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择臣，臣亦择君”—李光地的事君之道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兵部侍郎、顺天学政、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兼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康熙五十七年死于北京,享年77岁,谥文贞,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同时代的学者尊称其为“安溪先生”,或尊称其为“安溪李相国”。李光地有一句名言:

“君臣朋友皆尊贤也。君择臣,臣亦择君。朋友同德、同术、劝善、规过,都是尊贤。”

以这种态度对待皇帝,真可谓不卑不亢,有儒者俊伟刚严的气概、蔼然肃然的风度。

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当然不是说大臣可以任意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皇帝。在传统社会中,谁当皇帝是既成事实,一般是大臣所无法选择的。所谓“臣亦择君”,在李光地那里主要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当君主不能用正道直行之人的时候,自己决不去迎合君主;当着君主能用正道直行之人的时候,自己才能为其所用,这是第一层意思。二是“以下变上”。李光地深知以下变上甚难,但认为并非不可能做到。只要善于进言,坚持不懈,皇上也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皇帝,在具体实践中是李光地是如何将其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呢?

一、如何处理君臣关系？

李光地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像朋友一样,互相尊重,互相规劝,同心同德地把国家治理好,而不应该等级森严,使大臣充满畏惧,不敢进言。他认为君臣关系如何,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榕村语录》记载他说: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洽,进言亦易,畏惮益轻。人初起时,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高祖初得天下,群臣故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明确表示反对令大臣畏惮的“秦家制度”。然而,“秦家制度”已延续两千年,这在当时来说尚且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李光地也奈何这种制度不得。

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够在这种制度下获得君主对自己的尊敬和信任,以发挥自己的才干。臣毕竟是为君所用的,君对臣的态度如何,关系到臣的命运,特别是对于有一定政治抱负的臣来说,君的态度关系到臣的才智能否得到发挥,政治抱负能否得到实现,所以古人有“非才之难,所以自用其才者实难”之叹。对于这一点,李光地心里也十分清楚,但他强调,臣应该努力使君倚重自己,而不是使君“亲”自己,应该努力使君“敬”自己,而不是使君“爱”自己。前者是靠真本领,后者是靠拍马屁。李光地特别厌恶后者,他说: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专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消息。”

李光地之所以能够赢得康熙帝对他的尊敬和信任,主要在以下三点:

一是凭借他的真才实学。

李光地经常向康熙帝进呈他自己所写的著作,以便让康熙帝能从中学到“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道理。他之所以能够说服康熙帝重视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是因为他自己先对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做过一番认真的研究。每逢过“万寿节”时,群臣们都争着向康熙帝进献古玩珍品,唯有李光地向康熙帝进献文化名著,供康熙帝阅读。李光地对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激发了康熙帝对于学术文化的广泛兴趣,因而对能够为他析疑解难的李光地也就格外倚重。

二是“议事不委顺随人”。

这是康熙帝对李光地的评价。明珠党擅权之时,往往一人提议,众人立马附和,李光地却不肯随声附和,并且私下里劝明珠洁身自好,不要被表面上依附于他的一帮小人所利用,成为小人们谋私利的工具。于成龙当政时,大肆卖官,满朝官员只有李光地、彭羡门、杜秀水三人不肯签字画押。康熙帝虽不免对李光地不赞成卖官有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光地的建议,停止了卖官。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光地一心事君,几乎是把君主作为唯一的朋友。

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君主是天下国家的象征。李光地强调为臣者必须一心事君,即是为天下国家着想。因此,为臣者必须一心为公为国,不植私党,不谋私利。

李光地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索额图势盛时,李光地从没有到索额图府上拜访过;当明珠权倾满朝时,李光地也没有依附明珠,反而因直言规劝明珠而引起了明珠手下一批小人们的痛恨;于成龙辅政,更是炙手可热、气焰熏天,满朝大臣争相巴结逢迎,李光地偏不肯俯就,从不登于成龙之门,只有李光地和杜秀水二人。李光地因推荐德格勒而获罪之后,尽管他推荐德格勒并非谋私,但他并没有消极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从此迎合权贵,相反,他更加坚持自己，他并不因为仕途坎坷而改变自己的立身态度。

由于他不植私党,不谋私利,因而得罪了许多人,但他却因此而逐步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终于走出了十年的人生低谷,由侍郎升迁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扶摇直上文渊阁大学士,至于“位极人臣”,但他亦不因得志而改变立身的态度。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之事而坐立不安。只有李光地主张太子废立之事应由康熙帝“天心独断”,不容任何人干预,以避免因统治集团内部的变乱而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康熙皇帝的秘密建储计划,就是在李光地的启发下而确定的。

二、如何向皇帝进言？

在古代社会中,皇帝是天下至尊,向皇帝进言是很难的。韩非作《说难》,把向皇帝进言比作捋龙须、撄逆麟,因而他教给人一套免遭杀身之祸的方法,但说来说去,都是教人如何避祸,消极防范,而不是教人如何采取有效的方式规劝皇帝为天下做更多的好事,积极进取。所以,中国历代当臣子的,要么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么善于揣摩,阿谀逢迎,献媚邀宠;要么就是犯言直谏,不讲方式,更不论效果如何。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当皇帝的不爱听好话，唐太宗比较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但以魏征之直言敢谏,也还是险道杀身之祸。康熙皇帝的度量不及唐太宗,从他处分陆陇其、杀戴名世之事可见。李光地有自己一套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又能使皇帝接受的有效方式。

一是对康熙帝做得不够彻底的好事,鼓励他将其做彻底。

例如康熙帝采取免除钱粮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但这一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却不容易,往往在免除之年地方官吏仍然可以借征收上年积欠的钱粮为名义给以额外的加派,从这一政策得益的是地方官,而不是人民。李光地为了革除这一弊端,让康熙帝把好事做到底,即向康熙帝进言道:

“上视民如伤,屡赐蠲免。然鹚免之岁,旧逋未与停止,……若遇蠲免之岁,概停旧逋之征,则民终岁休息,实沾鸿仁矣!”

李光地要康熙帝在免除之年将以往积欠的钱粮一概免除,先颂扬康熙帝“视民为伤”,继则又说让老百姓“实沾”皇上的“鸿仁”,使得康熙帝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堵住了地方官的漏洞,将免除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对康熙帝实行的正确政策,鼓励他继续实行下去。

例如康熙帝为了调整满汉民族关系,南巡时亲谒明孝陵,并说想实行厚待明王朝遗裔的政策。李光地立即借此发挥,鼓励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李文贞公年谱》记载他说:

“胜国之遗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我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寝岁修祀事,为设守户,遘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礼,四海臣庶皆知。上盛德在躬,实能方轶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以云也。”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通过颂扬康熙谒明孝陵的行动,鼓励康熙帝在对待明朝遗民的政策上要比周武王、周公对于商代贵民的政策做得更好。康熙帝听了李光地这一席话,深为信服。

三是对康熙帝所表现出的某种善端,借以大加发挥,扩展其内涵,促使其在处理个别事情上的善良行为向具有普遍意义的既定方针转化。

例如:对于重大案件被牵连的人,只有在皇帝开恩的情况下才得以赦免。康熙五十三年四月,李光地在请求康熙帝赦免福建陈五显余党家属1300余人的流配之罪以后,看到康熙帝对刑部判案的错误之处的驳正,就借此机会去见康熙皇帝,一面赞扬康熙对于陈五显案的仁德，一面鼓励康熙多做类似事情，同时暗示康熙对于刑部判案的漏洞。康熙帝听了很高兴,按受了李光地提出的方针。

四是对康熙帝日益滋长的自满情绪,通过向康熙帝讲《易》理和颂扬康熙帝“不自满”来达到规劝进谏的目的。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的一天,康熙问及《易经》鼎卦的“鼎覆悚束”之义,李光地回答说:

“《易》例以九四应初六者多凶,为居大位而呢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为位近君而任刚德也。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阳者鼎腹至四至腹满矣。物不可满,满则必覆。禄位固尔,功名亦然,即学问有自满之心,德必退矣。”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为告诫康熙皇帝不要骄傲自满,有意将爻辞讲力不能胜任而导致倾覆的原意改为“有自满之心,德必退”的意思。这本是一套附会之辞,但却给康熙帝敲了警钟,使他受到震动,为之猛省。史载康熙帝听了李光地的这一席话后,为之

“悚然,嘉许者久之”。

李光地读书事君以致用,真是做到家了。

结束语

李光地是清朝康熙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平息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治理水患、澄清吏治、奖掖学术、发展教育、选拔人才等实际事功方面,特别是在为清政府奠定思想统治的重心方面,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对康熙时代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光地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康熙时代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