族多样的群体中。这是个好兆头。我们知道，这种疾病的麻烦之处是，大约 5% 到 10% 的有症状病人需要长期的重症监护，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地方很少。我们的责任是不生病，不成为负担。毕竟，这和我们平常的一天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坐在家里写作，翻译。当媒体说有人在阳台上唱歌时，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周围没有人唱歌。每次出门买东西，都要下载并打印一张表格，填写信息和签上自己名字，这似乎有点夸张。他们就不能相信我们很有责任感吗？那就这样吧。当人们在超市外面排队，彼此间被要求相隔数码的时候，倒更容易理解，这样一次只能进去10个人。我们后面有位男子偶尔挪动他的口罩，狠抽一口烟。我的伴侣一直在查看与吸烟有关的死亡人数来消磨时间：意大利每年8万人。我们决定利用在家的额外时间弹钢琴、看书、看电影。十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不需要媒体也能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不断加强的传染程度，每天的死亡人数，教堂里堆满棺材的故事，重症监护病房越来越少。这无疑加强了我们留在室内的决心。 3月11日，在意大利米兰的隔离期间，人们在超市排队购物 在疫情早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愉快的新社区精神，开始转变为更有活力的爱国主义。公共广播电台播放国歌，邀请我们打开窗户唱歌。我们的总理说，意大利是世界效仿的榜样。经历战争的感觉，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我研究了卫生高级研究院（Istituto Superiore di Sanità）的数据。截至3月13日，共有1266人死亡。（意大利每年有63.3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约1700人。）到2503年的3月17日。平均死亡年龄将是：80岁以上。“两名死亡患者没有严重的病史。”大多数都有两个或三个基础疾病。“但是，当他们没有床位时，你想成为那个生病的人吗? ”我的伴侣问道。“毕竟，你已经65岁了。”她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那里是欧洲最大的钢铁企业 ILVA 的所在地，那儿的污染水平令人无法接受，因此臭名昭著。她给我看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计算出在八年的时间里，污染导致了将近12000人的死亡。但 ILVA 太重要了，不能关闭。直到新冠病毒出现。3月16日，他们决定关闭一半工厂，员工从八千人减少到三千八百人。我想象着，又是待在家里的一天，填写表格，在超市外面排队。我深爱的这个国家的天气很好，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加里波第和复兴运动的书。但是昨天，共和报（LaRepubblica）说，警方指控近八千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走出家门”。生活在这里的四十年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经济受到打击。社会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坐标：法国巴黎，爱德华多 · 哈尔丰（Eduardo Halfon）2020年3月17日今天是巴黎闭关的第一天，或者用法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做被监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一条完全空旷的弗勒鲁斯街（大约一个世纪前，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在这里接待了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没有行人。所有商店的橱窗都是黑暗的，所有的餐馆和咖啡馆现在都关闭了，桌子和椅子整齐地堆放在里面。直到另接到通知，从今天开始，任何外出的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份正式的文件，名为《出行许可证》，经适当填写和签字，要声明任何出行的明确理由。只能有五种可能性：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流动；在授权机构购买必需品（如食品）的流动；由于医疗原因的流动；由于紧迫的家庭情况而流动，援助弱势人员，或照顾孩童；有限的个人锻炼活动，以及宠物的需要。有人警告我们，如果是任何其他原因，都不能出门，但也不能不带这份文件就正当出门。换句话说，想安全通行，就得像在战区一样。 3月17日，巴黎，为了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警察在严格封锁后检查公众 闭关将在中午开始，所以，在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的此刻，我决定最后一次赶到街对面的面包房去。玻璃门一直开着。地板上有很大的蓝色十字架，是用强力胶带制成的，直通向柜台。我走进店里，踩在我的蓝色十字架上，恍惚以为面包店本身就是一个戏剧舞台，而我们这些远离彼此的顾客，正是踩在节拍上的演员。我慢慢地走到柜台前，柜台前摆着一长串的桌子，以便让戴着手套、戴着口罩的员工与我们保持安全距离。我给儿子点了一份法棍面包和一份巧克力面包，并对那位女士说，在封锁期间，我会怀念每天早上去那里的日子。她大声嘲笑道，他们当然会在正常营业时间内一直开着。她对我说的话感到非常困惑，似乎受到了侮辱。于是我向她道歉，还递给她一些硬币。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任何仍然在他们的蓝色十字架上站着的陌生人。我意识到，即便整个巴黎在疫病中沦陷，所有的药店不幸倒闭，所有的洗手液、口罩甚至药都卖完——但依然会有一个面包师在凌晨四点做面包，仍然会有巴黎人在胳膊下夹着新鲜的法棍走来走去，在那刚被收入囊中的法棍一头，咬上一口。 坐标：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阿纳斯塔西娅 · 埃德尔（Anastasia Edel）2020年3月17日到了周四下午，已经没了游客的旧金山市中心变得更如幽灵般寂静。在街角，不到一个月前还在排队等着看基努 ·里维斯（Keanu Reeves）拍摄他新一部《黑客帝国》电影的人们，现在正在把主机和显示器装到 Uber 和 Lyft 的网约车上；因为他们被告知要远程工作。在炮台街（Battery Street）一家关着百叶窗的 Illy 咖啡馆的玻璃门后面，意大利裔的经理向我挥手，他的手上戴着一只蓝色的一次性手套，微笑中带着歉意。这几天以来，他那因疫情在佛罗伦萨隔离的父母，一直恳求他远离人群。他们的愿望似乎得到了实现。在这个空荡到奇怪的跨湾区换乘站，我坐上了向东去的公车，手中握着我们银行同事送给我的消毒洗手液（也有可能会变前同事？）。我坐在驾驶员右边的第一排座位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下班骑车回家，但我想在这个春日里，一览旧金山湾的美不胜收的景色。 3月9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公主号游轮路过金门大桥，驶向岸边 桥上的车辆很少。我们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到奥克兰湾大桥的下一层，从那里我可以看到一艘停靠在奥克兰码头的白色游轮，一架孤独的直升机在它上空盘旋。“死亡公主号”，当我们驶下桥，开始迂回前往奥克兰时，司机这样喃喃自语道。我邻居的父母曾经在那艘船上；他们现在在特拉维斯军事基地，等待测试结果。我整个周末都在“这不可能是真的”和无数拷问自己的奇怪问题之间徘徊，比如是否要向孩子们解释，至少要向我16岁的孩子解释，如何申请人寿保险。我突袭了飞快就被洗劫一空的超市货架，捡起了从来没想过我会需要的东西，比如十二小袋包装的斑豆或肥皂，突然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如果说在充满短缺的苏联经济体长大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你永远无法战胜供需失调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什么会消失，即使你侥幸猜对了，尽量节省地使用库存，但最终也会用完。 3月14日，旧金山奥克兰Walgreens 超市里的一个货架 唯一值得储备的东西就是体面，这是我们回到那种“苏联生活”里唯一的积极面，因为苏联几乎永远处于国家紧急状态。在今天的美国，体面早在过去的四年里受到了打击。如今它可能意味着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不买最后两块面包，不转发末日邮件，即使身体健康也不出门。明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包括我在内的六个湾区郡县已经签署了一份就地避难的命令。体面不会拯救我们，但无论发生什么，体面会让这种完全改观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忍受。编译：Peanut Butter F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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