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犍陀罗——文明交汇之处”讲座纪要

jllibrary9x2ce 20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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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6日下午，“古代犍陀罗——文明交汇之处”讲座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历史学院241会议室举行。现任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主任纳西姆·汗教授（Prof. Dr. Muhammad Nasim Khan）讲演，该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郭凤妍博士翻译。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张良仁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现场

　　一、时空框架

　　纳西姆·汗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犍陀罗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情况。古代犍陀罗地区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广义上包括白沙瓦（Peshawar）、塔克西拉（Taxila）、斯瓦特（Swat）及巴焦尔（Bajaur）等地，狭义而言仅指白沙瓦盆地。本次讲座讲的是狭义的犍陀罗地区。近十几年来，犍陀罗地区一直有新的考古发现，向人们展示了更多样、更复杂的犍陀罗历史画面，因此犍陀罗的编年史需要不断地修正。纳西姆·汗教授认为中国甚至日本学者对犍陀罗的认识大多仅限于其佛教艺术，忽视了该地区同时存在的其他民族或宗教文化及其遗存，他希望借此讲座能使大家对犍陀罗通史有更全面的认知。

　　纳西姆·汗教授通过若干重要考古遗址详细讲述了犍陀罗史前时期（prehistoric-period）、原史时期（proto-history period）、历史时期（historic period）三个阶段的历史文化。犍陀罗地区史前文化最重要的考古遗存有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以及岩画。石器多见于马尔丹和塔克西拉河谷一带的洞穴遗址，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白沙瓦大学考古学院先后发掘的桑浩洞穴（Sanghao Cave）、汗布尔洞穴（Khanpur Cave）。教授还展示了他在犍陀罗附近山地调查时发现的绘有驼峰公牛的岩石绘画，推测是石器时代的作品。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被称作犍陀罗的原史时期，此时犍陀罗墓葬文化兴盛，流行屈肢葬、火葬和二次葬（fractional）。据考古调查得知，巴基斯坦西北的斯瓦特河谷、迪尔（Dir）河谷、白沙瓦山谷等区域都有大量类似的墓葬。然而在近年发掘的一例墓葬中，墓主人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发现了一枚中国唐代乾元通宝铜钱。纳西姆·汗教授强调这一发现十分值得重视，它提示了往后对疑为犍陀罗墓葬文化时期的坟冢应多加甄别分析。

　　犍陀罗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及其内涵十分丰富。古代梵文文献较早就对犍陀罗有所记载。《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即多次提到犍陀罗国与犍陀罗国人。印度叙事史诗《罗摩衍那》记述了罗摩的弟弟婆罗多任命两个儿子分别统治干闼婆国（Gandhana-desa）的塔克西拉城（Taxila）和布色羯逻伐底城（Pushkalavati）。布色羯逻伐底城即查萨达城（Charsadda）的旧称，位于今白沙瓦东北。据纳西姆·汗教授介绍，布色羯逻伐底在梵文的意思是莲花城；而查萨达遗址内恰好发现了一枚印压有女神手持莲花形象的钱币，旁边佉卢文铭文为“布色羯逻伐底”，印证了此地即是《罗摩衍那》提及的布色羯逻伐底城。

　　阿契美尼德时期重要城市有塔克西拉、查萨达和阿卡拉。塔克西拉和查萨达的历史可追溯至上述的罗摩衍那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此区域，现存于查萨达的巴拉·希萨（Bala Hisar）遗址即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城市遗址。“bala”意为高地、小丘，“hisar”意为城堡，故此名之意是建在高地的堡垒。纳西姆·汗教授表示，巴拉·希萨遗址目前所发掘到的地层属于阿契美尼德文化期，尚未到生土层，因此不能确定当前城址下方是否还有更早的文化层。塔克西拉现存的皮尔丘（Bhir Mound）遗址亦始于阿契美尼德时期，遗址保存了部分住宅、街道和排水道遗迹，还出土了较多印压太阳纹、山纹的钱币。

　　公元前4世纪，在亚历山大征服犍陀罗不久后，旃陀罗笈多率领当地人民推翻马其顿统治，建立了孔雀王朝。阿育王在其国境内大力推行佛教，阿育王法敕、石柱、法王塔等是当时留存下来的著名佛教遗存。孔雀王朝没落后，犍陀罗又先后经历了大夏-希腊时期、印度-希腊时期、斯基泰-帕提亚时期。纳西姆·汗教授重点介绍了斯基泰-帕提亚时期的两处遗址。

　　斯开普（Sirkap）城址，位于塔克西拉古城内，由大夏-希腊人于公元前2世纪创建。遗址现存地面的遗迹遗物基本上都属于帕提亚时期，希腊化时期的城址叠压在下，尚未揭露。

　　塔赫特巴希（Takht-i-Bhai）佛教寺院遗址，坐落于白沙瓦东北约80公里的山地上。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中出土了帕提亚时期钱币以及刻有帕提亚帝国王名的舍利盒。纳西姆·汗教授认为这一特殊现象有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帕提亚国王曾兴建佛寺、供奉舍利甚至信奉佛教，我们有必要关注帕提亚帝国与佛教的关系。

　　公元1世纪，月氏五部翕侯之一贵霜翕侯丘就却在喀布河流域建立贵霜王朝。迦腻色迦即位后，极力倡导佛教，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及佛教艺术得到迅速发展。目前认为最早的佛陀形象出现在迦腻色迦时期的钱币上，并印有意为“佛陀”的文字。位于塔克西拉的真纳瓦里代里（Jinnan Wali Dheri）佛教寺院遗址是这一阶段重要的佛教遗址之一。寺院中心为一平面凸字形的塔基，塔基前端的台阶左右侧各有一方形奉献塔塔基，佛塔后方是僧院，平面四方形，佛塔、僧院周围有院墙环绕。这种塔院、僧院并行的布局方式是典型的犍陀罗佛寺形制。真纳瓦里代里遗址内出土的彩色佛教壁画，表明犍陀罗地区存在佛教绘画艺术而且犍陀罗佛教寺院内部亦绘制佛教壁画，改变了以往认为犍陀罗地区无佛教绘画的传统观点。

　　随后纳西姆·汗教授根据钱币年代学，简要介绍了贵霜-萨珊、波斯萨珊、匈奴、突厥沙希和穆斯林各时期下犍陀罗的文化概况。

　　二、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纳西姆·汗教授等人在阿齐兹德里（Aziz Dheri）、曼塞赫拉（Mansehra）一带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其中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对学界深入了解犍陀罗地区的编年史，尤其是贵霜时期的朝代更替与佛教艺术成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阿齐兹德里佛教遗址位于白沙瓦东北80多公里的平原地带。该遗址在1993年即已发现，但其重要性要到2007年和2011年的考古发掘后才得以显现。纳西姆·汗教授主持了后面两次发掘。早前的发掘基本上揭示了阿齐兹德里遗址平面布局，遗址内建筑稠密，道路纵横交错，零散分布有三座佛塔。阿齐兹德里佛教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建造在密集的居民区内，有别于佛寺远离居住区的要求。2011至2012年不再大面积地揭露遗址面貌，而是重点选取不同高程的探方垂直发掘，寻找遗址的创始和延续时间，结合地层学和出土钱币建立起自前孔雀王朝时期至伊斯兰时代前后千余年的年代序列。

　　维马·塔托（Vima Takto）是贵霜王朝建立者丘就却和阎膏珍之间的无名王。然而在阿齐兹德里遗址的探方中却发现有两种维马·塔托钱币，纳西姆·汗教授分别命名为“Vima Takto I”、“Vima Takto II”。二者图案相同，但大小、重量以及所属文化层都不一样。“Vima Takto I”出土于贵霜早期地层，直径较小；“Vima Takto II”见于上层的贵霜晚期地层，直径大于前者。纳西姆·汗教授推测这两种维马·塔托钱币应由两位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发行，换而言之，贵霜历史上或许存在两位都叫维马·塔托的国王。

　　此外阿齐兹德里遗址还发现了400多件佛教造像，部分造像反映了佛陀成佛前在宫中的生活景象，譬如下图所示造像雕刻了悉达多太子与耶输陀罗王妃成婚典礼后在庭院里举行“寻找戒指”（Fishing Ring）传统游戏的场景，填补了世人对佛传故事的认识。

阿齐兹德里遗址出土的“寻找戒指”佛传造像

　　纳西姆·汗教授在完成博士论文期间曾多次前往印度河上游调查，发现了不少佛教绘画遗存，包括岩画、湿壁画，以及桦树皮、佛经写本或陶器上的佛教图像等等，改变了21世纪以前学界认为犍陀罗气候恶劣，因而没有早期佛教绘画的传统观点。纳西姆·汗教授在巴基斯坦东北部曼塞赫拉地区发现了公元1至2世纪的佛教岩画。画面用红、褐、白色绘了两座佛塔、若干人物及若干方形图像。画面右侧的大型佛塔塔刹两侧各有一行佉卢文，意为“迦腻色迦在Vihāra内”。教授认为此处的“Vihāra”指的就是画面中的佛塔，塔内穿中亚服饰的人物当为迦腻色迦。以往学界对迦腻色迦的了解仅限于铭文和钱币，曼塞赫拉这幅岩画的发现无疑是极大的补充，更为研究迦腻色迦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

曼塞赫拉岩画

　　克什米尔斯马斯特（Kashmir Smast）遗址位于马尔丹河谷地带，遗址由大型洞穴以及洞穴外的寺院、水井、水槽等部分组成。遗址内出土有印度教造像、佛教造像、印章、饰板、钱币等。早在20世纪，以水野清一为代表的日本考古学者就曾来此考察，当时水野清一等人将洞穴前的建筑定性为佛教寺院，并绘有寺院复原图。对此，纳西姆·汗教授表示，犍陀罗是个多民族、多宗教汇聚的地方，考古发掘时理当同样重视其他的宗教遗存，并提出克什米尔斯马斯特未必是佛教遗址。他首先展示了遗址内出土较多的印度教遗物，譬如陶制湿婆面具、绘有印度教神灵的饰板、象头神造像、林迦造像、毗湿奴造像以及成批出土的印度湿婆形象印章；随后他结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指出玄奘曾到过斯马斯特遗址，并将此处寺院称为大自在天居所或湿婆神庙。据此纳西姆·汗教授认为斯马斯特洞穴前的寺院更有可能属于印度教遗址。另外，纳西姆·汗教授还分享了一个特殊的发现，即在斯马斯特洞穴内有一处太阳神庙（Sun Temple）的殿堂遗址，屋顶开有天窗，阳光正好能从中穿过照进殿内，教授猜测这或许与拜火教有关。

　　斯马斯特遗址出土了公元1世纪至公元11世纪间的大量钱币，其中较特别的笈多时期方形钱币、王莽时期货泉、唐代开元通宝，以及伊斯兰早期钱币。纳西姆·汗教授指出，斯马斯特遗址发现早于印度沙希之前的伊斯兰钱币，这说明穆斯林在印度沙希之前就已经来到犍陀罗地区了。

　　最后，纳西姆·汗教授表示，尽管犍陀罗地区已经开展了多次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但犍陀罗历史中还存在许多遗失或不明朗的环节有待年轻学者们不断去探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