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姐弟穿越历史的寻觅 今日早报 姐姐的坎坷经历 余秀英9岁那年，为了生计，到一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整日累死累活，还没吃没喝，挨打受骂，这在她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反抗的种子。1929年，15岁时就秘密参加地方武装，自此再也没有进过家门。1933年，红军来到了四川省巴中县，19岁的余秀英听说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就参加了红军，并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在红四军总医院工作，后来又到红军女子独立团一营二连二排任排长。长征开始后，余秀英所在部队在即将到达陕甘宁边区之际，在甘肃喇嘛寺沟附近被马步芳匪徒围困，一批人被俘，余秀英也在其中。余秀英日夜思念红军，思念战友。她曾和几个战友秘密组织越狱，被抓住后，受尽皮肉之苦。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敌人把余秀英等人用麻绳捆着扔进汽车，拉到罗家湾大教场活埋。惨无人性的马匪先是在每个红军胸前捅一刀，或用枪托击打头部，然后推入“万人坑”。余秀英就是最后被扔入“万人坑”中的那批人，她记得头部被马匪砸了三四枪托，当时就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醒了过来，原来是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了她。几个月后，余秀英又被敌人查出来，被关在罗家湾集中营长达4年之久。历经摧残和磨难的余秀英又一次逃离虎口，靠着一双脚板，一路流浪乞讨，苦苦地寻找组织，寻找红军。1948年，她来到郑州，在一经营蜂蜜生意的人家当保姆。 新中国诞生了，余秀英异常高兴，她决定找组织澄清自己的身份。1950年，她经过多方打听和努力，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第一任市长宋致和，宋市长听完她的血泪控诉，只是碍于当时没人能证明她的真实身份，就把她安排到了郑州烟厂二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同年，通过一位老乡介绍，她与当时的省警备司令部（设在开封）的一名管小灶的军官周茂林相识并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文化大革命”中，余秀英被造反派以“长征未走完，只走两万三”为罪名，大会小会批斗。好在，厂里的一位姓董的师傅听说她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就悄悄塞给她10元线，让她去北京寻找战友，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首都北京，余秀英意外见到了一个叫苟秀英的老红军战士，由于两人都是四川口音，便搭上了老乡。苟秀英立即通过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丈夫把余秀英引领到内务部。在内务部，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经历，还提到她当时的营长钟玉萍的名字。负责接待她的工作人员通过调查，了解到钟玉萍当时正在河南省军区供职。余秀英回到郑州后，拜见了钟玉萍。老营长一看当时的排长还活着，二人抱头痛哭。 1978年，余秀英的老伴周茂林因肺病去世，同年，余秀英退休，一直赋闲在家。1994年，河南省委组织部通过多方调查，为余秀英落实政策，享受副厅级待遇。 政策落实了，但她还有一件心事…… 弟弟的戎马生涯 余秀英有个弟弟叫余隆海，生于1918年，1932年在家乡巴中县参加红33军，1934年8月，红33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他任36团二营机枪班班长。当年10月界门关战斗后，余隆海随部队参加长征，12月在长征途中入党。 1936年10月，余隆海所在的部队与红一、三方面军在夹金山会师。1937年在陕西三元桥头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三五八旅（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飙，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七零团。他先后在该团任机枪班长、排长。1941年，余隆海被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清楚记得，当时的教务主任是陈楚。1942年底，余隆海从延安随部队调入华中根据地，任华中野战军四纵（司令员陈毅、师长陶勇、政委粟裕）四科（侦察科）科长。1948年解放开封战役后，余隆海调任苏豫皖军区五团任供给处主任，第二年转入信阳军分区军械被服科科长。解放战争中曾荣获“解放勋章”。1950年，他从河南省军区基干团借调到地方工作，任河南省油脂公司经理。1958年正式转业，一直任河南省粮食厅储运处处长，1983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余隆海老人，解放后一直思念家乡，思念亲人。闲暇之时，常常给家乡写信，但均如石沉大海，这使老人寻找亲人的愿望更加迫切。1982年，他在北京开会时，见到了四川省民政厅长，谈及自己的心事，厅长答应帮他寻找亲人。余隆海也就到了成都，通过打听，四川民政厅说巴中县的县委书记叫余全民，家在巴中东兴场，算起来应是余隆海老人的本家侄子。余隆海风尘仆仆赶往巴中，余全民告诉他，在他参加红军不久，哥哥也参加红军，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父亲由于“通共”，也被白匪杀害，听说四姐余秀英后来也参加了红军，但音信杳无。 姐弟相逢 转眼到了1996年10月，郑州某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派记者对河南省省直机关及中央驻豫单位健在的老红军进行了一次访谈。10月9日，该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题为《共和国不会忘记：写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的文章，对生活在郑州市的5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有红军妈妈余秀英，还配发了照片。在这篇文章的后记，还提到了另外十几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名字，余隆海也在其中。 文章发表那天，余隆海老人正患病住院，病床上，他仔细阅读了那篇文章，当他看到介绍余秀英的有关文字后，一种折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姊弟情突然爆发了，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同样自幼丧母，同样父亲被白匪杀害，同样是兄妹5人，只是自小离家，只记得四姐名叫“闷姐儿”，9岁那年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听说后来也参加了红军，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但文章中的“余秀英”的经历与家庭状况又同自己的家庭是那么惊人地相似。是巧合？但世上哪有这么多的的巧事？这“余秀英”莫不就是我那苦命的“闷姐儿”吧？ 余隆海老人再也躺不住了，他连忙把护理自己的大儿子叫到床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儿子马上打电话与郑州市老干部局和河南省粮食厅老干部处进行联系，让他们帮助调查事情的真相。后来由于余隆海老人病情一度恶化，此事才暂被耽搁了下来。 1997年春节前夕，病情好转的余隆海老人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省粮食厅老干部处领导。该处热心的吴桂荣同志马上着手进行调查，一个个热线电话打到市老干部局、省老干部局，一趟趟地跑民政部门及郑州烟厂退休办。最终证实了余秀英和余隆海的姐弟关系。 有关部门将这一消息告诉余秀英后，这位红军妈妈有点迫不及待。 1997年3月1日下午，初春的阳光照耀着冰雪消融的大地。83岁高龄的红军妈妈余秀英就伫立在郑州卷烟厂家属院2号楼前，满腹心事地翘首张望着，等待弟弟的出现。下午3时许，一辆银灰色面包车缓缓驶进家属院，在老妈妈面前嘎然停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被人搀扶着走下汽车。老妈妈急步向前，两位革命老人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互相反反复复地打量着、端详着。尽管无情的岁月在两位老人的脸上刻下太多的沧桑，尽管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早已冲刷掉了少年时代太多的印记，但两位老人还是从各自的脸上和未改的乡音中读出了68年前的记忆。许久，老伯终于用颤抖的声音先喊出了对方的小名：“你，你是闷姐儿……你还活着？”“你是小牛儿，小牛啊？”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地抱在一起，老泪纵横…… 亲情浓郁的日子 如今，余秀英和余隆海都是儿孙满堂的老人。 姐姐余秀英87岁，1976年离休后，儿子周玉贵接班当上了郑州烟厂工人。只是，由于早些年家境不好，余秀英也未落实政策，儿媳妇只办了个“农转非”，但没安排正式工作。余隆海有3个儿子，两个闺女，并且都有自己的事业，儿子孝顺、媳妇能干，老伴又对他体贴入微。眼下，6个孙子、外孙绕膝，其乐融融。 姐弟俩每次相见，都依偎在一起，手拉着手，互相嘘寒问暖。 余隆海一直重复着千遍不厌的话语：“四姐，你的身体比我好！” “好，好。长征都走过来了，身体能不好吗？”余秀英说，“小牛儿（余隆海小名），咱俩这一辈子都能和和美美地过一大家子人，这是解放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还不是托共产党的福？要不是党，尸骨早没了，哪还能有今天？”余隆海说。 平日里，姐弟俩电话不断，经常互相来往，或许是一种精神慰藉，两位老红军的精神都比以前好多了。 姐姐很关心弟弟。弟弟身体不如姐姐，隔三差五，余秀英所在的单位郑州烟厂都要派一次车，送她去看望弟弟。回忆往事，谈论子女，两位老红军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转眼间，余秀英的生日到了。这是姐弟相认的第一个生日，从没为自己过过生日的余秀英给弟弟打电话说，无论如何两家人也要好好乐和乐和。余隆海放下电话，就招呼老伴、儿女、儿媳，带着蛋糕来到姐姐家。以后，每逢余秀英过生日，余隆海只要身体好，都亲自去，实在是去不了，就打个电话表示祝贺，托老伴、儿女们带去问候。 余秀英的家境不如弟弟，逢年过节，余隆海都早早地叫儿子买来米面、鱼肉，给姐姐送去。 如今，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了，姐弟俩异常兴奋，相互鼓励着，要健康地活着，用生命和经历，见证中国共产党曲折光辉的历程。 一，余学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