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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武汉重症病房的电话：有人找到母亲，有人和儿子临终告别
医护人员帮87岁的老人擦去眼泪。 文章摘要： 很多人都说，死生之外皆是小事，但武汉重症病房的医生和护士看到，很多人也因一点点的希望和爱活着。一个60多岁的患者告诉医生，如果不是儿子让他活下去，他已经不想活了。他的妻子同期住进了医院，但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87岁的老教授几乎要放弃治疗，医生找到了他的女儿，短短的一分半钟通话后，老人想吃东西了。病房里的一位老人把手机挂在脖子上，那是他和家人最后的联系。在重症病房，人们有着共通的情绪，不安、恐惧和孤独，但病房里的那台公共手机为他们打开了隔离世界的缝隙。 文|周航 编辑|王珊 24床老太太的儿子那天下午接到电话时，非常惊讶。他已经很久没有母亲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家医院，甚至以为可能已经去世。 电话是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打出来的，号码属于一台公共手机。一个多月以来，它向外面传递着隔离世界的消息。 老太太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但醒来后的大多数时间，她都神情恍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们帮你联系一下你的小孩吧？”知道老太太有六个孩子后，有一天医生问到。老人什么话也没讲，但眼角闪着泪光。 医护人员找到了老人的儿子，他正在另一家医院进行治疗。接通微信语音时，老太太的眼泪掉了下来。她84岁，神智有些不清了，已经记不得自己名字，通话时却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 那之后，儿子女儿每天都给这个号码打电话或发消息，询问母亲情况。他们告诉医生，五个孩子都因照顾母亲感染了新冠肺炎，老太太之前始终活在愧疚之中。
医护人员帮老人给儿子打电话 受访者供图 主管医生顾国嵘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24床病人的样子。那是二月上旬，他所在的上海中山医院医疗队刚接管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两个病区，走进污染区，医护人员普遍的第一感受是惊讶——病房太寂静了，清醒的患者也默不作声，只是盯着来来往往的医生。有的老人光着身子在病房里走动，大小便遗留在床单上。空气里弥漫着酸臭味道，一些床头柜堆着6个盒饭，来不及收拾。 这是由神经内科病房改造的重症病区。在上海医疗队到来前，只有五六个神经内科医生，八九个护士，照料着病区的40张床位。他们没有重症抢救经验，缺少防护措施，穿着普通隔离衣，戴两层普通外科口罩，硬挺下来十多天。 顾国嵘和他的同事到达时，这里刚刚打上隔断，改造成重症隔离病房不久。那是新增确诊人数达到峰值的几天，整个医院本来预计接收200个重症病人，一天之后就上升到400，再过两天就变成了800。最初几个夜晚，病区每天都要接收七八个重症病人。 护士长郑吉莉在印尼海啸时曾出国支援，那是更恐怖的场景，成堆的尸体散发着腐烂的味道，带给她很大冲击。但武汉病房里的一切还是让她觉得可怕，“它看不见摸不着”。有个94岁的老人，还有一个84岁的老人，转过来就是危重症。一个31岁的年轻人走进来时，跟没事人一样，下午突然出了很多汗，检测报告出来，医生说得告病危了。可除了满身大汗以外，“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个病危患者”，郑吉莉说。他们马上做了静脉穿刺，上了呼吸机，给他插上各种管子，一周后才平稳下来。 很多人在此之前已经被放弃。一个94岁的老太太从养老院送来，身上布满压疮，明显缺乏照料，一直也没有家人来联系。一些六十几岁的病人，资料的备注栏里就写着，家属放弃有创治疗。 “前三天我们也很绝望，每天都有一个病人过世。”主管医生顾国嵘回忆。那时，呼吸机不够，管道里氧气压力不够，连根导尿管都不知道去哪找，要满医院借。隔离区跟清洁区间的木门漏风，郑吉莉只能找来装修用的发泡剂，堵上门缝。 外地医疗队的支援在几天内挽回了局面。他们制定管控流程，恢复了病房秩序，还要收拾床单，喂食喂饭，为需要的患者上呼吸机，安导尿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医疗队配备了几台公共手机，方便他们从隔离病房向外区传达信息，后来，医护人员用这些工作手机帮助患者和家里联系。 重症患者从各处匆匆转来，有的还穿着睡衣，身无别物。一些年长的病人进来时没有手机，或者坏了，没电了，即使手机在身边，很多人上着呼吸手段，也没有气力。有个病人曾请求护士长潘文彦，帮忙找一下他97岁的母亲，母亲一直由他照顾，也感染了新冠肺炎，两周没有消息了，现在听说也被上海医疗队接管了。潘文彦和身边的朋友打听了一圈，也没找到老人的名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位置偏僻，最初的时候，家属也不知道亲人在哪里，加上交通管制，没法送东西。医护人员们从宾馆带各种生活物资，分发自己的水果给他们，有的男医生甚至为老人捐赠了内衣。潘文彦有一天送给病人一块上海药皂，病人收到了很开心，第二天告诉她，自己十几天没洗澡了，拿到了这块药皂，从头到脚洗完一遍，觉得病好了一大半。 但另一些患者状态仍然堪忧。20病区的一位老先生87岁了，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想回家。他呼吸急促，几乎是在央求医生，想放弃治疗，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时光。 老先生曾是爱乐乐团的乐手，大学音乐教授，转到这里时一度不能说话，意识模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尽量不麻烦别人，刻意减少饮食，减少大小便的次数，送过去的早餐就放在床边上，基本上没怎么吃，连盐水吊完都不摁铃通知护士。 医疗队队长罗哲试着宽慰老先生，只有吃饱饭，好起来以后，才能拉得动小提琴。 真正起作用的，是几天后一个一分半钟的电话。医护人员用病房里的那台公共手机，帮助老先生和女儿完成了一次通话。 早期患者资料不齐全，不少家属自己也在接受治疗，医护人员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信息，像工作单位或所在医院联系到他们。病房中，穿着防护服，套着三层手套，拨一个号码就要一分钟，护目镜经常蒙着雾，他们不得不侧着眼，寻找空隙。 那天上午接近九点，电话打通了。老先生问女儿在哪儿，家里有没有其他人被感染。女儿汇报了家里情况，鼓励他配合医生治疗，让他一定要多吃东西。老先生很久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眼泪一直含在眼眶里。旁边的护士也忍不住哭了。 那次电话之后，老先生开始积极地吃饭，不再提回家的事了。如今他快康复了，每日唱歌，一会儿唱起《四季歌》，一会儿又唱《何日君再来》。潘文彦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你之前有点不听话，你记得吧？”老先生说他都不记得了。
3月5日，老先生病情稳定后，去做CT的路上和医生一起停下来看了夕阳。受访者供图 除了帮忙打电话，医护人员还做过很多有关手机的工作，比如帮忙找手机、配充电线，甚至修手机——一个患者治疗十多天后，终于有了力气说话，第一句话是想给家里打电话。医生帮忙充电，却发现手机坏了，折腾了一番SIM卡，才成功拨通电话。 2月23日一早，20病区的公共手机响了，一位78岁危重病人的孙女发来消息，祝奶奶生日快乐。查房的医生来到老人床边俯身转达，让她一定要撑住。老太太没有反应，前两天她做了气管插管，一直昏迷。 有时候，一个电话还可能是最后告别。医疗队接管病房的早期，20病区的一位老太太抢救了一个多礼拜没能好转。她的丈夫已经在疫情中去世，儿子也在抢救。 医生们找到了她在杭州的女儿，对方唯一的愿望是再见一面。医生拨通了视频，久久沉睡的老太太那一刻醒了，应了一声。两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和那些在重症病房去世的所有人一样，殡仪馆的人会带走她的遗体。疫情早期，逝者的遗体有时会在病床上等待好几个小时。没有告别仪式，火化后的骨灰将在殡仪馆等待领取。 护士们尽量将遗物保留下来，一个挎包或一个手机，消毒封存，保留半年，她们其实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领取。 进入到3月，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武汉各医院也陆续恢复常态，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一些轻症患者转入重症病房，武汉只留下十家医院继续治疗存量病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也是其中之一。 3月中旬，22病区已经只剩下了不到10位重症或危重症患者。本该松口气的时候，病区主管医生顾国嵘却发现自己遇到了新问题。在重症病房，医生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危重患者，顾国嵘担心，这些身体逐渐康复的人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建立一个微信群。 在这个群里，医生可以及时反馈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互相打气。康复者的消息总是会迅速传遍病房，医生查房时，病人们总爱打听，“今天有人出院，对吧，在哪个房间？”然后盘算着自己出院的时间。再后来，康复病人越来越多，群里出现了更多闲聊话题，他们就像真正的邻居一样，讨论着有关疫情的种种消息。 还有少部分患者情况仍然危重。他们的家属每天通过公共手机找到医生护士，询问病情，或者传达特殊的问候，有时是语音，有时则是一段视频。 一个礼拜前，护士长潘文彦值班时，20病区的公共手机又响了起来。外区医生传来了三个视频，是14床患者的儿子、女儿和外孙女录制的鼓励的话。 儿子特地穿上了红衣服，他在视频里说:“妈妈，我知道你现在病很重，我穿了件红色衣服，就是来给你加油的，你一定会好的。 要记住我们每天都会在这里给你加油。” 14床的患者做了气管插管，打着镇定剂。她能听到吗，潘文彦也不知道，但还是走到床旁，挨个点开。患者没有睁开眼，但潘文彦看到，监视器里的心率和血压都在小小地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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