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鏖战篇四：祸起萧墙，再详解袁绍集团的建立及内斗败亡（终）

前文我们讲述了汝南袁氏如何因一则谶言致四世基业毁于一旦，而庶子袁绍看似在这场嫡庶内斗中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却因为这场内斗失去了汉末争霸的资格。失去了本家根基，没有世家大族的支持，又无法笼络中小地主和寒门。据有四州之地的袁绍不过只是无根浮萍，集团内部也成为了各系势力的竞利场。

袁绍早年通过六年服丧迅速积累名望，后至汉帝国的核心洛阳广交名士，并在和宦官的斗争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最初势力，其中包括张邈，何颙（yóng），吴巨，许攸等人。但随着何进被杀，董卓入京，袁绍为避祸逃往了由袁氏故吏颍川韩馥控制的冀州，并在好友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的帮助下，被董卓任命为冀州第一大郡，人口过百万的渤海郡太守。

虽然有了立足的资本，但此时的袁绍，尤其是和嫡系的袁术相比，依然只能说是非常的“弱小”。这弱小主要体现在于缺少出身世家的人才，当时追随袁绍前来冀州的世家人才只有出身南阳的许攸和逢紀。于是袁绍迫切的希望得到更多人才的投奔，更多的世家支持。

而想要建立声望，招募人才，举起“讨伐董贼，匡扶汉室”的大义旗帜则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于是袁绍在渤海举兵反董，并被推举为盟主。董卓获悉后杀死袁氏在京的二十余名重要族人，一时间天下豪杰“感其家祸”纷纷依附，成为了袁绍势力崛起的重大转折点。同时袁绍势力在冀州的表现，逐渐引起了另一股势力的关注。

韩馥，颍川人士，袁氏门生，曾任御史中丞，董卓入京后，为了拉拢士族的支持，任命其为冀州牧。韩馥入冀州，除了拉拢当地世家支持之外，自然也带入了自己的班底，他们便是同样出自颍川的荀谌、辛毗、辛评、郭图等人。

看过我之前文章的读者知道，整个东汉末年就是一个怎么分蛋糕的过程。冀州虽富，但当地世家也是绝不愿意有外来者分一杯羹的。于是外来的颍川势力便和本土势力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

韩馥作为冀州牧，本应该在其中担当裁判的角色，但他生性软弱，面对内部派系斗争，更多的是两不相帮，听之任之的态度。

失去韩馥的支持，作为外来的颍川派，自然无法和根深蒂固的本土这抗衡。利益面前，同乡的情谊不值一提，反而使他们对韩馥产生了怨恨和不满，转而追求一个更加强硬的领导，这时候无论出身还是名望，更胜一筹的袁绍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很快一个重大转折出现，韩馥集团内的一个重要人物反叛了，这给予了韩馥一次致命打击的同时也给袁绍提供了机会。这个人便是鞠义，鞠氏原在青州平原，汉灵帝年间避难到凉州西平，并逐渐发展成当地的大族。因为常年生活在凉州，鞠义不仅精通羌人战法，麾下私兵更是凉州精锐。

初平二年，191年，鞠义反叛，韩馥率兵攻打，结果反被击败，使韩馥在冀州威望大减。而袁绍在其中的作用，现在很难说是事先勾结，还是事后联系。因为早在鞠义反叛之前，韩馥就已经开始忌惮袁绍。《后汉书·袁绍传》记载：

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韩馥不光派人监视、软禁袁绍，更是克扣兵粮，希望以此使袁军溃散。而现在鞠义反叛并与袁绍同盟，使得韩、袁之间的军事实力出现了反转。这也是袁绍后来能够顺利逼走韩馥的根本原因。

这时候，逢纪又找到了袁绍，建议道：

“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

袁绍采纳了逢纪的计策，马上写信给公孙瓒，引其攻打韩馥，同时暗使外甥高干、颍川荀谌劝说韩馥让冀州于袁绍以对抗公孙瓒。

其实计谋从本身来说并不高明，韩馥手下几乎所有人都能看穿，但关键在于对韩馥性格以及冀州内部派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鞠义的反叛使韩馥手中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军事实力对抗公孙瓒和袁绍中的任何一人。

早已心生不满的颍川派，恐怕早已支持袁绍，并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从荀谌劝说韩馥就能看出。而冀州本土派知道，一旦用袁绍取代韩馥，必倾向于颍川、南阳世家，打压本地豪族，故而全部持反对意见。

再加上韩馥本性懦弱，又是袁氏门生，使其面对袁氏出身的袁绍时，在心理上边处于弱势。鞠义叛变的雪上加霜，使得缺乏自保力量的韩馥内心充满了恐惧。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颍川出身的韩馥，内心对本土派始终保持着不信任，进而不信任他们的力量，偏偏本最信任的心腹颍川派又全部出卖了他。

这些原因相加，最后使得逢纪的反客为主之计，几乎毫无波折的取得成功，袁绍因此顺利的占据了冀州。

而在夺得冀州的过程中，袁绍内部势力逐渐形成了以地区为代表的三大派系。当然这种派系划分并未出现在任何的正式场合，只是在相同的利益的作用下，在某些事件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团结在一起。但是这种同盟也是脆弱的，在各自家族利益面前，可能随时背叛同盟，也随时和曾经的敌人联合在一起。

南阳派

虽然从表面上看南阳派最弱，核心实权人物只有许攸和逢纪两人。但作为从洛阳起就跟随袁绍，又帮助其夺得冀州的元老肱骨。南阳派才是袁绍真正的心腹，在所有争端中，无论是否占理，袁绍都会明显的偏向于南阳派。

颍川派

作为韩馥集团原先的核心，颍川派却在促使韩馥出让冀州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袁绍的信任。

而由于同属于外来势力，和南阳派都受到本土势力的打压，因而两方自然而然的联合在了一起。

冀州派

或者如有些笔者的划分，扩大范围称为河北派，是袁绍势力中真正的巨无霸，地头蛇。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出让冀州的过程中保持了一致的反对态度，因此整体遭到袁绍的不信任。

但当木已成舟后，冀州派内部不同的应对，使其在袁绍集团内部也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首先是耿武、闵纯、李历、程奂、赵浮等死硬分子，在整个过程中坚决的反对引入袁绍。最后耿武、闵纯因武力抗拒，被袁绍命田丰将二人杖杀。其他人之后也未见记载，估计就算不是被杀，就是从此雪藏。

接下来是本土派的领袖人物田丰，因为本身过于正直，在韩馥手下时便不得志。袁绍入住冀州后，带着重礼亲自招揽，任命为别驾。但这就如刘备以高位待许靖一样，主要目的只是利用田丰的声望。历史上称田丰因为过于刚直而得罪袁绍，但实际情况却是，袁绍从未信任过田丰，因而才导致他的计策几乎从未被采纳过。

其次是沮授，他在早期也同耿武、闵纯一起劝阻过韩馥，但到既成事实后，沮授又很快认清现状，全心辅佐袁绍，因为不像田丰那样清高，所以更得袁绍的重用。

最后是审配，他在冀州的地位不及以上两位老大哥，早年也因为性格刚直不被韩馥重用，但由于在出让冀州的过程中，倾向于袁绍，在其入住后也很快投入了他的怀抱，因此在冀州派中最受袁绍的信任和重用。而他本人也和南阳、颍川派关系暧昧，有希望借助两派的力量打击田丰、沮授，提升自己的地位的嫌疑。

三大派系从实力上来说，冀州最强，颍川次之，南阳最弱。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袁绍自身其实也自成一系，但袁绍庶子身份以及袁氏内斗的弊端在这时候显现了了出现。由于没有亲族支持，袁绍反而是真正最弱的。

这也导致袁绍很害怕重演韩馥的前车之覆，为了防止被人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袁绍选择拉拢控制最早跟随，但实力最弱的南阳派系，联合颍川派系，打压实力最强的冀州本土世家。

这种方法其实和刘备之后在益州所采取的非常相似，但显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和刘备的水平相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最终的结果就是袁绍集团开始陷入万劫不复的党争之中，实力在内斗中不断消耗。

而对于帮助自己夺得冀州的最大功臣，鞠义当然得到了重用，成为袁绍麾下最重要的大将，并立下汗马功劳。《三国志·张杨传》：

袁绍至河内，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於夫罗屯漳水。单于欲叛绍，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绍使将麹义追击於邺南，破之。

更是袁绍和公孙瓒之争的主力先锋军。《后汉书·袁绍传》：

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于后。

《后汉书·公孙瓒传》：

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共攻瓒。

《后汉书·献帝纪》：

是岁，袁绍遣将麴义与公孙瓒战于鲍丘

但是，就在公孙瓒被打败后不久，《后汉书·袁绍传》：

麴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

麴义是否骄纵不轨不得而知，但是从此之后，袁绍成为了冀州最大的军事力量，再也没人能对他构成威胁。而袁绍的态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阳、颍川、冀州三派的真实实力。

在史料中找到的袁绍集团第一次内斗发生在迎立献帝的问题上。关于此事在历史上有两种记载，第一种是《三国志·袁绍传》：

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

但这与《后汉书》、《献帝传》记载的版本不同。在第二个版本中，沮授建议袁绍迎接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袁绍悦之，准备迎接献帝。

但这时候颍川的郭图、淳于琼跳出来说：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究竟哪个版本是正确的呢？

同在《三国志·袁绍传》中，袁绍初入冀州时，沮授就曾提出迎立天子的建议。“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而袁绍当时的回复是：“此吾心也。”并以此开始重用沮授，任命他为监军，奋威将军。从这段来看，陈寿的记载袁绍态度存在了前后矛盾的问题。因此从史料上来看，《后汉书》、《献帝传》的记载似乎更加可靠。袁绍原本的态度是支持迎立汉献帝的，但是因为郭图等人的反对和劝说，使他再次表现出了多疑不决的性格。

而郭图、淳于琼为什么会反对迎立天子呢？其实仔细想想，他们反对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春秋周室、秦末胡亥、吕后时的刘恭刘弘、王莽时的刘衎，强权之下的这些天子哪个不是傀儡。

颍川派阻挠袁绍迎立天子，正是害怕冀州派立下迎立奇功，彻底压制其他两派。在经过郭图等人的提醒后，袁绍一方面担心之后冀州派权利过大，另一方面也担心冀州派扶持天子，就像赶走韩馥一样，也来一次反客为主。

第一次内斗，以颍川派胜利，冀州派沮授的信任下降告终。

第二次内斗，发生在官渡之战前夕。当时袁绍任命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沮授本身又有着监军的职务，位高权重，是冀州本土派中最大实权者，因此也成为了其他两派首要狙击目标。

在官渡之战前，沮授提出屯驻黎阳，经营河南，修养士兵，建造舟船，缮修器械；以及派遣精锐骑兵，劫掠袭扰曹操边境，使其疲于奔命的缓攻之计。但郭图、审配却表示反对，提出了五倍攻之，十倍围之的速攻之策。后者被袁绍采纳。

郭图等人又在袁绍面前打小报告，称沮授权利过大，威震三军，时日长久将难以控制。于是袁绍设立三都督，将沮授的权利一分为三，其中两份分给了郭图和淳于琼。

从此沮授开始受到袁绍的猜忌，地位大跌，计谋再也不被采纳。

袁绍派颜良进攻白马，沮授以颜良性格促狭，不能独任劝止。袁绍不听，颜良被斩。

沮授以曹军勇敢善战，但粮草不足；袁军人多势众，但战力不及。建议采取持久战，袁绍不听，率军进逼官渡。

沮授建议派蒋奇率兵在淳于琼外围作为警戒，袁绍不听，乌巢被袭，袁军溃散。

最后，沮授因为来不及渡河被曹操擒获，后图谋逃回冀州，被曹操所杀。

而冀州派另一位领袖人物田丰，因为性格刚直，而一直不讨袁绍的欢喜，因而南阳、颍川在对付他上没有下太多功夫。

起先刘备夺取徐州，曹操轻率大军讨伐。田丰趁此良机攻打曹操后方，袁绍却以孩子生病为由推迟。田丰举着拐杖敲击地面，说：“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最佳时机，竟然因为一个小孩子生病丧失机会，真实可惜。”袁绍听后大怒，从此越加疏远田丰。

仅仅不到一个月，刘备便被曹操击败，投奔袁绍。这时候袁绍才开始进兵攻击曹操，但田丰认为最佳的时机已经过去，持和沮授一样的缓攻观点，不被袁绍采纳。田丰极力劝阻，最终得罪了袁绍，以破坏军心为由下狱。

官渡之战战败，袁绍逃回邺城后，感叹：“我没有听田丰的话，果然要被被他耻笑。”这时逢纪趁机进谗言：“听说我军败绩，田丰拍手大笑，为他预言的正确而感到高兴。”

于是袁绍下令杀死田丰。

官渡之战之初，南阳、颍川两派通过几次内斗，使冀州派的核心人物田丰、沮授，一囚一贬。但是他们忘记了冀州派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远在邺城留守的审配。

《后汉书·袁绍传》：

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

虽然《三国志·武帝纪》就许攸来投的原因给出的是：

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

但是许攸作为袁绍的创业元老之一，如果是因为贪欲无法得到满足而背叛袁绍，那早就应该背叛，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更何况他在不久前才刚向袁绍献了奇袭许都的建议。所以审配抓捕许攸家人的理由更加充分一点。但这又有一个疑问，许攸家人犯的是什么法，会使许攸如此迫不及待的投奔曹操？如果只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以许攸在袁绍集团中的影响力，必定能够化解。

历史上对此没有记载，但我怀疑他可能卷入到了历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争储！

《典论》称：

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

可见袁绍有废长立幼之心，但是一直没有正式施行。可是在他日常的行为中却表露出了这个想法。

《后汉书·袁绍传》载：

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

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公平，“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但是袁绍将袁尚留在了最富庶的冀州、长子刘谭派往黄巾肆虐的青州、袁熙担任刚刚占据的幽州刺史，外甥高干则是最贫瘠的并州，其真实想法，可谓是路人皆知。

因此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中，袁绍又完美的制造了更加残酷的继承人之争，而在这之上的站位，比之前提到的以地域划分的派系更明显。

《三国志·袁绍传》：

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

《论语》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文中的比可以理解为小人之间因为利益而勾结在一起。由此可见，审配和逢纪联合在一起支持袁尚，而辛评和郭图支持袁谭。而袁绍集团内田丰、沮授曾劝阻过袁绍废长立幼的行为，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谁，可以认定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是中立派，或偏向于支持袁谭。

官渡之战中，袁谭跟随袁绍在前线，而袁尚和其支持者审配实际控制着邺城。那么是否可以推测，许攸更加偏向于袁谭，而贪财的他由于劣迹斑斑，成为了袁尚派想要搬到袁谭的突破口。所以抓捕许攸的家人并非是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荀彧能够提前预测到此事件的发生。《三国志·荀彧传》：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

这必然不是荀彧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恐怕是此事早有迹象，通过谍报系统传递到了许昌荀彧的面前。而荀彧的兄弟，身为袁绍谋主之一的荀谌，却在官渡之战中没有任何记载，更在之后销声匿迹，也实在是另人费解。

再说回许攸，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卷入了争储旋涡中，所以才会如此着急的连夜投奔曹操。作为袁绍的谋主，自然清楚，当自己成为双方争斗的焦点，审配方必然会置自己为死地，而袁绍又偏向于袁尚，被袁谭弃车保帅的可能性更大。

但估计审配等人怎么也想不到，许攸直接叛逃到曹军，并透露了乌巢这个重大情报，致使最后官渡战败，袁绍仅和袁谭单骑逃回。

这正是“内有重臣相争，外无可胜之战”。

其实，官渡之战对于袁绍集团来说，虽然伤筋，但并未动骨，依然握有四州之地。但在官渡战败后，袁绍集团内部却并不是众志成城，一雪前耻，反而是马上陷入了争斗之中。

估计是出于袁谭派对审配的报复，《后汉书·袁绍传》载：

官度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

但是袁绍生性多疑，于是又问一贯和审配有矛盾的逢纪。但是此时的逢纪因为支持袁尚，已经和逢纪同属一个阵营，大敌面前竟然罕见的为审配说好话。这使得袁绍非常的惊讶：“你不讨厌审配？”逢纪却大义凛然的说：

“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

可笑袁绍还以为逢纪是以大局为重，便不再怀疑审配，没有罢免他。此后审配、逢纪两人相处更加和谐，而实际，我认为实际是袁谭和袁尚双方争斗更加的激烈了。

建安七年，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病死。众人以袁谭为长子应立为继承人，但审配和逢纪修改了袁绍的遗诏，改立袁尚为继承人。袁谭不能继位便自号车骑将军，随后双方发生火并。

于是曹操趁机攻打两人，《三国志·袁绍传》：

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逢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

就这样，袁绍集团内又一位重臣死于内斗。到此为止，袁绍集团内部人才中田丰、沮授、许攸、逢纪、张郃、高览等或直接或间接因内斗而损失。

之后，为防止袁谭被曹操所灭，又担心袁谭侵吞自己的兵力，袁尚亲自带兵救援黎阳。但被曹操打败，两人退守邺城，曹操用郭嘉之计暂时退兵。不久袁谭、袁尚再次内斗，袁谭不敌降曹。

204年，袁尚攻打袁谭，曹操再次发兵攻邺，城破，审配被斩。之后，牵招、焦触、张南等相继叛变，袁尚与袁熙于205年逃往乌桓。袁谭再叛，但很快兵败被杀，郭图等人也被曹操所杀。

206年，高干败于钟繇，南下投奔刘表，为上洛都尉王琰捕杀。

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偷袭柳城，斩杀蹋顿，袁尚、袁熙率残兵数千投奔辽东公孙康，却被其所杀。

从公元199年官渡之战开始，到207年，袁家所有的残余势力被曹操完全肃清。这个称霸北方的庞然大物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轰然倒塌，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纵观整个过程，袁绍集团虽说是被曹操所击败，但更多的却是亡于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