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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杰先生晚清直隶保定莲池书院研究五篇 现转发分享于广杰先生晚清直隶保定莲池书院研究的五篇论文。 “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述论于广杰 保定学院学报 2018-06-22 清代同治、光绪以来，晚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主政直隶，将桐城之学带到朴茂的燕赵大地，开启了学术新风。“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相继主讲直隶莲池书院，造就河北多士。如武强贺涛、盐山刘若曾等皆能以学问、文章自立。燕赵文风大倡，一时海内宗仰。桐城派的中心遂由南而北，使莲池书院成为晚清传承桐城文脉的根据地。其后贺涛、吴闿生等莲池弟子于燕赵大地衍续桐城文脉，门生在晚清民国之际号为昌盛。论者多将这个以直隶莲池书院为中心展开学术思想、文艺活动的群体称为“莲池学派”。“莲池学派”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核心，以曾国藩为初祖，“曾门学士”张裕钊、吴汝纶为二宗。起自曾国藩督直（1868），至俞大酉弃世（1966）而止，绵延六代近百年，为晚清民国学坛、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桐城派中心北移直隶保定以后，“莲池学派”文艺活动以古文创作和批评为主，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影响力。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讲，亦有衍续和繁荣燕赵文脉的意义。这个横亘晚清民国近百年，继承桐城派世系传播特征和学术精神的流派，是我国传统文艺发展演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莲池学派”及其群体构成研究晚清民国以来，即有人或隐或明地以“莲池派”表彰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后造就的燕赵古文创作群体。隐指者如徐世昌谓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1]389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曰：“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学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2]卷首显指者如王树楠曰：“贵筑师（黄彭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张裕钊）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续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3]599刘声木作《桐城文学渊源考》勾勒了“莲池学派”士人的群体构成。此书卷十专门记载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的桐城派成员。张、吴二人是曾国藩的门生，列入“曾门四子”，亦是开辟直隶“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张裕钊继承了姚鼐、曾国藩注重文章声音律调的理论，刘声木说张裕钊谓“文章之道，声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4]285，因此其“一生精力全从声音上着功夫。声音节奏，皆能应弦赴节，屹然为一大宗”[4]285。吴汝纶好文出于天性，刘声木说吴汝纶尝谓“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则不能得其要领”，其为文深渺古懿，使人往复不厌[4]286。魏际昌先生《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一文虽未直接称“莲池学派”，就其论述观之，已非常明确地指出“曾国藩任直督以后，书院达到了鼎盛时期。桐城古文学派开始在书院扎根发芽，先后有曾国藩的学生张裕钊、吴汝纶二位桐城派后劲主讲书院，使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心由南移到了北方直隶，具体地说就是到了莲池书院”[5]25。魏际昌先生所述“莲池学派”成员除张、吴二子及见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者外，尚从光绪1898年莲池书院《学古堂文集》钩稽出新城白中元、献县纪钜湘、献县张坪、盐山杨越、文安蔡如梁、安州张銮坡、高阳李增辉、清苑崔琳、任丘崔庄平、定州马锡蕃、高阳阎凤阁、安州王宝钧、任丘籍忠寅、四川傅增湘、肃宁刘春霖、贺涛弟子任丘宗树楠诸人。王达敏先生《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直接以“莲池派”名张裕钊、吴汝纶开辟的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古文群体。其《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一文曰：“莲池派若从曾国藩督直（1868）算起，到俞大酉弃世（1966）为止，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多半来自畿辅，活跃在保定、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四百人，有文学成绩者不下百人。”[6]67-68并就此学派经世致用、融贯中西的担当精神和社会启蒙意识，与晚清民国政坛的紧密关系及主要社会文化活动作了初步梳理。从张裕钊、吴汝纶学古文之法的直隶学子有武强贺涛、保定新城县王树楠、沧州张以南、安平弓汝恒、饶阳常堉璋、南宫李刚己、盐山贾恩绂、衡水王景逵、清苑王恩绂、枣强李书田、霸县高步瀛、任丘刘培极、行唐尚秉和、深州武锡珏、邯郸李景濂、盐山刘彤儒、永年孟庆荣、无极崔栋、宣化张殿士、南宫刘登瀛、深州李广濂、武邑吴镗、衡水刘乃晟、枣强步其诰、深泽赵宗忭、肃宁刘春堂、刘春霖、冀州孟君燕、冀州关凤华、盐山刘若曾、定州安文澜、永年胡源清、陈永寿、纪钜湘、天津严修、阎志廉、阎凤阁、马锡蕃、马鉴滢、傅增湘、吴笈孙、蔡如梁、王振尧、王瑚、谷钟秀、韩德铭、梁建章、籍忠寅、邓毓怡、邢之襄、柯绍忞、廉泉、吴芝瑛、中岛裁之。第三代中从贺涛学古文的学子有吴闿生、赵衡、赵彬、武锡珏、张宗瑛、贺葆真、徐世昌。第四代吴闿生门下优异者有张继、李葆光、周明泰、李濂镗、齐燕铭、贺培新、贺又新、柯昌泗、于省吾、吴兆璜、潘式、谢国桢、徐鸿玑、曾克端、何其巩、陆宗达、王芷章、张江裁、陈汝翼、王汝棠、王维庭、吴君琇、吴防等。第五代贺培新门下优异者有俞大酉、刘叶秋、刘征、孙梅生、孙贯文等。第六代俞大酉等在1949年后没有传人，一脉文心，就此了断。我们根据前人的相关论述，裒辑了“莲池学派”主要成员名单及其著作情况，详见表1。 表1 “莲池学派”主要成员及著作一览表 二、“莲池学派”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研究目前学界对“莲池学派”的研究是从桐城古文的整体脉络展开的，并主要集中在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等古文大家身上。除了研究桐城派发展史的专著有部分章节介绍外，尚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如孙莹莹《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探讨了张裕钊的“文气论”与前期桐城古文家的渊源，以及与吴汝纶相互交流、激发的作用，认为宗尚“平淡”是其古文美学的极则。李松荣《张裕钊的创作分期及其在莲池书院的散文创作》指出张裕钊在莲池书院中的散文创作是重要的丰收期，体现了其散文“以意度胜”和“词峻以厉”的特点。然惟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王达敏《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二文最能发张裕钊古文义法、声气、诗歌风貌的真趣。关于吴汝纶的研究近年似较张裕钊研究成熟。除了一些考证吴汝纶生平交游的文章外，更有任亮直从吴汝纶的儒学思想出发，为其文论探源。杨新平从“风格观”探求吴汝纶的古文美学思想。孙文周以吴汝纶论文信笺为资料，探索其文章学观念。胡丹以“正变”观考察吴汝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对于贺涛的研究实在寂寥，且多为皮相之论。惟范丹凝《贺涛与清末畿辅古文圈》一文对贺涛家世、古文创作、文学思想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且以贺涛为中心，对后莲池书院时期畿辅古文圈的群体构成、交游、文学活动作了初步梳理。由此看来，“莲池学派”作为晚清民国熔铸河北地域特色、传承燕赵文脉传统的学术、文艺群体，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湛如魏际昌、王达敏二先生，提出“莲池派”，亦多是从桐城古文的角度立论，缺乏融“莲池学派”古文、诗歌、游艺之学为一体的文艺观照视阈。而对“莲池学派”游艺之学的研究，除张裕钊、刘春霖书法之外，更属寥寥，遑论透过“莲池学派”文艺诸体交融会通的现象，探寻古文、诗歌、游艺之学等不同文艺形式的内在联系。关于“莲池学派”文艺创作和思想传播的方式途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松荣认为：“文学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著书立说，也可以是教书育人，桐城派这一特殊的文学群体，他们的很多代表人物都在书院担任教职，于是它的传播也就与书院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7]79以张裕钊、吴汝纶在直隶的活动来看，张裕钊主要是担任莲池书院山长，以教育为业。吴汝纶任职深州、冀州知州期间，重抓教育事业，深州、冀州教育蔚然而兴，其后吴汝纶掌莲池书院，也以冀州及周边州县学子为多。由此看来，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艺创作及思想传播主要还是通过书院教育，其于直隶文化影响面之深广亦缘于此。 “莲池学派”以幕府文人为主，多是以经学为文化正统、与权力中心接近的士人和官僚。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得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等政治实权人物的支持和庇护。因“莲池学派”依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一批以斯文相号召的文人，所以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政局的变化都会对此一群体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传播的根据地和地域范围，传播的方式、内容，乃至文风等诸多方面。其中，就“莲池学派”学术和文学传播的根据地和地域范围来讲，往往与所依附的政治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其初，以保定莲池书院为中心，辐射到直隶地方州县书院。如吴汝纶当政、贺涛主持的冀州信都书院。其后，清末民初随着莲池诸子进京，直隶政治中心移至天津，“莲池学派”的学术和文学活动也随之形成以北京、天津、保定为中心的格局。 张裕钊论文以意为主而通于自然。其《答吴挚甫书》曰： 其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谁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3]84 张裕钊所谓“意”，一是“中和”，这是他“原本六经”的反映；二是“利泽天下”，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8]4。所以他的文章深沉醇厚，叙述娴雅，宛转有度，思想从正大入手，温润中有雅健之气。张裕钊古文的堂庑比起曾门其他弟子更大，超出了学习韩愈、欧阳修、方苞、姚鼐的范围。他“假途唐宋八家，上溯两汉、先秦、晚周，并原本六经，且于许慎、郑玄的训诂，二程、朱熹的义理，均究其微奥。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词句古朴峻拔，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8]5。故而，刘声木论曰：“其文以柔笔通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并以经术辅之，于国朝诸名家外，能自辟蹊径，为百年来一大宗。”[4]285张裕钊的古文理论对“莲池学派”影响较大。其弟子王树楠“浸淫两汉，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间”[4]288。其文气骨遒上，实有得于雅健之美。另一高弟贺涛为文“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矜练生创，意境自成。其规模藩域，一仿张吴二公”[4]287。平心而论，莲池诸子的古文在晚清民国社会巨变的影响下，与清中期以来脱胎科举八股和模拟的“古文”已经有很大不同。从内容上来讲，义理、考据、辞章中，义理突破经义的范围，融入更多西方传入的近现代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并多以实践、务实的手眼论证之，形成了融入时务、参酌中西、归于儒家义理的思想内容局面。曾国藩引“经济”入古文的思想，莲池诸子之“经济”也不限于洋务派的思想和实践，而更多的是在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下，从事教育的改革，新式的融贯中西人才的培养。考据亦多从典章制度、历史沿革入手，梳理时务关涉的焦点和重点，有为而作，而不是泛著空文。辞章更加讲求朴实平淡。他们虽然不丢以声气律调为核心的古文创造法则，但因思想和内容的变化，他们的文章更加平典朴实。这种务实而紧跟时代的古文创作潮流在当时深受文人士大夫阶层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莲池学派”诸子古文有一种强烈的传承燕赵文脉的地域文化意识，影响到其文风一是变化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美而济以阳刚，再就是更加务实尚气，形成质朴自然的审美风貌。若究其弊，则是鄙陋迂直有余，风流蕴藉不足。 晚清民国的政局波谲云诡，“莲池学派”在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和政治权力挤压的夹缝中与世浮沉，艰难求存，发展渐趋于保守。但他们以中华文脉的守护者自居，正因担负了斯文之重任，在文化思想和形态上表现出与时代思潮相颉颃的巨大灵活性。比如曾国藩及曾门四子、贺涛、赵湘、吴闿生诸人对桐城古文的变革。他们把桐城古文集约成中国道统和文统的载体，是斯文的具体形式，只要以此斯文精神为文，其题材内容、义理均可以自由伸缩。其文章的语言形式也发生较大的变化。然而，“莲池学派”所代表的斯文传统，毕竟是传统的文人文化，代表一种文化精英意识。其觉世牖民的文化宣传和动员能力难以适应救亡图存的大众文化的需要。进入民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莲池学派”所代表的桐城古文则首当其冲，被视为旧文化、旧文学的象征，成为革命的对象。 三、“莲池学派”游艺之学和文献整理研究儒者依仁游艺，先秦时期即有儒家“六艺”之学。宋元以来，琴棋书画等艺术逐渐被文人驯化，成为他们寄托意趣与怀抱的载具。元代理学家刘因提出儒者“新六艺”，将琴棋书画均纳入儒者游艺之学的范围。“莲池学派”以宋学为本，融通汉学，文章之余，亦游心艺事。张裕钊、吴汝纶、刘春霖并以书法名世，而张裕钊又雅擅山水。早在清末民初，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注》即称赞张裕钊书法集北碑之大成。欧阳中石《张裕钊书法艺术溯源》（2010年）对张裕钊书法艺术的取法对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日本人杉村邦彦《张裕钊的传记与书法》一文当为目前张裕钊书法研究资料最为丰富且切实的佳作。近年另有《张裕钊碑味行书研究》《张裕钊书法艺术研究》两篇硕士论文问世。然这些研究多为就书法论书法，对张裕钊的书学思想以及与其学术思想、文学精神的内在联系缺乏立体的思考。学界于刘春霖书法的研究亦属此类。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河间府肃宁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尝自谓“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长于小楷。“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今天的书法界仍然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刘春霖的书法圆匀平正，为典型之馆阁体。其小楷娟秀端庄，笔力清秀刚劲，气质深蕴沉厚。曾出版小楷字帖《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兰亭序》《灵飞经》等多种。贺培新（1903—1952），字孔才，号天游，斋名天游室、潭西书屋。河北武强人，为“莲池学派”巨子贺涛之孙。曾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中国大学国学会教授、秘书长、河北省通志馆纂修等。1949年初，将其二百年来家藏之图书、文物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受到当时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贺培新于古文能世其家学，虽不以名世，却也能够自立。书法宗欧阳询、褚遂良，秀劲丰厚。民国间书墓志多种，法北碑，得张裕钊精髓。治印入白石老人之室，其论治印当气体贯注，追求古雅淡泊之趣，与古文义法和审美宗尚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叶秋序《近代名家印集》曰：“贺（孔才）、邓（散木）俱未得享大年，而各臻精诣，贺公从赵、吴两家入手，以上溯秦、汉，小章秀劲，大印浑沦，朱文粗笔，尤属一时独步。”[9]330-331辑有《武强贺培新印草》二册，成书于1923年，亦名《迂轩印存》，上册收印48方，下册收印47方，共存印95方，多为时人姓名、斋堂印。关于贺培新的印学研究，目前仅有宋致中主编《齐白石贺孔才批刘淑度印稿手迹》（2004年）、《孔才印存》（2013年）二册问世。总之，关于“莲池学派”游艺之学的整理和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其主要关注点是张裕钊、吴汝纶、刘春霖的书法及贺培新等人的印学。实则，“莲池学派”诸人物，除诗歌、古文、书法外，于绘画、音乐等诸体艺术多有研究。我们考察他们的游艺之学也应该扩大范围，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些领域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广的视角揭示出“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的丰富内容和魅力。 近年来关于“莲池学派”的文献整理成果日益丰富。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桐城名家文集》，其中包括张裕钊、吴汝纶、贺涛、范当世等4位作家的文章选集和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3位作家的诗文集。另张裕钊、吴汝纶、贺涛、范当世等人的诗文集已经有点校本问世，其中王达敏先生点校《张裕钊诗文集》、施培毅等点校《吴汝纶全集》、马亚中等点校《范伯子诗文集》、冯永军点校《贺涛文集》、张善文点校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另有吴闿生《诗意会通》《吴门弟子集》、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等诗文选本也有学人专门整理出版。这些文献整理工作为我们研究“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料。但是尚有很多名家的诗文集没有整理，如赵衡的《叙异斋集》、贺培新的《天游室集》等。另有一些人的诗文集在其生前并未刊刻或出版，散落各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莲池学派”名家的诗文集，进行系统的研究。徐世昌对“莲池学派”的发展影响甚大，众多莲池弟子都曾有游历徐世昌幕府的经历。他倡导复兴“颜李学”，以此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四存学会”和该学会的会刊《四存月刊》都凝聚了莲池弟子的不少心血。2014年广陵书社整理出版了北京四存学会编的《四存月刊》，为我们考察“莲池学派”在这一阶段的学术和文艺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贺涛之子贺葆真所作《贺葆真日记》亦由徐雁平整理出版，其中有关贺涛的文艺活动、“颜李学”与“莲池学派”关系、四存学会及“莲池学派”在冀州、保定、北京、天津活动的记载多有助于对“莲池学派”文人交游情实的考述。 综上所述，“莲池学派”是晚清民国熔铸河北地域文化、承继燕赵传统文脉的重要学术、文艺群体；是桐城派正传，晚清民国华夏文脉所系。深入研究“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可拓宽晚清民国桐城派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廓大清代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堂庑。亦可重新发现“莲池学派”文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纠正近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凸显新文学，忽视传统文学的偏差；深化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研究。目前学界对“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莲池学派”的群体构成、活动时间和地域、文艺思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文艺思想的立体研究等诸多基础性、拓荒性的工作尚待我们去努力。 参考文献： ［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续修四库全书：卷一百四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吴闿生.吴门弟子集［M］.保定：莲池书社，1930. ［3］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M］.王达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M］.徐天祥，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89. ［5］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J］.文物春秋，1996（3）：22-30. ［6］王达敏.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J］.安徽大学学报，2014（6）：61-70. ［7］李松荣.“枝蔓相萦结，恋嫪不可改”——张裕钊与莲池书院师生间的情谊［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6）：79-82. ［8］罗福惠.张裕钊的时局关怀及文学特色［J］.鄂州大学学报，2003（3）：1-6. ［9］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保定市社科规划课题“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2016059）；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HB16WX009）；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莲池学派及其文艺思想研究”（201703050110）的阶段成果 “莲池学派”的女性书写与文艺思想原创 京畿学堂 京畿学堂 2019-06-12 明末以来受“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文化阶层兴起了反思女性地位和生命价值的思潮，不断冲击礼教束缚女性的道德网罗和社会习俗。此风未能在社会实践层面结出女性进步和解放之果，却在明清两代开出了灿烂的女性文艺之花。清代理学家和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才貌德能的重视和尊重；朦胧的女性意识也被文人和才女表现在文艺之中，超越着禁锢女性的现实世界，悬照在女性人生理想之域。清末国门洞开，“西学”涌入，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核心，强调女性自由意志和男女平等现代女性意识传入国内。与此相应，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女子学堂教育逐渐开展起来。从女子教会学堂到官办的女子中小学堂和师范学堂，女子教育多能立足科学常识，提供治家育儿的知识技能，养成女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并积极赋权女性，启蒙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积极引导男女平等思想，使传统的女子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之母和女国民。“莲池学派”作为桐城派北传形成的文人群体，以较为开放的视野、平和折中的态度，廓清传统源流，力求融汇西学于中学的肌体之内，创生新知新境。他们受传统女性观自然演进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响，多将女性与女性文学纳入观照范围，形成了具有衔接传统与现代的女性观。张裕钊、吴汝纶、贺涛、李刚己等“莲池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女性书写最具学派传承的意蕴和时代文化演进的烙印。以他们为中心，似可窥见晚清民国之际“莲池学派”及一般文人对女性及女性文艺的真实态度；而描述代际之间的传承与演变，也能领略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文人面对传统文化岌岌可危之境，在坚守和变通中表现出的思想原则和智慧。 一 “莲池学派”诸子书写女性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墓志铭、寿序、诗文集序言、论说等，诗歌作品数首而已。在这些古文中，他们秉承桐城家法，融入义理和学问，以此亦可见出他们的女性观。张裕钊将男女之分的思想渊源推到《周易》。《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1]《坤》象征着大地、阴物、女子，以“柔顺利贞”为德。所以张裕钊进一步发挥，认为老子学《易》，有得于《坤》卦之德，论女子的德能而附会《老子》的“三宝”观念。其《代某公谭母谢太夫人寿序》说： 坤道无成而代有终，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故以柔弱为守、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宝。君子之于世也，有开物成务之功，有先知先觉之任，所谓虚无清静、守雌出后者，诚不足以尽之。若夫闺内之行，如老子所称三宝，则固妇德之懿，而母教之至善者也。[2] 如男子在社会分工和伦理关系中确定自己为臣、为子、为夫的地位一样，在张裕钊眼里，女子亦是在为妻、为母的社会家庭角色扮演中确证自己。他眼中的女性并非侍女仆妾和农家的健妇，而是文士官员阶层的家眷，朝廷的命妇淑女。在清代中晚期的社会中，这类女性被赋予相夫教子，以孝事亲、和睦亲族的门内重任。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妥善处理与叔伯妯娌及戚里族党的关系，更要担负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全力支持丈夫攻读，求取功名。丈夫游幕、权馆、仕宦在外，则还要担负起教养子女之责。这是一代王朝文化阶层女性的普遍命运和生活方式，所以清代文人于“母教”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体悟独深。张裕钊的女性观比较传统，看重女性的妇德之懿和母教之善。他认为“母教”关系到家国之兴：“《诗》、《书》之所纪述，圣哲之所申儆，皆以家国之兴必始捆内。自前古以至于今，未之或易也。”[3]然对文人士大夫家族而言，母教所及仅限于家族的兴盛而已。其《邓恭人七旬寿序》说： 洁洒、飨治、编枲，以相夫子。上则严事姑嫜，下拊教子妇。婉嫕孝恭，无非议于远迩，而家门康乐。受天之祜，性命寿长，既老而神明不衰。此闺门和令之善庆，而人世之所谓吉祥。[4] 因此，他表彰吴母孙夫人“柔顺利贞”的日常挚行懿德曰：“兼综内政，罔有遗失。昼洁酒浆，宵治麻枲。田奴织婢，率作有程。门庭具饬，井匽蠲絜。鸡彘蕃孳，瓜芋硕大。室以大和。只奉资政公，养生丧死，终始之义无违。抚小姑，自髫龀至于笄，至于嫁，恩意笃备，姑忘其㷀。以是吴君得一意自力于学，取科第，为世闻人。”[5]为其他命妇所作墓志也是要从日常庸行中见出女性的坚韧与贞顺，大多称述门内庸行，而不过分刻画女性艰难危厄的悲剧命运，贞烈卓绝的行止德能。他说： 近世学士称述阃内之懿，必取其遘罹艰阨，含荼茹蓼自励，为危苦卓绝之行者，然后善焉。夫人之所称，顾常在于令淑善祥、蕃祉老寿也。而为世之所传颂者，尝取必艰苦瑰异之事，信其协于人之情欤？且以惟《诗》、《书》所载，《风》、《雅》所歌，絺绤之是治、苹蘩之是采者，其人类皆宜其家室，绥福履下。至汉刘向氏所传列女，亦多履夷处顺之俦。夫遭时之不令，福则不至，而凡以其名称，则诚伟矣。然身处康乐，而名与福兼焉者，岂不为两得者欤？而独谓其不足称欤？[6] 张裕钊从文体创作的角度，阐释墓志铭女性书写的特殊性。与偏矫尚奇的世俗趣味不同，他反对清中期以来为女性作墓志铭多称述奇节异行的模式，推崇女子的庸行懿德，认为这是“令淑善祥、蕃祉老寿”的女德之祥，母教之正。又推源先秦以来的诗古文、史传多是从兴家望族，福佑后辈，康乐顺遂几个方面展开书写。与近代理学家为维护“礼教”，表彰节烈卓行，不通人情的做法有显著不同。张裕钊其他体制的古文创作也多能顾及女性书写的特殊性。他论晚清寿序曰：
尝闻湘乡曾文正公亟讥寿序之失，以谓无书而名曰序，无故而谀人以言，皆文体之诡，不可不辨。顾文正公论文，最服膺姚惜抱氏。裕钊亦旧从文正公为姚氏学。姚氏之集，则有寿序矣。且虽以文正公之言若是，然其生平所为寿序，乃不下数十篇。裕钊则以谓吾友为人子，而欲以是娱其亲，而必却之，亦人情之所不得也。无已，独称其父母之贤，以勖其子，使持以寿其亲。因益勉为贤，以为亲娱。其体虽非古，其义则不为无取耳。观文正公之作，每每多劝励其子之言，犹此志也。[7]
寿序体制非古，是诸子序体之流亚。唐代文人创为赠序，“兼意与事作之”，赠序成为文人间一种交游酬应的文字。明人又在赠序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创为寿序。至清代蔚然流行，多用溢美之辞。[8]张裕钊为女性所作的寿序，多称述女性淡泊荣利、燕处超然的心性修养，以激近世躁进奔竞的文人心态，于世事所虑不可谓不深。他从政教思想出发，以为称颂父母之贤，虽有溢美之辞，却可以尽孝思、娱父母，又可以勉励子女学为君子圣贤，其体晚出，却有存在的价值。
女子之德，《风》诗咏歌之，《春秋传》及百氏之为书者亦间及焉，然颇病其略，无以迹其始终。刘子政作《列女傅》，缀辑遗闻，都为一书，详以备矣。后世史家乃或仿其例以登于史，而士之名能文章者益复搜讨善行，旁及闺门，于是女子之贤者乃与夫硕公魁儒闳俊之士同传于世。元明以来有所谓寿序者，人子欲寿其亲，则征文于戚故朋好，以为亲荣。桐城方氏、姚氏及曾文正公皆讥其非古，而辄复效其体，岂非发潜阐幽、所裨于法劝者大乎？[9]
此文关于女性书写演变、寿序文体特征的论述均源自张裕钊，只是更加细化了。其可注意者，一是强调女性书写自诗歌、史传、古文、寿序诸体历来多有变化，但重视女性德能懿行的文化传统始终不绝，并将女子之贤者与硕公魁儒闳俊之士等量齐观。二是认为寿序起自元明，体制非古，对于阐发女性德能志意，以助母教化行大有裨益。综观张裕钊的女性观和古文创作，可知他主要受传统女性观自然演进的影响，与当时教会学堂女子教育影响下的现代性转向有较大距离。但与此时西方女权思想相呼应，张裕钊所代表的儒家精英阶层对女性贞节烈行的态度趋向缓和，不再狭隘执着地表现或褒扬贞节烈女，而是从传统女德之正入手，思考女性的日常庸行于家庭、子女、个人的生活和幸福的重要意义，并将这种思想有意的表现在文体创作的革新中。与当时开明的文人士大夫一同，迈出了近代女性启蒙的第一步。
二 吴汝纶对女德和母教也十分重视。他常以女子与丈夫对举，反思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其《清河观察刘公夫人诗序》曰：
中国之法，贵丈夫，下妇人。丈夫、妇人，有常名，无常行。丈夫之行也有三，妇人之行也亦有三，有职，有艺，有志。职也者，丈夫妇人分有焉；艺也者，丈夫专之，而妇人兼之；志也者，丈夫、妇人交致焉。职则丈夫也，艺则不能丈夫也，志则不能丈夫也，丈夫名妇人行，且得而丈夫之耶！职则妇人也，艺则不专妇人也，志则不屑屑惟妇人域也，妇人名丈夫行，且得而妇人之耶！丈夫也，妇人也，是时为贵下者也。虽然，丈夫而妇人者多，妇人而丈夫者少，则其贵且下也亦宜。[10] 自然生人，有男女之分，这是常名。在社会生活中，男女杂然相处，其德能志趣、行为方式却有不可判然划分之处。古代圣贤君子，按男女自然的天赋，确定彼此的社会角色，职事内外、志向意趣、艺术技能各有所领，各有不同。但是，男子而妇人行，女子而男子行，往往而有。男子作妇人之仁，多被人耻笑，女子有伟丈夫之志未尝不令人气壮神扬。所以，以自然天赋而论，男女有常名，以志趣行实而论，男女又往往有相同之处。故而，吴汝纶为女性做寿序、墓志铭、传记往往称述女子近于男子的气节与卓行，词句之间隐隐地鼓荡着刚健贞正之气。《诰封淑人梁淑人墓志铭》曰：“始淑人事嫡夫人恭甚，既为三品命妇，嫡夫人命易章服，卒不敢，终其身不易。既殁，乃以三品服殓之。”[11]从“不易章服”一件小事，见出梁淑人深自谦抑的品格。《诰封太夫人陈母熊太夫人墓志铭》曰：
太夫人既受家政，综核细碎，出内有经，诸子或携或婴，室无婢妪。烹饪烦撋剪制之事，一自己手。晨先众兴，晦后家息，时未几，尽偿逋负，舅姑以是归其能。叔尝有官逋，追呼急，祸且倾家损门望，赠公又远客，举室惶遽，不知所为。太夫人从容定议，请鬻宅以偿。宅故太夫人与赠公夫妇戮力铢寸累积而得者，至是折券已债，一夕尽。赠公归，以是义其决。[12] 短短百余字，将熊太夫人经营家事的勤劳坚毅和面对家难的淡定明决表现的淋漓尽致。吴孟复先生说桐城古文的艺术特色是以小说描写的笔法用入散文，通过作者叙述的方式，“在散文写作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现，采用了一些白描的手法，特别是注意特征性细节的描绘。”[13]吴汝纶的这篇墓志以粗线条叙事，掇拾最能体现人物性情和才干的事件，给予人物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虚美、不阿谀，体现了桐城古文简洁淡泊的家法。吴汝纶的古文还特别称述女子的才性。《黄淑人墓铭》曰：“淑人通《毛诗》、《小戴记》、《尔雅》、《文选》，能书画，有诗集三卷。”[14]一位才女的形象跃然纸上。《题范肯堂大桥遗照》叙范当世与夫人姚氏诗文唱和之乐，对姚夫人诗文、书法的才情多有肯定。《清河观察刘公夫人诗序》曰：“汝纶读其诗，至于雕刻山川，凭吊阻塞之作，以为古所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者，殆不是过。而夫人故尝自恨生不丈夫行，不能助公以奉上德扬职阜人为事，赋咏所寄，累累见之，其志意尤奇也。”[15]论者谓吴汝纶古文有名士气，从其以闺门有知己，叹赏女子诗文才情即可见一斑。
吴汝纶的女性观也植根于《周易》。他以阴阳对待互根的理论建构其女性观的，摆脱了张裕钊以坤卦“柔顺利贞”之德静态比附女德的思想。其《原烈》说：
夫阴阳者，以对待为体，而以互根为用者也。阳无阴不生，阴无阳不成，此对待之体也。阳之中有阴，阴之中有阳，此互根之用也。惟阳不能无阴，阴不能无阳，故有两仪，有四象。惟阳之中有阴，阴之中有阳，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故语其对待之体，则乾道刚健，坤道柔顺；语其互根之用，则乾健未尝不柔顺，坤柔顺未尝不刚健；此乾坤之道也。……盖尝推而论之，孔子系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近于阴与柔，义近于阳与刚，而圣人以仁配阳刚，义配阴柔者何也？仁之性本柔，而其道则刚，义之性本刚，而其道则柔，仁不刚，则妇人之不忍而不可为仁，故仁配阳配刚，义不柔，则匹夫之激烈而不可以为义，故义配阴配柔。然则刚健不可不柔顺，柔顺不可不刚健，阴阳之相需者然也。[16] 《周易》把阴阳视为万物本根，妙化之源，以阴阳阐明自然生化之道，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以可体验的特性将世界万物划分为对待的二体，体用为一的宇宙观又将二者的对待转化为互根为用的生化之机。所以，吴汝纶阐释阴阳之道，以对待为体，以互根为用。具体到人伦之始的男女夫妇关系上，则是这种阴阳对待互根之理的伦理实现。他不取“天尊地卑，乾坤位矣”，以“势”、“位”确定男尊女卑地位的思想，而是强调阴阳因对待而共为一体，以互根而交相为用的自然之道；以此确定男女性情交感，共生同济的社会伦理。所以，吴汝纶心目中的女性性情和道德，本质上不是由道学男尊女卑观念定义和规范的，而是阴阳生化之理自然形成的。故而，吴汝纶于女性总能发现其性情中男子气质的明决、干练、豪迈，以通于仁义；因女德之懿见出她们其倾心礼仪、敏于文艺的别样才情。
吴汝纶易学修养非常深厚，其弟子行唐尚秉和承其遗绪，著有《周易尚氏学》一书，阐发先儒易象之学，多有发明。从其以《周易》阴阳之道论述男女之分和性情之正来看，确有一种格于中西思想，返古开今的新思路。他的这种新思路与晚清诸多思想家“中体西用”的思想基本一致，但吴汝纶作为晚清大力引入西方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士大夫文人，其思力所至，自不再如冬烘学者那样考据义理，讲究辞章，而是要于新时代对男女之分、性情之正作出新的阐释，以作育新人。反观他在莲池书院以传统致用之学和西学破除科举流弊的开明教育和引入新学制的各种努力，影响所及，莲池学子肆后多能克承其志，对晚清民国北方新式教育，乃至女子教育作出重要的贡献。 原文刊于《京畿学》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宋）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第43页。 三 贺涛是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及门高弟，其古文思想也深得乃师真传。他的古文笔法细腻，文意纡徐之中郁勃深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与桐城古文吸收小说笔法有很大关系，深层原因则是贺涛醇厚明达、不为空言创作思想的体现。因其醇厚明达，学问才能寄寓性情之中，见理深，论事明，体用周瞻，浑然一体。因其不为空言，凡有关典章制度、政治风教、世态人情都能辨章源流、考究详略，参酌西学，引入新理，以相应发。所以贺涛的古文气体高朗、华茂深厚而情理通达，在晚清张、吴二子之外独树一帜。徐世昌选评古文，遂将贺涛入“明清八大家”。总体来说，贺涛古文所表现的女性观糅合了张、吴二人之长，且更为具体生动。如《古余芗合诗序》曰：“夫人所为诗多咏古之作，其于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权以己见，确乎有当于事理、若可据以施行者。心志所藴结，求通于书籍中，而自浚发之耳。”[1]若以“先王女政位乎内”之义衡量，慕夫人可与志虑专一、识量高雅的男子比长絜短。贺涛的这种观点有张裕钊、吴汝纶女性观的影子。《华母姜太恭人九十寿序》曰： 《记》曰：“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夫亲不顺而友不我信，则友之既信，必能类聚气感，更责我以事亲，此自然之效也。近世士大夫犹知此义，故往来投报，必体吾友之意，以致敬于其亲。而致敬之大者，则莫如祝寿之礼，撰为文辞，叙述懿行，祷其康强，逢吉以博老人之欢，而益勉吾友之孝思，桐城吴先生谓今之寿礼胜于古之冠礼，以此也。[2] 文中称引吴汝纶寿序的文体思想，而其结构文体的模式和思考的维度却肇自张裕钊。《魏母贺太恭人寿序》曰：“夫虚词祷媚，既有类世俗所为，而称述艰苦，又非所以娱老人，即见所处境之至可乐者质言之，于盛德则无以推阐，要为太恭人所乐闻。”[3]寿序中论述文体的体制、内容和演变，是莲池学派诸人结构文章的一种书写策略，也是以才学为文的一种呈现方式。二者构成了情、事、理的内在张力，形成复沓中开阖有致，浑然中多元互动的艺术风貌。且使寿序勉于谄媚之讥，收贤者孝亲，友朋尽义的良好效果。至如《宗氏妇传》论婆母与儿媳之际的伦理问题，痛惜“世之立言者，恒援尊卑之义，严于妇而宽其姑”[4]的庸陋，而倡导姑妇互互爱，可以说是吴汝纶以阴阳对待互根之义论男女之际思想的延伸。
张裕钊擩古至深，其古文创作多从传统出发，务阐明先儒之理。他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虽不禁止学子读西学书籍，但注意力仍专注在科举时文和传统学术，以至于日本人岗千刃访问莲池书院与诸学子论学时，遭遇令他十分失望的场景： 夜，张会叔（浍）、贾伯儒（裕儒）、孟芾臣（馨荣）、齐禊亭（令辰）、赵树楠（锡榕）、张化臣（以南）十数人来见。……余曰：“濂亭先生，师也，长者也。仆不可妄发狂言，失敬左右。诸君年少，仆有一事，切欲问诸君，诸君能有所教乎？”众皆请诲。余曰：“凡士人读书学问，将有为于当世也。今也法虏猖獗，福州一败，台湾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诸君何策，以济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虏无状，中土大举征讨剿绝之，一击之下，不使片甲只轮西还，不必须先生之忧闷。”余书答其后曰：“此何异张学士（佩纶）滔滔万言，而炮声一发，狼狈失措，弃兵而遁。兵岂口舌笔册之谓乎？非仆之所愿闻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皆曰：“此问非仆所能当，敢请大教。”余曰：“诸君业科举，腹中万卷，笔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际国家大变，不能画一策，出一奇，以济天下之急，此无须于读书学问也。方今宇内大势一变，不可一日忽外事。诸君盍以讲八股之余力，旁读译书，以讲究彼所以日致富强，横行宇内，策所以一变千年之陋习迂见？此为圣贤之心术，此为有用之学术。”因指斥科举为误天下之本。众或否，或然，议论纷然，遂不得其要领而散。”[5] 由此看来，张裕钊于西学最初涌入之际，虽较其他老师宿儒开明，却未将西学积极融入平时学术研讨之中。吴汝纶在这方面确实比张裕钊走的深远。吴汝纶任深、冀二州任时即非常注重西学的引入，在他的支持下，学子们不仅可从翻译书籍和报纸上习知西学，他在莲池书院还引入外文教师教授西学。所以，论者谓吴汝纶的学术和古文酌西参中，益以当时之世态、匡济之伟略，堂奥崇隆。贺涛突过乃师的地方，正如其好友徐世昌所说：“所著文考论时政之源流得失，务引西国新学新理以浚发吾民之智识。”[6]他古文的女性书写也具此特征。《王母贺太恭人七十寿序》除赞颂姑母传统的妇德之懿外，更记述了晚清新思潮涌入时，这位传统女性通达时变以继家声的卓识。其文曰： （小泉）先生没十余年，世运骤迁，学术因以转移。吾姑命勤生（用诰之子）促诸孙出就外学，久之皆能专所习，以取时誉，群从子弟踵而相从，而王氏之风旨遂改其旧。先生通儒也，使目睹今之世变，必不复坚守初志，以庚乎时。勤生可谓善继述矣，然非承母教，亦无以放其机焉。由前所称家庭庸行，贤女子多能之，此人所共知而交颂者也；由后所称，则识时务之俊杰之所为，非女子所能参与，而世俗论女职者，又孰能识其深远而推大之哉？[7] 小泉先生名用诰，贺涛姑丈，定州王氏，宗尚程朱理学。贺涛早年曾从之问学，古文创作也颇受他的影响。贺涛所作寿序，首述姑母承顺丈夫之意，孝亲治家的妇德。并从丈夫、母家女眷、诸父诸母多个侧面的赞扬来衬托姑母的德行，层次丰富圆满，颇有艺术感染力。从贺涛的行文看，其中既有张裕钊表彰传统母教妇德的影子，也有吴汝纶以阴阳之理等观男女才行德能的因素。其更可贵者在于能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入古文，以变其风调，充实古文的内容，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那些只知道株守家法的陋儒文人与贺涛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他为吴汝纶夫人作《欧太淑人墓志铭》，摹画了一位深受西学女性思想影响，独立自尊，热心社会公益和女性进步教育事业的女子形象。其文曰： 吾师数诏人以新学，太淑人闻而好之，曰：“固宜然。”吾师喜交外国人，凡所交，太淑人必与其家人往还，访求外国事，尝欲徧至缙绅家，说其妇女，如西士之强人，以兴女学，而区昼其规制甚具，遂欲施行，以无和而助之者而止。其后新学益兴，人渐知女子之当教，乃叹太淑人之蓄志于俗习未改之日，其识为不可及也。……吾师卒后，闓生编译书籍，讲授诸学校，又应山东巡抚今直隶总督杨公之聘，用益饶，太淑人居处服御，不改其旧，而轻财好施予，周恤族婣，惟恐不徧。闻国民捐之说，大义之，曰：“是尽人所宜为也。”出五百金为女子倡。又命闿生以重金助安徽筑铁路，而振水灾。[8] 欧太淑人为吴汝纶的侧室，据其子吴闓生所述，似欧氏夫人在吴氏大家族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深自谦抑，积极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并因丈夫的因缘，与外国女性交游往还，思想观念并无违和之感。且能够身体力行，从促进女子教育，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诸方面，可以看出她已有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国家公民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贺涛是一位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传统文人。其《烈妇瓜尔佳氏墓表》曰： 女子从夫者也，既牉合为一体，则宜仰承夫志，自门以内事，无洪琐一埤益我，而代有终，俾其夫得脱然自拔其身以从事于外，而己之甘苦荣辱，则一视夫之所为。其志专，其德恒，故有夫在则从之，而夫没遂以身殉者。夫从人而必身殉，虽非礼之所期，然其性之甘于从人，则于此可见；而先王顺情制礼，亦即于此，而知其不可易矣。新学既兴，谓女子宜求自立，与男子平权，此特即西国近俗为言耳。西儒溯生民之始，以为男子兴立事业，必得女子任役之，使守吾所有，女子不能御侵暴，必承事男子，恃其力以自保卫，为主为从，乃埶之不得不然，不敢遽以男女平权之说为信。而东国大师为吾女子之就学者言为学之旨，亦谓西国女多男少，且苦于生事之艰，女子不能尽受男子之庇，竞欲自立以图存，久之遂成为风俗。中国之俗既与彼殊，故当守旧训无改，绝域数万里，而所言叙伦之理乃有合乎吾先王，知理之具于生初者，尽人而同。人道所由立也，乌得因一方惯习指为万国通义，而废人道之常哉？今设学以教女子，才智将日益恢张矣，余惧旧训之夺于新说也，故表烈妇之事，昌言其义，以为之坊。[9] 此文是贺涛后期的作品，当新学兴起之时，格于新学之弊，贺涛多有所匡议。就其以进化论史观论述西方女权思想为近世兴起成俗而论，确如其言。然据此而推定我国先王礼乐乃不易之道，应守旧训不改，却自相矛盾了。然而对贺涛的女性观，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以现代女性思想去衡量。只能说，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他能以开明、积极的态度，去关注、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女性观，以此反思涉及女性身心、生活、家庭、社会地位等重要伦理、习俗、制度的重要问题，确实较迂腐守旧的文人和大众有巨大的进步。虽然不如稍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留洋学者，然于当时社会仍占重要地位的士绅和文人阶层确有很大的影响力。由吴汝纶、贺涛等人努力所推动，形成的北方学子向慕西学的学术思想氛围，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李刚己是“莲池学派”第四代中的佼佼者。他先后从吴汝纶于莲池学院问学十余年，又得范当世、贺涛指授诗古文，深得古文义法。受时代的熏染，于西学多有领略。所以其思想较莲池前辈为新锐。他不但将二子送入西式学堂读书，任职山西时又亲自编选诗文，教授夫人读书写字。在给诸子的家书中说： 汝母四五月间发愤读书作字，吾为渠选抄唐宋五七言绝句数十篇，皆能成诵。与之讲解亦颇能领悟。所作大字，笔力清劲，进步尤速。[10] 李刚己认为整个社会习俗、道德、制度对女性之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中国女性普遍的知识寡陋、文化浅薄深。而且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影响到了家族的兴旺，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 中国妇女无学，不明世事，不明义理，不明养心之法，不明卫生之术，小则贻害于身，大泽贻累于家庭。其流毒实不可胜言。[11] 李刚己的女性观与张、吴、贺三子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其《姚母蒋太宜人七十寿言》曰： 自范史传列女，后世纂史志者莫不承用其体。然类皆崇尚奇异以震惊众人之耳目。至于门内庸行往往置而不道。而节妇贤母攻苦食贫，奉亲教子，兢兢数十年或不得与彼割股殉身一时激烈之行争流俗之声誉。流弊可胜言哉。……综观太宜人之所为，类皆伦常日用之庸行，固无所谓奇异也。然自古圣贤豪杰支柱患难所恃以动天人而挽气数者，实在庸行而不在乎奇异。[12] 此论实在是“莲池学派”诸子寿序文体思想的总结与概括。然以情入理，用感慨之言发为议论，却别有一番浚发浑脱之致。
余论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关通商，近代女权思想也随着西学的涌入翩翩走来。中外交流在各领域的深化，女子学堂教育的逐步开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为华夏女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二千年来未有的契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文人，带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和焦灼的救亡意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构建符合男子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关注女子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莲池学派”诸子因文体革新触及女性问题，矫正清代中期以来标榜女性节烈卓行的思潮，着力书写门内庸行以呈现先王女教之本、女德之正。他们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叙述男女、家庭、社会之际女性地位和功能的中外演变历程，对我国传统女性观诸如女性职分、贞顺、节烈等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动了女性传统观念现代化、西方思想本土化。“莲池学派”新释的女性观与同时以西方女性思想启蒙的女性观，本质上都是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赋权，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自我赋权。其不同之处在于，女性启蒙者以报刊文章、学堂教科书编撰来传播西方女性思想，“莲池学派”以古文为载体书写他们的女性观。因此，古文高古雅洁、辞章义法的风格要求和体制限制，使古文家表现新思想时缺乏文体的灵活性和语言的丰富性。故而，“莲池学派”诸子以古文表现女性思想时陷入了语言传达和思想转译的双重困境。与他们引入西学、发展工商业、家庭女教、创办女子学堂等社会实践的实行相比较，其古文呈现出的现代意识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有些迂腐了。
近代学者批评古文家地志序言等题材的书写多不济事，于阐发西方女性思想也有同憾。究其原因，不仅因墓志、寿序、诗文集序言等文体的对象和应酬性质所限；也透过他们坚守古文体制之纯粹的背后，掩盖在文化实用理性之下，闪烁着的文化保守意识的幽光。 （原文刊于《京畿学》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王树楠与“莲池书院”山长交游考 ——兼论晚清莲池学派”的兴起原创 京畿学堂 京畿学堂 2019-09-20 王树楠（1851—1936），字晋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是桐城派流衍京畿形成之“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为古文出入桐城义法，自成风格。其祖父王振刚以道光名进士，奉母不仕，主讲直隶莲池书院。王树楠受家学，少年已有能文之名。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开办畿辅通志馆，贵筑黄彭年任总纂，王树楠被聘为通志修纂，时年仅二十四岁。当时宦游直隶的桐城派古文家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及本土文士如贺涛、王文泉等人均与交游问学，研究经史古文之学。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中举人，吴汝纶知冀州，聘为信都书院山长，冀州士风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成进士，分户部主事，历四川青神、富顺、资阳各县。因事去职，入张之洞幕府。张之洞命解军火往甘肃，即为陕甘总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陶模是王树楠仕途发展中的第一伯乐，对其荐拔有加，累官至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于学无所不窥，自群经众史诸子百家，以逮朝章国故，方书地志，都能探赜索隐，领会其旨归。论者以为集数千年北学大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王树楠对于绘画本有精鉴，晚岁尝作画，其《秋风度辽图》，笔墨潇洒，得“四王”遗意。书法初学欧阳询、虞世南，后参以颜真卿，行草骨力洞达，笔致潇洒，多有儒者气象。
王树楠与直隶莲池书院渊源甚深，诗文创作，求学体道，交游入仕都从这里起始。晚清历任莲池书院的山长，均与他有深厚师友之谊。黄彭年作为业师，对王树楠以汉学为根底，探求经典义理，融贯道德与事功的学术思想影响的形成影响很深。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莲池书院近三十年，使桐城派古文在燕赵大地传播流衍，在晚清形成了据莲池、守桐城的文化格局。流风所及，不仅南方从事桐城派古文名家、学子络绎而来，北方士人也因二子强大的文坛号召力，而齐聚桐城派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个以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古文大家为核心，以直隶士人为主体的畿辅古文圈，论者多称为“莲池学派”。王树楠作为直隶本土士人，他与莲池书院诸山长的交游，代表了莲池学派文士聚集的典型方式，对我们研究“莲池学派”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王树楠与黄彭年的交游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祖籍湖南醴陵。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辅辰，道光十五年进士，为清一代循吏。黄彭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年，随父办团练，参加镇压农民起义。
咸丰九年（1859）应邀任莲池书院主讲。同治元年（1862），入川督骆秉章幕，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因功得保荐，陕西巡抚刘蓉聘其主讲关中书院。同治十年（1871）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春，再次主讲莲池书院。光绪八年（1882）授湖北襄阳道，旋升按察使，历陕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署理巡抚、湖北布政使等。黄彭年晚年出仕，勇于任事，颇有建树。他学问渊博，折衷汉宋，以通经致用、化乡酬世砥砺多士，体现了晚清学术发展的新方向。主持纂修《畿辅通志》300卷；长于舆地之学，著《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等；擅长诗文，有《陶楼文钞》、《陶楼诗钞》若干卷；亦工书画，有《达摩图》、《寿佛图》等传世。
先生举进士，彭年犹童子。大人举先生名诏之曰：“是进士第一人，不仕以养其亲者。小子识之。”比来莲池，先生方主讲书院，居相邻，易子而教。习之既久，乃得观其性情学术之深且大。[1]
王树楠与五叔同受业于黄彭年门下，习经史、古文。时隔六十年，他怀想起师弟子之间在莲池书院游处授受的情景，仍不免动情。《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说：
向者登堂侍坐时，群弟子分科执业。而独谓树楠可与文章之事。一日，坐（古莲花池）涟漪亭，风出林薄间，水波淫鬻起灭，不可形状。先生进而诏之曰：“荀子善言水，庄子善言风，知此者，其于文事思过半矣。”树楠奉此语，为之数十年而才竭力殚，终苦其卓焉而莫之至。[2]卷五
同治十三年（1874）经黄彭年推荐，志局聘树楠与修《畿辅通志》，其所著《畿辅方言》二卷，被刊入通志中，以备一门。是年冬黄彭年又代为刊行《中庸郑朱异同说》一卷。光绪六年（1880）山西巡抚曾国荃赴山海关防海，路经保定，聘王树楠入幕府。黄彭年即婉言代为辞谢。谓：“实告公，吾局一日不可少此人，虽面商吾亦绝不放手也。”[3]P24所以，光绪八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欲延聘王树楠主讲冀州书院，向黄彭年函商此事的时候。黄彭年方倚为左右手，“见之大怒，复书多讥讽”，吴汝纶再以书请，有“子夏设教西河，正以广传师道”之语，辞极和婉，黄彭年仍坚持不允。这其中自然是为修志保留人才，也可已看出黄彭年砺器善藏的良苦用心。吴汝纶遂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树楠先生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 是年，黄彭年授湖北襄阳道。王树楠与胡景桂等人饯送瓦桥关。黄彭年作《将之荆襄，别莲池，晋卿、月舫诸君送至瓦桥关，憩游终日，赋诗而别》：
年年鼓棹清河水，身似流云岁如驶。偶值芙蕖笑口开，满船载香闻十里。自从戢影栖莲池，常伴莲花作住持。一日捉将官里去，山庭烟驿来文移。佛桑三日兴难遣，况是十年同缱绻。买舟齐向瓦桥关，豪兴诸君真不浅。昔时溏泺为防戎，今日叠道莲花中。十二桥前弄明月，感怀陈迹将无同。宰官好客兼好事，提壶挈榼百里至。王阳中道忽回车，未得中流共容裔。我恋莲花未忍去，脉脉如闻花自语。人去人留花自芳，花开花落人何与。传闻此去东海头，普陀山色如浮沤。愿将莲花座上杨枝露，洒遍东西南北洲。[1]P47
诗中反复出现“莲花”意象，暗喻古莲花池，蕴含了黄彭年深深的眷恋之情。“一日捉将官里去，山庭烟驿来文移”，预想未来的仕宦生涯案牍劳形，再也不似以修志、教学持守宿志的自在生活。在黄彭年离开莲池书院官湖北的一段时间内，王树楠曾多次致书问候。这可从黄彭年《致王晋卿书》得到印证。从复书内容来看，馆中诸弟子对黄彭年仕途中的遭际多所关心,而《畿辅通志》修撰上的很多事情，也多经他的指导。黄彭年也在信中诉说了为官以来，情味萧然无聊的幽忧之况。[1] P131
光绪丁亥之冬，树楠以部曹改官之蜀，道出西安。吾师贵筑先生 时以湖北按察使调署秦中。朝夕过从，既得备闻入官行政之方，又以其间请录示生平著述刊行，以公诸世。[2] 卷五
其间，黄彭年出数年前离别莲池时所绘《瓦桥饯别图》，命题诗。王树楠诗集中有《过西安，黄子寿师出〈瓦桥饯别图〉命补题》，诗曰：
瓦济关头驻客桡，离人杯酒各魂销。牵萝睇笑三千里，辍棹夷犹十二桥。淀国烟波同一别，秦川风雨忽连宵。他时濯锦江城上，独把夫容首自翘。[4]P34
前四句忆写昔日送别时依依不舍之情，而如今见画，草木、渡头、长桥、水云、关山皆染惜别之情。后二句写瓦桥关烟波中一别，如今相见在秦中，地理空间的变化，暗喻时间的流逝。而此时秦中的相见，又反成未来川中锦江翘首以望的契机。情深而意切，足见王树楠对乃师黄彭年的拳拳之意。
黄彭年经史古文之学造诣很深，为晚清一代名家，徐世昌《清儒学案》为列“陶楼学案”，以表彰其学。他论文说：“吾尝谓文者载其人之精神意气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气之不相属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2]卷五似与桐城派所论相通。然而，黄彭年并不以文人自期，他的文章也不受桐城派的牢笼，而是以才情与学问自为奥衍。所以，他的文章能博雅之中见性情，自然淡泊，情趣盎然。正如他与王树楠论文所说，能从风水变幻之中领略为文之法，才是文章家的高境。然而，这样的为文境界，难以入手，却容易见出散漫驳杂，不如桐城古文精纯。王树楠对此似乎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他在《故旧文存序》中说：
余少从黄贵筑师受古文之学，每出所作，辄见推奖。而同人又往往过为逾量之美，而余亦窃自喜，以为庶乎其于古之作者稍有合也。及桐城吴挚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过从，聆其绪论，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怃然自惭其不类。乃尽弃向所为者，而更以近作质之挚甫。挚甫则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观于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在彼也。”余尝见今之老师宿儒，闭门著述，其用力不可谓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终身，终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则以无名师益友为之启其余少门而导之路也。[5]
王树楠早年学为文章，从帖括入手，擅长骈文。光绪二年与吴汝纶交，尚未专心古文。及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讨论，“自是专攻古文，不复为骈俪文字”[3]P25阐述了古文创作需要“专精”，才能登堂入室的思想。据此，刘声木尝说：
贵筑黄子寿方伯彭年，于光绪年间，以政事、文学著，声名甚噪。……以予所见，颇有名不副实之议，然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实不出明季山人卤莽刊书之弊。国变后，其门生故吏等，又为之刊《陶楼文集》卷，新城王晋卿方伯树坍编辑《故旧文存》，序中论其未得文章之法，亦不足论矣。[6]P420
此论黄彭年于文章并无悟入，未免过苛。然如上述，他于古文未造精纯如张裕钊、吴汝纶等人所诣应该是事实。王树楠中道改辙桐城古文是能说明其中隐情的。但王树楠也说“先生其非堇堇以文章较短长工拙，若当世文章之所为” [2] 卷五这一点王树楠也自始至终秉承师训。他们以道德学问为根底，经史致用，为政立言，体现了晚清士大夫文人的时代担当和忧世情怀。后来，王树楠古文创作出入桐城派，融才情于学问之中，汪洋恣肆而风骨谨严，实际上是早年积习与桐城义法深度融合以开古文新境界的成果，其间于惝恍朦胧中荡漾着的是从黄彭年莲池问学时的波光与树影。 二、王树楠与张裕钊的交游 张裕钊（1823—1894），字方候，一字廉卿，号圃孙、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由曾氏上窥“桐城派”诗古文，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尤以在凤池书院和莲池书院造就人才最多。张裕钊一生淡于仕宦，自言自幼酷喜文事，在清季以古文焜耀于文坛。其文继轨桐城，又不为所囿，雄奇平淡、自成一家面目。书法学碑体，“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7]P220，意态逋峭，古朴浑穆，绝去蹊径。康有为谓“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7]P220
光绪九年（1883），吴汝纶与王树楠共荐张裕钊，遂北上保定，主持莲池书院讲席。光绪十四年（1888）辞讲席南归，前后五年，虽历时不长，却对直隶一省文教的发展和桐城派古文在畿辅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徐世昌说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8]卷首因吴汝纶继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讲席，对张裕钊之后“莲池学派”的影响也非常巨大，论者多以“张吴”并称。吴闿生从发扬畿辅文脉的高度，肯定张裕钊、吴汝纶二人对燕赵士人的砥砺造就之功。他说：“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9]P1寒碧说：“莲池一向为裕钊、汝纶所主，实是桐城派流衍于北方的枢要。”[10]P1其后张、吴的弟子贺涛、范当世、吴闿生相继主持莲池书院，形成了他们“拒莲池守桐城”的古文传播格局。
赐示大作《武君墓表》，浣诵数过。峭硬近昌黎，奥劲近戒甫，使人咄咄生畏。足下果势壮勇若是，它日儒林文苑，将以一身兼之，甚矣，其不让也。惟篇中颇喜用僻字，似非古文所宜，心所谓违，不敢不告，未知果有当否？[11]P539
评王树楠《武君墓表》，多能发明王树楠古文的源流、风格和意境。王树楠从不掩饰他的敬仰钦服之情。《赠张廉卿》诗：“吾爱张夫子，文章海内师。闻诏久忘味，载酒屡惊奇。欲结秋兰佩，初终无间之。芳菲不可挹，出入想云旗。”[4]P42钊有《步王晋卿见赠原韵》：“我属闻君语，当仁不让师。嗜痂偏有癖，送袌更多奇。鹏鷃诚悬矣，云龙忽媾之。衰羸惭角逐，几欲去其旗。”[11]P368从诗中也可以见出张裕钊对王树楠的推重。多年之后，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收张裕钊文章若干首，并为作小传，以寄托幽眇怀念之情。其文略曰：
张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一年丙子举人。湘乡曾文正公视师湖北，以文贽见，留之幕府，授以古文义法。自是所学益进。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蓬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卒年七十余。有《濂亭文集》。[5]P1
总体而言，王树楠与张裕钊的交谊在亦师亦友之间，这与他的同年好友贺涛与张裕钊明确的师弟子关系有着些许的不同。对此钱基博先生颇有洞察之明，他说：
贺涛执业张裕钊、吴汝纶称弟子；而树楠独抗颜尔汝。自裕钊、汝纶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于其门；此两人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同藩，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湘乡之学。惟树楠亦适以文学崛起于是时，且于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有深得：其为文尤有合于国藩标举之旨。裕钊、汝纶并皆引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而树楠生平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顾当北学绝续之交，独能异军突起，以与东南争一席之；非卓卓克自树立者，乌能若是？呜呼，可谓豪杰特立之君子者已![12]P634
道出了王树楠古文创作受容桐城义法的因缘实出于张裕钊、吴汝纶。但如刘声木所说“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13]P287恐王树楠未必心许，尤其是张、吴二人去世后，王树楠以北方大儒，在学术和文学上想要有所树立的时候。这些情况，其弟子钟广生在《陶庐文集序》中有明确的表述，谓乃师是“豪杰特立之君子”，实为知言。 三、王树楠与吴汝纶的交游 光绪二年（1876）王树楠乡试中举，是年“桐城吴挚甫、湘乡曾栗諴纪鸿、无锡薛叔耘福成、嘉兴朱亮生采、赵桐生铭皆来纳交”[3]P22，相与交游，诗文唱和。王树楠学问渊雅，才高气雄，为文崇尚六朝骈体。吴汝纶观其文，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展现他的学问和才情，谓“此非晋卿之文也”。王树楠开始颇不服，及取司马迁及唐宋诸家古文细究数月，试作数篇古文，再呈吴汝纶教正，吴汝纶即谓：“此真晋卿文矣”。此后，王树楠接受了桐城古文思想，摒弃骈偶，讲究古文义法，但不为所拘，自有风格。对他这一转变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吴汝纶。 光绪八年(1882)，吴汝纶出任冀州知府，延聘王树楠为信都书院主讲。先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开办冀辅通志馆，黄彭年任总纂。黄彭年聘王树楠为通志修纂，倚为左右手，故与吴汝纶发生争执。吴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王树楠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王树楠在信都书院讲授经史，常联系时事，既有考据，也有策论，八股文则在次要，“风声所播，士习丕变，由是冀州文学之盛，甲于畿南”[14]。弟子中优异者有赵衡、李刚己等人。 王树楠沿袭汉学敦朴求实的学术方法，吴汝纶对此极为钦佩。在《答王晋卿书》中说“虽乾嘉诸老儒见之，皆当畏服”[15] 册三P38，这也是他力争王树楠主讲信都书院，创新冀州文教的根本原因。二人常有论学的书札往来，涉及《太玄》、《易》、《中庸》、《尚书》等。这些书札多辨析具体的经学问题，偶尔论到治学方法，对王树楠多有匡正。光绪七年（1881）辛巳，吴汝纶《与王晋卿书》曰：  尊论“不知训诂不能得义理”其说精矣，至“不欲离训诂与义理为二”，则本亭林之论，于鄙心尚有未安。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往往泥于最古之诂，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邪！故鄙意于学，谓义理、文章、训诂，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孔孟以后，不见其人，自余则各得偏长；如谓训诂与义理不可离，则汉之儒者，人人孔孟矣，恐未然也。[15]册三P616 此段论述涉及到经学阐释学的重大问题。自古解经的主体，分为经生和文士两家。经生解经注重训诂、义理，但因其于文章没有深入的领会，导致他们的经学阐释流入繁琐穿凿，笺注千言，难及真义。文士解经多任才情，阐释语言精妙典丽，因缺乏训诂的实学功夫，往往流于狂肆空疏。所以，吴汝纶强调经学阐释要“义理、文章、训诂”三位一体，并由文章之体会，寻绎圣贤立言的精神旨趣和言外之意。 王树楠对吴汝纶的知遇也非常感激，这从二人诗歌唱和即深深的表现出来。王树楠集中尚存五首写寄吴汝纶的诗歌。《客冀州滹沱水溢挚甫为买舟旋北诗以谢之》《寄吴挚甫次昌黎会合聊句韵》《夜卧不寐有蝎入帐中火而取之因成百四十字以示诸生并简挚甫》《挚甫学导引之术诗以讽之》是王树楠在信都书院时所作。《怀吴挚甫》则作于服官四川之时，诗曰：“十年铸就黄金像，一夜思开白玉心。想见莲池池畔水，夜深时作老龙吟。”[4]P43对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培育燕赵文脉的文化精神感慨不已。在《赠马通伯》诗中又说：“吾闻苻郎食鹅炙，到口能知黑与白。挚甫于文亦如此，皮骨妍媸精抉择。手拂春风种桃李，陶埴湜全铸翱籍。”[4]P43不仅对吴汝纶老于文章的才情体会至深，又将他比作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培养了马其昶等如皇甫湜、李翱、张籍那样成名的弟子。吴汝纶集中亦存与王树楠唱和之诗六首。《晋卿用韩孟会合联句韵见寄依韵奉酬》曰：“夫子名家孙，绝代髙杓耸。堆眉秋岚浮，堕胸春浪涌。万生困陵暴，六籍恣培壅。抽秒得缄縢，蹑险无趾踵。开今辟夷涂，网古私断垄。”[15]册一P404对王树楠的家世、才情、学问称誉有加。《晋卿垂示新诗依韵奉酬》曰：“王侯方闻学复努，宴坐书林失寒暑。六籍膏腴厌含咀，更有奇文如好女。”[15]册一P405在学问之外，又论及其文章风格奇丽如淑女。吴汝纶的弟子范当世有《评晋卿骈文》：“好女机头锦，行行有双意。好风吹素琴，君子写其志”[16]P25其论文的意思好像与吴汝纶相近。《王晋卿自蜀寄所为止园杂忆十首见示》曰：
昔我为冀州，拥篲迎经师。暇辄事幽讨，得失争豪牦。圣神久徂伏，百家曰纷歧。舍要捃碎琐，后生滋眩疑。君才实天挺，为人作蓍龟。顾我无一能，相忘嘲嗤。一别五千里，前踪今安追。[15] 册一P421 此诗作于王树楠入川之后，先是回忆了迎聘王树楠主讲信度书院，二人在冀州切磋学问、诗文唱和的乐事，以暌隔万里、往事幽眇作结，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余味不尽。
因此，王树楠服膺张、吴二子更多的是文化精神和生命担当的共振而引起的呦呦之声，这也是他能够出入桐城义法，自成一家的根本原因。与张、吴其他弟子谨守家法而少豪杰特立精神的面目有很大不同。晚清“莲池学派”因应时代需要，内里精细而系统的阐明桐城家法，外以汇通中西、明道致用以应世的文化精神，也正是王树楠与张、吴深具张力的交游之中渐渐形成而崇高起来，从而为晚清民国以来文人的文化省思与革新涵育了更为深厚的共同文化心态。 1
王树楠的遗民心态与诗古文创作——兼辑民国报刊所收王树楠未刊诗歌 于广杰1，史宝莉2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天津 030250） 摘 要：王树楠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与古文家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等人交游甚厚，是“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因晚清弊政、列国交侵，事功不就，遂发愤著述，溢而为诗文吟咏；出入桐城文派义法，自成风格，时人推为北方学者之首。其诗歌除收入《陶庐丛刻》的《文莫室诗集》八卷、《陶庐诗续集》十一卷外，尚有很多未刊诗歌散见各处。今辑录民国报刊中所收王树楠诗歌若干首，以作为深入研究之用。 关键词：王树楠；《陶庐诗续集》；《文莫室诗集》；莲池学派 王树楠（1851—1936），字晋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幼年颖慧好学，祖父王振纲①王树楠祖父讳振纲，字重三，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第一名贡士成进士。委知县，振纲先生以奉母为由不就。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曾国藩聘请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受业者遍及南北，有入门弟子数千人。主讲莲池书院，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为其讲授经史文章之学，少年已有能文之名。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在保定开办畿辅通志馆，贵筑黄彭年任总纂，王树楠被聘为通志修纂，时年仅24岁。当时一批有学之士，如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王文泉、薛福成等，王树楠与之交往问学。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树楠中举人，吴汝纶知冀州，聘为信都书院山长，冀州士风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王树楠成进士，分户部主事，历四川青神、富顺、资阳各县；后因事去职，入张之洞幕府。张之洞命解军火往甘肃，即为陕甘总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累官至新疆布政使。入中华民国，王树楠寓居北平，与清廷遗老诗酒唱和自娱，号“陶庐老人”[1]，历任议员参政，第四届县知事考试委员，国史馆协修，清史馆总纂。1927年，应张学良的聘请，王树楠至沈阳主讲萃升书院三年。王树楠于学无所不窥，自群经众史诸子百家，以逮朝章国故、方书地志，都能探赜索隐，领会其旨归。他的著述甚丰，刊行《陶庐丛刻》三十种、《尔雅订经》二十五卷、《尔雅说诗》二十二卷、《春秋左传义疏》一百五十卷，未刊稿《庄子大同说》②王树楠《庄子大同说》现在有多个抄本存世。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学院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陶庐精抄本和佚名手抄本。前二者文字有出入，佚名所撰系改写前二者而成，但三者都引入了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血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二十二卷。论者以为集数千年北学大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2]。王树楠对于绘画本有精鉴，晚岁尝作画，其《秋风度辽图》，笔墨潇洒，得“四王”遗意。书法初学欧阳询、虞世南，后参以颜真卿，行草骨力洞达，笔致潇洒，多有儒者气象。 一、王树楠的遗民心态与学术旨趣 王树楠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局，在黑暗官场的倾轧排挤中心生凄凉无奈。当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时，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却盖过了自身的荣辱与得失，所以，入民国之后，他不甘于寂寞，积极地谋求新政府中各种顾问、纂修的职位。但其内心却以遗民自居，始终抱着一种前朝遗民的心态。寓居北平后，他与众多故旧遗老，寄情于诗书画之中。他说： 辛亥之秋，余自新疆返京师，痛遭国变。……久之，醴泉宋芝洞伯鲁自陇，富顺宋芸子育仁自蜀，清苑许子纯涵度自秦，南海梁节庵鼎芬自鄂，而蒋公亦自粤东，同来京师，握手相见，如隔世之人。朝夕过从，几无虚日。[3] 此后，他又加入徐世昌主持的晚晴簃诗社，与柯劭忞、夏孙桐等人交游唱和。贺葆真日记中尝载徐世昌幕府的两次集会： 晚晴簃诗社开办，所招选诗人皆一时名士，凡十二人，曰樊云门，曰周少朴，曰王晋卿，曰柯凤孙，曰郭春卿，曰张珍午，曰秦友蘅，曰王书衡，曰易实甫，曰徐少铮，曰曹理斋，曰赵湘帆。其办事员则有冯仲轶、赵宾序、张佛昆、周志辅、柯燕舲。[4]306 总统招至一时诗家，宴于晚晴簃。曰樊樊山，曰柯凤孙、王晋卿、张珍午、周少朴、郭春榆、易实甫、赵湘帆、徐少铮、曹理斋、秦友蘅、姚叔节、马通伯、宋子纯、林琴南、纪伯居、吴传绮、吴辟彊、陈松山，凡十九人。[4]324 晚晴簃诗社这两次重要的集会王树楠都是座上宾。柯劭忞、赵衡、姚永概、吴闿生、马其昶、林纾、纪钜湘等人又都是与王树楠渊源深厚的桐城派人物。徐世昌本人服膺桐城古文，与很多桐城名家如吴汝纶、贺涛等人关系十分密切。他出资刊刻了几位晚期桐城派文人的诗文集。任国务总理和总统期间，徐世昌在政治上比较稳健，延揽众多晚清遗老和名流进入他的幕府。这些人物很大一部分并不被徐世昌任以政事，而是帮助他从事文化的整理与建设。借助这些幕宾之力，徐世昌主持编纂了《大清畿辅先哲传》《清儒学案》《晚晴簃诗汇》等书。他在西学涌入之际，主张“实行”的哲学，大力弘扬清初“颜李之学”，组织颜李学会，出版《四存月刊》，试图以“颜李学”熔铸西学，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础。王树楠作为北方学术的代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树楠早年读书，沿袭乾嘉学派的学术方法，肆心力治朴学，文字训诂尤其所长，这是晚清以来很多同样重视西学的学者所不具备的功夫。王树楠认为汉儒治经学，谨守家法，一字一义，必有所受。不似北宋以来儒者精言义理，视训诂为粗迹，其末流凿空立说，义理纷歧，悖谬经义。他以汉学功夫治经史，多能抉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其《费氏古易订文》辨明《易》今文古文之异同，“以马、郑、荀三家为据。先郑虽无易注，而其说之见于他经足资考证者，亦备为采录。王弼之易，间亦取资。断制既谨，家法自明。而其订正文字，间亦多所发正”[5]181。《尚书商谊》辩驳江声、孙星衍《尚书》注疏之失，与吴汝纶以《史记》发明《尚书》之论相印证，“书中所记，于字句诂训之间，多所阐发。其卷三辨《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之时代及顾命受册当在祖庙后，颇能折衷诸说”[5]268。《尔雅说诗》“以《尔雅》发明传笺……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远引，曲畅其说。其订正训诂，自传笺说文以下，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5]432。近代研究经史的学者，以汉学功夫而独有心得，应以王氏为翘楚。王树楠潜心经史，本于故训，这样的学术旨趣和方法也延伸到他的西学研究，如《欧洲战争本末》《欧洲族氏源流略》《彼得兴俄记》《欧洲汉类源流考》《希腊学案》《希腊春秋》。这些文章，在政治上倾向改革，有进步意义。总体而言，王树楠学问以儒为宗，明体达用，欲将其学术化为治世理民、弘道教化的政治举措，如他在做新疆布政使时，筹划西北铁路和公路交通，以巩固西北边疆。但朝廷专注于东部海防，又限于财力，只能暂时搁置。晚清民国之际，家国丧乱，列强环伺，王树楠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也只好收束个人的事功之心，著书立说，以空言托诸后世。 二、王树楠的诗歌古文创作与思想 王树楠早年师法黄彭年，为文崇尚六朝，好为骈体文。识张裕钊、吴汝纶等人之后，王树楠悔弃其少作，益浸淫于两汉文章，而出入韩愈、王安石之间，其高者生创奋勃，气骨遒上，一扫桐城末流病虚声下之习，实有得于阳刚之美，论者推为当时北方之雄。王树楠论文多有得于桐城家法，注重文章的神气，不专在雕琢字面。他说： 吾尝谓文者，载其人之精神意气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气之不相属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故为文难而知文尤难。言水言风、自然而然，不可以强致。①参见王树楠《陶楼文超序》，选自《陶庐文集》（民国刊本）。 文需从难中入，易中出，生中入，熟中出，从有法入，无法出。无法之法，乃神于法者也。[6]1136 文之古，不在用字之奇僻，全在练句练气，平常语练得奇衍，方为古耳。梅伯言称曾文正之文曰：字字如履危石而下。文正极得意，以为知言，后文正称吴南屏之文，亦以此语。盖作文不容一笔苟，亦不容一字苟也。[6]1136 近人论古文曰虚字少，此门外人语。见有宋诸大家之折旋盘辟有气势，惟善用虚字也。余尝谓廉卿古文虚字往往作实字用劲字用，廉卿以为知言。[6]1136 王树楠古文深受桐城派的影响，却不喜欢依傍门户。所以他的古文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于方姚诸先生之绪论，尤津津道之不厌”，而是不为桐城所拘，自有风格。王树楠《抱润轩文集序》曰： 古文无所谓宗派也。自桐城姚姬传氏《古文辞类纂》出，于是始有桐城派之目。久而传播于人口者，无识与不识，几习为常言不怪，而毁誉是非亦滋多，交嘲互挤，各张其说。要之于姚氏书，均无当也。吾观姚氏所甄录，自周秦两汉下逮明清之文，大抵皆人人所目熟口诵而心炙之者，岂桐城所得私哉？桐城文大惟方望溪、刘海峰二人而已。之二人者，其浅深工拙集合之故，较之周秦两汉以来所谓文者奚若，派之同异又奚若，识者自能辨之。然亦未尝自标其目，曰此吾桐城之文，而别区一派于古人之外也。……若夫规随于义法之中，而神明于义法之外，钩深极变，古人要各有独至之诣，而非义法之所能穷。……姚氏之为是书也。盖亦教人以彀与规矩，而毗阴毗阳四象之妙，则各视其性所近焉。盖乎人以合乎天，若是者不言宗派而实隐然有宗派之可寻，特不以桐城囿之耳。②参见王树楠《陶庐文集》（民国刊本）。 马其昶认为王树楠熟参《史记》，古文诙奇俶诡，有变化不测之致，而得司马迁之“洁”，体现了桐城文派“雅洁”的古文思想。然据陈衍所论，王树楠的古文“造语希韩，陈义师曾，力救脆薄之弊。有与为清隽，宁为繁衍者”[7]，力图以“繁缛”形成的丰腴藻丽挽救桐城古文“雅洁”带来的枯槁骨直。他抱道自重，为文宏博雅正，其间假事属辞，谲言庄论，都是关世道人心之作，又与一些古文以“雅洁”之训，妆点浮词碎义大有不同。 王树楠《陶庐丛刻》收《文莫室诗集》八卷，《陶庐诗续集》十一卷。《文莫室诗集》收《紫水集》一卷、《樊舆集》一卷、《信都集》一卷、《西征集》三卷、《幽装集》一卷，是王树楠问学莲池书院、主讲信都书院，宦游四川和甘肃时期的诗歌。“文莫”之义，刘声木引王树楠答门人书云： 承询文莫之谊，盖少所见，多所怪也。杨慎《丹铅录》引晋荣肇《论语驳》曰：“燕齐谓勉强为文莫”。宝应刘台拱云：“文莫者，行仁义也。躬行君子，由仁义行也”。颜斋之谊，即取诸此。《说文》：“忞，强也，从心文声，读若旻”，《玉篇》：“忞，自勉强也”；《说文》：“慔，勉也，从心莫声”，《尔雅·释训》：“慔慔，勉也”，“文莫”盖“忞慔”之借字。[6]1136 《陶庐诗续集》收1903年至1923年间的诗作，分为《鹤征集》（癸卯）、《省方集》（甲辰至乙巳）、《出塞集》（丙午）、《北庭集》（丁未至庚戌）、《休否集》（辛亥至丁已）、《斜街花市集》（戊午至巳未）、《一默集》（庚申至癸亥）。这些诗歌抒写他问学从教、行旅观光、交游唱和的生命历程和省思，很有唐人的情韵。 王树楠的诗歌宗尚韩愈，而特参以孟郊之凄苦，李贺之警丽。至于律绝，“浑朴而不为槎枒，顿挫而能饶沉着，直可追踪老杜，不止步趋韩轨也”[8]。歌行从韩愈、苏轼化出，才学蕴于情思之中，气势雄伟劲峭，深得宋诗以文为诗的妙处。他的诗歌融入强烈的史学思维，希望在诗歌之中读出时代的变迁、诗人的身世所遭和思想情感的演变，体现了传统诗教言志缘情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孟子“知人论世”说关系密切。他说： 诗也者，载其人之性情以出焉者也。人之性情不可见，发之为诗，则虽千载以上，万里之遥，而其人身世之所遭，及一切悲欢哀乐得丧穷通之故，俨然相与晤对于一堂而莫之或遁。至诗之浅深工拙，则又观其功力之至与不至，更有不可强致而伪为之者。吾尝持此以读古今之诗，而尚论其人，盖十得入九焉。[9] 王树楠入仕后奔走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凡山川风俗草木鸟兽之奇形诡状，恣为歌咏，发为文章，门户张开，铿訇藻采”[10]，颇能写出胸中的奇伟闳壮。他的纪游诗不仅以诗家之眼摄取迥异内陆的自然风光，还以史笔叙写人物古迹、典章制度，从而增添了浓郁的人文色彩。贺培新谓“九天散珠玑”[11]，以言其诗歌的藻丽宏博。这些诗歌步武岑参、杜甫，既有盛唐边塞诗的清奇壮丽，也体现了一位汉学硕儒的富赡典则。 三、民国时期报刊所收王树楠未刊诗歌 近来笔者因从事《王树楠诗集》点校整理工作，多方搜集王树楠的诗歌。但受条件所限，并未发现1923年以后王树楠诗歌的刻本或抄本。王树楠在民国政界、文坛尚有不小影响力，一些报刊杂志，曾刊发一些他的诗文。今辑录这些报刊上的遗诗，以为征文考献之助。 （一）发表于《东华》杂志的7首诗歌①刊载于《东华（东京）》，1932年第43期，第1～3页。，诗后附雨山诗评 《鸡头关》 寒风出阴崖，吹我度鸡头。重关倚层雪，下顾猿狖愁。众水汇一泉，滚滚东南流。汉中大如丸，万舍随沉浮。南瞻汉王城，片瓦不可坏。当时逐鹿人，零落同山丘。英雄一骸骨，千载空悠悠。 雨山曰：“详序地势，按史怀古，遂论及兴亡之迹，古今同慨。枨触兴感，寄托深微，盖人当其世，故言之痛切，固非无病呻吟者之可比矣。” 《游香山》 昔日登临处，良朋半失群。兴来偶一眺，春去已三分。山翠晴犹湿，河声远更闻。松亭高卧久，万壑起风云。 雨山曰：“寄兴幽深，措辞婉切，景中有情，使人玩索不已。” 《昆明湖》二首 万顷白无边，夜深闻扣舷。渔人隔林语，客艇傍鸥眠。星斗皆垂地，亭台欲泛天。匆匆廿年事，回首独凄然。 到此辄魂消，登临首重搔。龙潜云壑久，鸟入暮天高。梅雨添新涨，松风响怒涛。劫灭飞不尽，暂与避尘嚣。 雨山云：“前首五六。写景极精工，七八胸中感慨，欲掩而不可掩。后首发端，直笔提起，陡接三四，悱恻激楚，读到末联，不觉系碎唾壶，此老过此地，不可无此笔也。” 《蘅属题〈上方山图〉》 上方古名山，灵异甲帝都。携我素心侣，驾言事西徂。中途感小亟，怅然旋敞庐。卧忆千载前，历观方志书。惜无济胜具，兼饱衰瘵躯。一夕觏曹子，示我观山图。开卷见真面，咫尺万里余。鸟道缭云磴，鳞岭连天衢。刹宇缘上下，木石交撑扶。凿青起户牖，削碧凌虚无。步上昆仑巅，绕掌万状殊。松风起脚底，声若万马驱。溥公贞肥人，梯云构新居。焚香习禅寂，坐想隋唐初。一朝写寒碧，心手相追摹。想其般礴臝，思与造化俱。穷观谪星陀，云气高模糊。何时跻绝顶，避世罗与罦。侧闻上帝醉，久与人间疏。仰视天梦梦，登高聊一呼。 雨山云：“意境超响，笔墨酣畅，语皆灵活，音绝浮纤，肤浅之徒，岂能望肩乎。” 《壬申上巳修禊十刹海分得文字》 昨朝浄业湖边望，绿柳未荑花未放。琳宫寂寞少游人，漠漠冻尘红十丈。踏遍长堤不见春，语燕歌莺共惆怅。一日东风次第吹，片片桃花翻锦浪。同人舋浴集湖滨，八九分明尽吾党。卧酒吞花贵及时，十四社中春意盎。八公山上忆刘安，百尺楼中怀子况。登高或效汜人歌，长啸如闻小海唱。诗肠鼓吹竞裁笺，坐对黄鹂引高吭。老夫卧病三年余，辜负芳时空技痒。惭愧诗人在上头，老去江郎甘退让。 雨山云：“读去似无绝奇，而精气贯注，一往情深。与彼徒以烹字练语制胜场者敻异其撰。” 《效击壤体》 不学参禅不学仙，身居不惠不夷间。有酒无酒心长醉，欲眠不眠梦亦闲。为谢时贤常闭户，每逢佳日辄登山。摊书观罢浑无事，明月清风共往还。 雨山云：“逍遥和夷，不忮不求，非深于道者，不能到此境。不特诗体似邵子，语意亦醇乎醇。道学先生也。” （二）发表于《文字同盟》杂志的诗歌4首①刊载于《文字同盟》，1927年第8期，第32、39、40页。 《題白葭居士周画龙册》 昔在清河滨，空中落龙尾。夭矫云雾中，其下乘至水。须臾尾上腾，霹雳一声起。雷雨忽文作，河鱼坠庭址。吾友张仲舒，为言岁乙己。有龙落其家，腥闻十余里。两角高峥嵘，金甲光有炜。身长丈有余，当之屋辄圮。乃呼里中人，舁送大河里。今君渡辽河，又见首与齿。归来述所历，言之尤娓娓。西人少所见，不任目任耳。古者称四灵，历历载诸史。凤鳞久绝迹，惟龙与龟尔。龟卜既无用，龙则神莫比。为天作霖雨，万物悉仰庇。真龙既已杳，九子谋不轨。睚眦尤喜杀，相斗竞距觜。野战血玄黄，相持犹未已。举世皆叶公，愦愦实可耻。程候梦中龙，奇想自兹始。昨复睹真象，相去尺有咫。平生思所存，自谓有神使。讵知齐中奇，大侠遇周子。自来画龙手，今古莫能跂。破璧几欲飞，咄哉神乎技。物常聚所好，得此益心喜。悬之坐卧间，注目久凝视。曩岁之所逢，毫发无异此。迷漫云气间，见龙不见纸。君须慎保持，勿随风雨驶。 《奈良》 红叶白花媚白头，风清日暖似初春。山中更有希闻事，麋鹿随人逐游处。 《过静冈滨名湖是日大雾》 打头板屋隘如船，万瓦鳞鳞夹岸边。山半斜阳随雁没，港头小艇傍鸥眠。千岩浩渺云生石，一气氤氲水接天。历历滨名湖上路，飞轮一瞬失前川。 《相模神奈川县》 箱根高峙势嶙峋，一卒当关敌万人。回忆镰仓开府后，将军天炳属陪臣。 《马关》 廛市如云四面环，千岩万壑锁雄关。当年一击伤心泪，大好山河掷不还。 （三）《东游遗诗》9首②刊载于《雅言（北京）》，1941年第4期，第11～12页。 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经与中国政府协商、换文，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交流。王树楠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之初，是中方代表人物之一，后认识到其以文化交流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的本质面目后，决然退出。在此期间，他曾于1926、1928年，两次到日本东京出席“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会议。东游日本的一组诗，先后发表在《文字同盟》《雅言（北京）》等杂志。《雅言（北京）》在刊发这些东游的诗歌时，命名为《东游遗诗》，计9首。 《东游日本》 一脉延皇祚，安居大海中。四门岩锁钥，群岛络西东。时局忽一变，航轮竞大通。从来御外辱，发愤贵为雄。 《京都即山城国》 西京文物从来久，先进风流尚在兹。最是岚山风景好，香车络绎看花时。 《骏河即今静冈》 富士山川气郁葱，柱天高插玉芙蓉。试看皓皓千年雪，东接相模北信浓。 《日光游舍》 独坐幽林下，颓然酒半熏。石巉当户立，水疾过桥分。树色笼芳霭，泉声出白云。此中堪漱枕，高卧看流氛。 《东京两首》 江户从来霸气钟，巍巍幕府起王宫。皇舆垣沃称天府，东海洋洋果大风。炉火家家彻夜明，绕城铁轨互纵横。摩肩系毂人如织，沓沓惟闻木屐声。 《日光》 一宫高峙二荒巅，夹道松杉翠蔽天。瀑布千寻空际落，杖藜随处听流泉。 《别山尻繁》 为访仙山赋远征，逢君欢握若平生。煦人一月春风座，系我联夜雨情。大海迷茫天万里，空梁惆怅夜三更。高歌望子劳青眼，数遍山程复水程。 《宿门司》 四川回合天无缝，灯影星光烂若霞，试与平栏高下望，背山膺海万大家。 按：《雅言（北京）》由余园诗社编，1940年1月创刊于北京，以刊发旧体诗词为主，也有序、跋、考据、游记、藏书题记等。《雅言（北京）》得名于“洙泗之教，诗与书礼，并属雅言，而诗为称首，故以雅言标目”。傅增湘为社长，此时王树楠已经去世多年，傅增湘等人因与王树楠同出保定莲池书院，关系密切，相知较深，故收录其多篇诗文。 （四）收录于其他报刊杂志的诗歌 《登高》（一九三三秋王晋卿于蕙兰）①刊载于《蕙兰》，1934年第2期，第422页。 江南秋已老，叶落满阶黄。无以写忧曲，携酒上高岗。蟹味抑何美，杯酒抑何香。既酣欲起舞，四顾忽仓忙。道途滋荆棘，何能再徜徉。但愿深仇雪，复为赋重阳。 《大总统命题晚睛簃玩月图》②刊载于《铁路协会会报》，1921年第100期，第175～176页。 吴刚玉斧太无情，凿得山河破碎声。弦管吹开云片片，今年犹似去年时。旧梦依稀没处寻，又看明月到天心。世间棋局年年换，天上何尝有古今。水调歌头已拍残，琼楼高处不胜寒。林端一匹明如练，侈口蛤蟆侧足看。锦楼高咏夜三更，月上平台分外明。闻道天河洗兵甲，一齐翘首望神京。 《式园时贤书画集》①刊载于《蜜蜂》，1930年第1卷第12期，第1页。 秦灭埋没几千年，底事搜罗结鬼缘。闲说采风周太史，于今唇舌遍时贤。殷墟断字搜来遍，汉石残经出更奇。天为斯文留一线，等闲并入画书诗。 《赠张蕴馨》②刊载于《蕴馨特刊·大诗文家王晋卿君赠诗》，《北洋画报》，1933年第20卷第992期，第2页。 争说韩娥是后身，登场俯仰若无人。舞盘长袖随回雪，绕攦清歌不动□。吹气芝兰心铁石，折腰杨柳去松筠。曲终屡被周郎顾，惭愧□词拟不伦。 按：张蕴馨为民国时期活跃于京津地区的坤班奎德社的名伶。奎德社初名志德社，创建于1914年，1917年更名为奎德社，卢沟桥事变后解体。该社由杨韵谱（1882—1957）领导，他受新思想影响，推行改良戏曲、针砭时弊、移风易俗的主张，20多年间先后排演了120多部时装新戏。这些剧目，有的取材于古今小说、电影故事、时事新闻，如《空谷兰》《渔光曲》；有的是根据外国作品及传统剧目改编，如《茶花女》《不如归》等等。总体上体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有着淳朴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 参考文献： ［1］萧菊君.王晋卿先生传略［J］.河北月刊，1936，4（4）：1-2. ［2］甘 簃.悼王晋卿先生［J］.青鹤，1936，4（8）：1. ［3］王树楠.前广东盐运使蒋公墓志铭［M］//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49. ［4］贺葆真.贺葆真日记［M］.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5］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刘声木.苌楚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陈 衍.与王晋卿参政书［M］//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572. ［8］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1. ［9］王树楠.王小航京卿三草删存序［J］.文字同盟，1927（7）：36. ［10］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M］//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1］贺培新.贺培新集［M］.王达敏，王九一，王一村，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京畿学堂 摘要：“莲池学派”是桐城派北传后形成的以北方士人为主体的古文创作群体。晚清之际他们循“洋务派”中体西用、渐进改良的路线；以桐城古文为号召，体认、辨章斯文之绪以明新统；以西学为借镜，融通学术与时事以开新境，贺涛明体达用，拓展桐城派的声气理论，在古文创作中扬榷新理，形成了雄峭闳肆的审美风貌，是“莲池学派”第三代中的佼佼者，为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莲池学派，桐城派，贺涛，古文 清代同、光时期，曾门弟子张裕钊和吴汝纶北上，桐城派重心随之北移。南北仰慕桐城派的文士在畿辅一带讲求诗古文，逐渐形成以直隶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古文圈。这一古文圈的文人将桐城派的文统与燕赵学统结合，又因应清末救亡图强的思潮而兼治西学，论者将这一文人群体称为“莲池学派”。从传承桐城古文来看，“莲池学派”兴起于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之时，是湘乡嫡脉。除莲池书院之外，吴汝纶在其主政的深州、冀州，也大力兴办教育，与“莲池书院”遥相呼应，从学者甚众。其后，莲池弟子因仕宦，从事文教、实业等原因，其影响力也超出了保定、京城、天津等核心区域，辐射畿辅乃至全国。 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莲池学派”循“洋务派”中体西用、渐进改良的路线；以桐城古文为号召，体认、辨章斯文之绪以明新统；以西学为借镜，融通学术与时事以开新境。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进程中，以“莲池学派”为代表的文士群体，对中下层文士的思想启蒙、职业转向、吏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实质上扮演了弥合新旧矛盾，以实现政治文化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贺涛作为张裕钊、吴汝纶的得意弟子，是桐城派重心北移后培养的畿辅本土文士。贺涛（1849－1912）字松坡，直隶武强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选国子监学正，改官大名教谕。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刑部主事。吴汝纶邀主冀州信都书院，从大名学使调冀州学正。后游京师，任长沙陈启泰、天津徐世昌家讲席。袁世凯总督直隶，聘其主保定文学馆事。贺氏为武强大族，藏书名甲畿域，至贺涛益研典籍，于书无所不窥，大聚古人之书 。其古文师事张裕钊、吴汝纶，所作以雄峭闳肆胜。徐世昌将其列入明清古文八大家，与桐城马其昶、通州范当世齐名。他长期在冀州信都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任教，培养了许多古文方面的人才。弟子如冀州赵衡、衡水刘乃晟、献县张宗瑛、桐城吴闿生等人都长于诗古文，自立面目，号称名家。以贺涛为中心，形成了“莲池学派”第三代古文群体的基本格局，是晚晴民国北方传承桐城派的重要力量。有《贺先生文集》四卷、《贺先生书牍》二卷传于世。 一、明体达用的古文观 桐城古文体清词洁，与清代科举时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士子都把研习桐城古文作为求取科名的终南捷径。贺涛少时即嗜方苞古文，进而由吴汝纶、张裕钊上窥桐城诸老之文，探得桐城古文家法。其《题西山精舍图》曰： 涛少时则喜谢桐城方望溪先生之文，及从吴先生游，益广以刘氏、姚氏之说，而其邑人客燕赵者往往遇之先生所，亦辄称述其乡先正绪言轶事，于是桐城诸老之精神笑貌如接吾之耳目矣。[1]P106 《送张先生序》曰： 先生师曾公，尝取姚氏所纂録，而独说其辞赋，以示学者。涛既蒙不弃，以为可与于兹事，而数进以闳肆之境。[1]P48 桐城派论“古文”起源均绍自韩愈，而推究其家法则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望溪文集序》）。合理学家与古文家为一体，义理、词章并重。贺涛少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其父贺锡璜谨守程朱理学，又尝命贺涛从姑父王用诰为学。王用诰（1840—1893），字观五，号小泉，深泽望族，笃尊程朱之学。宋元来为程朱学者，苟有书，必究其浅深纯杂，而搜讨散佚，删要录存，其异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驳而正之。[1]P118然燕赵文士自古质木少文，清初以来受“颜李学”影响深刻，为学不蹈空虚，偏于实用，崇尚实行。笃好程朱如王用诰者，“辩说虽多，一以躬行为本，尝欲推之于世，以验所学。”[1]P118至如贺涛叔父贺锡珊，厌薄举业，学以经世，究心史部典章之学，推明古今兴衰、人才贤愚之故，尤喜近世舆地之说及泰西所绘海国诸图，并佐吴汝纶修《深州风土记》。贺涛古文因家学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渊源程朱之学而崇实尚用，与桐城湘乡一脉注重“经济”的思想有暗合之处。他认为古文是韩愈自辟区宇的文体，基本特征为“约群经子史之义法而为之”，“辞体则由我造焉” [1]P45故而他的辞体宏阔峭拔，考论时政通达源流，洞悉症结所在，发为有用之言。尤其可贵的是，他承袭吴汝纶记近事、阐新理的古文义法，所著文务引西方列强的新学新理以启蒙民智，忧深思远，为莲池学派诸子此后在政治、教育、实业诸方面的开拓奠定了重要基础。如《送徐尚书序》详论我国的海权，其战略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可借鉴之处。《上徐尚书书》论述铺设铁路当以西北诸省为先，认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对社会经济、政治、民俗的重要意义。这些颇具战略意识和文化忧思的文章，并非那些泛泛论事的俗儒所能比拟。徐世昌说：“其学虽以词章为主，然综贯中外政学而得其通” [1]P270。论者谓“先生（贺涛）所师法瓣香如吴挚甫、曾涤生者，固皆以天下为己任之人，然则其所谓‘不敢学于无用’者，殆亦湘乡派之殿军”。 [1]P2 贺涛继吴汝纶之后，在书院教育中注重时务，引入新学。主信都书院之时，他即为学子订阅多种报刊，鼓励阅读介绍西学的各种书籍。贺葆真曰： 是时，书院所阅报凡七种，为极盛时代。曰《万国公报》月报，出耶苏教会，多外国人论说经济，《丛编》序事极筒要，《外交报》多纪各国事，《汇报》天主教会出板，《时事采新》、《汇选》多泛论，《顺天时报》日本人立阁抄汇编谕旨及奏折也。自《时事》、《采新》、《汇选》以下四种，皆出京都。[2]P85 除此之外，信都书院曾订阅的报刊尚有《中外纪闻》《时务报》《农学报》《华北月报》、《申报》、《国闻报》、《格致益闻报》。贺涛所读之西学方面的书籍有政法、地理、国外游记、小说等多类书籍。如孟德斯鸠《法意》、日人穗积八束著《中西纪事》《宪法大意》、赫胥黎《天演论》等。出于古文家的立场，他颇关注书籍的译笔文辞，认为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体类汉魏小说，文辞古艳，为第一小说家。山西大学堂译本迈尔《通史》颇雅驯，无不词之语，为历史课本之佳者。从贺涛时务书报的阅读，可以看出其强烈的读书致用思想。贺葆真说： 自吾父都讲信都，以古文义法授学者，而必传之以世务，使稍通中外之故，湘帆(赵衡)以吾父所以为教者，施诸深州，州人士之知新学，湘帆启之也。[2]P90 贺涛与弟子赵衡等将新学融入到书院生徒的日常习读内容中，使其与传统的古文经典处在同一系列，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当从曾国藩以“经济”纳入古文开始，演变于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引入新学，而成熟于贺涛诸人之手。此处所谓成熟，不仅从新学广泛的融化为古文的义理，还表现为自觉的理论阐释。贺涛《与吴辟疆书》曰： 当今之世，若不谈新理，不记新事，几无文可作，近世所谓顽固，则所见既狭，其文必无可观。其人又安足取乎。尝以谓谓之宜守者，惟为文之义法，余无新旧，惟其是耳，外人不知，遂加讪笑，听之可也。[3]P668 阐述新理新事，是当代古文创作的基本要求。这就突破了“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家法。在具体的古文创作方法上，贺涛也强调“读书作文可听人之自由。然皆须有所述作。或专著一书，或作杂文均可”。但是古文的“义法”还是要讲的，这个古文“义法”，在贺涛的眼里，已经泛化为中文写作的标准和规范，不仅仅是桐城古文的创作法则了。他说：“所学无论何事，必以词章为主。故学堂皆有国文一门。而深识之士恒惧其废坠者，学堂门类繁多，势难兼及，万一十余年后，词章义法不明，则不但国粹无存，即新学亦难深造，而章奏牍牒且恐有不能如格者矣。”[3]P665当然，这些言论是贺涛在特定情境下说的，不能以偏概全，确认为他的根本的古文观。赵衡曾记载，吴汝纶一日邀集于莲池书院，席间诮让他“于吾文少所违反，乃不若范肯堂”。贺涛从容徐答之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由此可见，贺涛本不是墨守师说，不知变通的拘迂之人。其于古文是深爱的，在举世趋向新学之际，“时取所闻于师者往来胸中，以自排遣，犹可说也”。[3]P667他也是真懂桐城古文之本的，将其归约为词章，无疑是具有勇气与卓识的。贺涛内心深处是矛盾和无奈的；其所致力的守护华夏斯文的事业是悲壮而孤独的。他解构了古文义理、考据坚固的内核，以词章义法敞开拥抱新世界，其所欲保存的仅是古文作为国语之写作艺术而已。即使如此，古文作为古典的语文形式，在大众启蒙和救亡图存的滔滔大潮中，仍被白话语文及其文艺冲击的七零八落。并被冠以“谬种余孽”的帽子，列入顽固守旧的行列。 二、因声求气，悟入精神意象 道与文的关系，文人学士历来争论不休。宋明以来的讲学家，多鄙文为小道末技，无益于进道之学。文人则多沿用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意思，将文视为明道、载道的工具。至于将文章比为精金美玉，爱赏其独立审美价值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人，则在道统之外，倡叙文统。概而论之，均是视道与文为截然不同的二种事物。古文家合道与文而同观，认为文道一体，桐城派更是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约六经之旨意为文，认为圣贤精微大道，本是寄寓在文辞之中，求道应该从文悟入。“自古求道必赖于文，未有离文而可言道，离道而可以言治者。千古以来之学术，一以文章之义裁之。”[1]P268贺涛论文与道的关系，本桐城家法。《畿辅文学传稿·贺涛传》载： 涛之为学，以文章为诸学之机缄。读古人书，必研求其文字。既从吴张两家学，益抟精于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轲、庄周、太史氏、韩氏之书，心维而口诵之，通微合漠，尽得古人著书之意。于姚氏、曾氏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尤必以词章为贯彻始终。而兢兢于归方姚吴数大家之评识日与学者讨论义法，不厌不倦。又大聚古人之书，有所编辑，以为《文章大观》，而补姚氏《类纂》、曾氏《杂钞》所未备。[1]P262 贺涛主张文道一体，以文章为学问的机缄，开启诸学，探究精义，都是从文章入手的。他所谓文章，包含“六经”之文，以及桐城派所推崇的诸子史传和古文家之文。徐世昌论曰：“其文章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唐以后不屑也。”[1]P1他昭明学者必以文字为入德之门，其归趣也是词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贺涛不是如讲学家那样，仅是关注文章的义理，而是务期阐明文章安章宅句的方法。洞彻为文之义法，才可以借由文字通达圣贤制作文章的本意和旨趣。为文之“义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见，得其精神而道术乃可深造也”。《庄子》载轮扁与齐桓公论言道关系的寓言，主张得意忘言的玄学之士历来以此张目。实则，在言意之辨的命题中，言不尽意，是道之糟粕，只是在道绝然一体层面有意义；在体用层面上，言能尽意才是人文衍生变化的根本。贺涛论为学从文章入手即是在体用层面上立论；然为了得窥见道体之全，他认为从文章入手有形的悟入和神的悟入两个层次。他在《答宗端甫书》中说： 辱书以文事相质，以谓多读书晓世务则理富，理富则文有质干，而义法自从，不必斤斤以学文为事。子之言诚当矣，虽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虽然，以涛所闻，文之能事，犹有未尽乎此者。齞唇蹙齃，曲脊跛足，枝于指而瘿于项，固不良于用，不美于观矣。官体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声色而任提挈戴负者，举肖所职，以呈其材，则凡名为人者皆然也，然而闳隘、伉耎、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计数。泄于面颜，不能自闭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则精神意象之为也。执子之说以为文，诚具其形，且可适于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犹未定也。[1]P43 古文通过文辞、语法、音节、结构的探索和实践，将古代语言经过一番过滤，或去死存生，或推陈出新，起到了规范和净化的作用。吕思勉先生说“古文可谓文言中之官话，他种文言犹文言中之方言也。率此义以为文，则其文字能使后来之人易懂。因其用一时代、一地方之言语少；所用皆最通行之语，犹之说官话者之所以易懂也。故古文有使前人后人接近之益。古文者，时间上之官话也。”但是，古文创作不能徒具语言的形式，而应该呈现出合于圣贤精蕴的精神意象。贺涛批评理学家、考据家、词章家或昧于义理，或昧于古训，或昧于廓落讲说，以至于拘泥文辞义理，只能阐明字面的意思，对于作者的言外之意，精神气象则难得其门而入。他在文章中反复申说这一思想。《书说易说序》曰： 训诂讨故，义理发幽，二者固说经者所有事，然不能切究乎法，而心知其意，徒曰释词、阐理而已。是析薪者不杝，而称物者手制其权衡也，虽有得焉，所不合固已多矣。[1]P164 《陈母李太恭人寿序》曰： 世儒论学有三，曰义理、考据、辞章。义理明先王之道，考据则稽其功用之迹，而记之者辞章也。后世既分途以习，为义理、考据者或不娴辞章，而为辞章者犹必兼涉二家之说，非特兼之而已，古人之精神、意趣将于是求焉。[1]P105 六经为文之至极，古文当以六经为法。研求其文章，求古圣先贤的精神气象。那么如何从形似而进于传神写照呢？贺涛继承了桐城派“因声求气”的理论。先秦文章已经注意到诗文的声音问题。《诗经》及《易经》的卦爻辞、文言就有很多韵语；《左传》、《战国策》中也有排戛有力、音律壮美的论辩之辞。魏晋以来，文学的自觉促进了文人对文章形式美感的追求，声律规则的总结和应用，使文人欲以人巧夺天工，形成了诗文音声迭代的声韵之美，并因声韵而论文章的本体与作者的性情气质，以合文质彬彬的自然之境。“声音”“文气”二者在此情境下联系起来。“文气”是文章的气势声调，其本是先天的体气和才性。从体气论是文章本体生发之源，从才性论，是主体性情气质与思想意志的表现。它即是按照一定韵律节奏抒发的情感，也是按照一定逻辑规则演绎的义理，从而形成音、字句、韵调间的某种气势。桐城派起初就特别注重古文的声气关系。戴名世以“精、气、神”论文，尤重文章自然奔放的语言气势和自如悠然的神韵。刘大櫆承其“神气”说，以品藻音节为宗。他说：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4]P6 经过由字句而音节而神气的循迹求理，原本抽象的古文声气论变得显豁具体了。其后姚鼐、梅曾亮、张裕钊等人从声音征入，因声求气，以诵读吟唱、涵咏妙悟把握古文的章法结构，体味神气韵味，建构起创作、批评的理论体系，桐城派诗古文的独得之秘。贺涛阐发“因声求气”论曰： 古之论文者，以气为主，桐城姚氏创为因声求气之说。曾文正论为文，以声调为本。吾师张、吴两先生，亦主其说以教人。而张先生与吴先生论文书，乃益发明之。声者，文之精神，而气载之以岀者也。气载声以出，声亦道气以行。声不中其窾，则无以理吾气。气不理，则吾之意与义不适，而情之侈敛，词之张缩，皆违所宜，而不能犂然有当于人之心。质干义法，可力索而具也，声不能强搜而得也。[1]P43 声是文之精神，其韵在人；气是文的物质呈现，载声而出。人的精神韵调因气而出，通过意义阐喻、情之侈俭、词之张缩来表现，律动而出，符若中节，妙会阴阳之理，义理、情韵、词章纲举目张，翕然而近乎自然。这种自然是我之精神意象与古人精神意象的合一，从根本上说是与天道自然冥会统一的。如此，从文章悟入，因声求气，以形写神，合于淡泊之境，即突破了文道二分的尴尬，而进入到文道一体的“古初”境界。 贺涛论文从文章的语言、声音层面悟入，探寻古人安章宅句的文心；并以此为进阶体会圣贤立言以立人极的根本精神。其笔下不仅仅是一篇篇浸透着性情智识的诗古文，更是他以文字唤醒的“文心”递相传承圣贤图谱，精神气象云云，就化作他的情感、义理、词章、音节，蕴含在他的文章气脉之中。贺涛“因声求气”、领悟文章精神意象的进阶有三个途径。一是讽诵，通过不断的诵读来领会文章的音节词句、章法结构、精神意脉。他说：“后之学者，将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长吟反复，而会其节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熏炙浸灌，而渐而进焉，以契乎其微，而几于自然。然后吾之气与古人之气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随其意之所向，措焉而皆得其安。”[1]P43 二是古文评选。古文评选是桐城家法得以汇聚共识，形成并流传的重要途径。[5]P28其弟子赵衡说：“先生尝自言，其于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评点。”[1]P274评点之学创自明代的归有光，其后方苞、刘大魁、姚鼐、张裕钊、吴汝纶诸人承用其说，所作群文评点更多。桐城古文家认为评点之学可以发古人不传之秘，为后来学古文的人别开一个终南捷径。就像“西学有仪器标本，于无可指示之端，能为之图形指示，学者一目了然，用至便，法至善也。”[1]P274贺涛深研评点之学可从其过录桐城名家评点及自为古文评点见出端倪。据其子贺葆真统计，贺涛曾过录的名家评点有20余种，如《史记》归有光、方苞点本、《古文辞类纂》姚、方、刘、张诸家临本等。贺涛评点过《仪礼》《晋书》《后汉书》《史记》曾国藩文集、吴汝纶文集。[2]P42他的这些读书心得，或过录的批点，在特定的群体内，通过借阅过录交流，汇入到桐城古文的义法总结中去了。 三是讲说。贺涛主畿南多地讲席多年，又得桐城古文家法助益，善于讲说古文。赵衡说先生语言妙天下，“然雅趣不为滑稽滥说，闻者解颐，而事理的破，昭晰无疑。尤妙于说书，善为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间以譬况，俾古人之音声笑貌凌厉纸上，汲引学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亲与古人昭对、唯诺一室之中。”[1]P272其弟子吴千里《祭松坡先生文》中说：“先生善谈，正嘲间作。化俗为雅，颐解神愕。及其为文，通微合天。精能要渺，突过师传”。 [1]P277贺涛解说古文正言明理，戏言衍情，雅俗并陈，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解说与古文创作相表里，经史并御，务求梳理文意气脉和字句的节奏意蕴，存于心，应于手。作文汪洋恣肆而深婉纡徐，长于情韵又融合新旧之理。其古文义理俊发颖脱，合于规矩窾节，造微入妙，往往而达到淡泊自然之境。 三、雄峭闳肆的审美风貌 桐城派古文自方苞崇尚雅洁简静的阴柔之美，刘大櫆拓而大之，以“神气”求变化，在雅洁之外创作出一种气势凛然，雄直遒劲的新风。其后桐城文家都以“气”为尚，将道德人格、性情学问、理想志意、生命趣味融入字里行间，文章写得气势盎然，雄浑劲峭。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倡导桐城古文，以“气、识、情、趣”为文章旨归。其文以汉赋之气运转体势，以增强气势力度。句式奇偶错综，词单复间厕，厚积其气以蓄势养神，炳焕声采以协锵然戛然之律，遂开湘乡派古文雄浑遒劲的阳刚之美。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等均以笔力健朗，纵横恣肆见长。贺涛从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之法，其古文创作实传湘乡一脉，推尊古文雄浑遒劲的阳刚之美。 对此钱基博先生论述的最为精核。他说： 大抵方姚之文，欧阳修、归有光以学史公，摈绝班固，而欲以洁其辞，渊其味；其声色格律，务以简淡寂寞为归。而曾、吴所作，则学韩愈、王安石以窥史公，旁及班固，而务欲茂其气，伟其辞；其句调声响，必叶铿锵鼓舞之节。……桐城马其昶与涛皆早受业于汝纶，汝纶矜宠之甚，亦通之于张裕钊，以故兼受两家学，虽与涛同，而辞笔则异。其昶矜慎以敛，涛则雄峭以浑；其昶之学粹，而涛之才高，于汝纶皆有出蓝之誉。……然其昶之不逮汝纶者，在矜慎而未能雄峭。而涛之所以智过其师，则在雄峭而出以浑厚，沛然出之，言厉气雄，行所无事；不如汝纶之跌宕顿挫，扪之有芒。[6]P171 贺涛古文序（41篇）、记（9篇）、传（5篇）、书后（12篇）、墓志（11篇）、墓表（28篇），与桐城派其他名家擅长的文体相似，尤以表墓和寿序等应酬文字为多。贺涛表墓之文很有特色。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常格，或曰义法。一般而言先叙写墓主世系籍贯官爵，后论其性情学问及文化渊源或当世思潮，其后述性情学问之效及人生遭际、事迹。叙述中又有直笔、侧笔、闲笔、逆笔等等。最后曲终奏雅，或议论以畅主旨，或余笔以写人事，徜徉潺缓，颇有余韵。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又可以互换，以取得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如《吴先生墓表》以“新学”起笔，正是吴汝纶一生事业最卓著的地方。表墓之文中叙及的人物有文官、武将、儒生、侠士、隐君、商贾，他们的地位或不高，影响力也多不出于地方，事迹本无多少可记述之处。然自韩愈以来，古文家多以小说、史笔书写平常人的生平事迹和学行功德，以补国史之阙，大体上仍不出史家范围。桐城古文家进一步融考据、义理入古文，使他们对日常人事的书写多了一层浓厚的学术气息。贺涛从大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人事变迁和社会发展，将笔下的人事与特定的文化制度、地域文化、学术思想联系起来，虽为平常人事却因此有了历史文化的厚重感。[7]P3-7因此，他的古文颇能于妥帖自然、雄辩自适的文笔中见出深沉老辣、融摄古今的史笔，使他的古文气象高古，意旨雄深。《书大名国太守事》叙事逆处着笔，先述匪狂杨荷横行乡里，聚众谋逆的过程，而以事亟欲变得危急之势收速。转而述国太守在势寡民疑的情况下率众剿匪。晓谕抗拒官府的祸福，以乡邻说动其悍鸷之心。匪患遂于剑拔弩张之际烟消云散。其后又以闲笔叙写出兵前僚佐吏民危惧及得胜归来欢蹈相迎的场面。叙事多从《左传》《史记》而来，逆起侧写，虚处勾勒，左顾右盼，有声有色，及其势成国太守持重坦夷的大将形象跃然纸上。 贺涛古文长于议论，他的文中议论见识高远，寄托遥深；行文透辟凝练，很能见出他的才识和胸襟。如《武强蔡君墓表》因蔡氏居丧的孝行论丧礼之义。先言时代变迁，丧礼的仪品器式多与古制不同，又拘泥于各地习俗，遂出现“里异而家不同”的纷乱现象。俗儒大有礼乐崩坏的愤世之论。笔锋随之一转，不言丧礼之异，而论丧礼形式虽不同而“丧期”却各地无异。丧期虽同，而居丧期间饮食起居的日常禁忌却又不同，一层意思中又生出一层波澜。下文引出蔡君居丧终老的异行，与俗虽异，顺性自然的旨趣却与礼仪之义同归。贺涛因之得出结论，礼义蕴蓄在人顺性自然的心中，人心不亡，礼义即不亡，礼仪的形式也不难恢复。曲终又一折，阐明当下礼仪废坠的原因，归于孔子“克己复礼”之训。全篇识见通脱朗峻，议论奥衍深折，层层蓄势而一气暗转，于沉厚中见雄古，郁勃中见闳深。其他如《吴先生点勘<史记>序》自抒心得，独探精义。《国势》衡量古今中外大势，欲以渐进的方法振拔变革。《欧太淑人墓志铭》《汤母太孺人六十寿序》等文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变其风调，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都体现了贺涛敛才于学的高见卓识。贺涛继承吴汝纶融新学入古文的观念，用古文阐述新理论，峭拔新颖。如《送宋芸子序》以求其西方列强立国及外交之道相勉励，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确属于超前的认识。甲午以前译介西学主要重视制器考工，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政法之学等都是从日本译籍中转译过来的。此文在中日战事以前已注意欧欧洲各国立国之源，用意甚为宏远。但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贺涛等古文家输入西学是存在一定时代局限性的。他们的译介打破了西洋无学问的旧见，却仍以为西洋的思想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11]P48，这就未免袭貌遗神了。 贺涛身处清之末造，目睹政治的腐败和斯文的沦丧，其古文都是末世的深沉忧思和感慨。“这种愤激、哀怨、失落、无奈伴随着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理性，发为古文，一见深醇，一见闳肆，而整体上呈现出峭拔以至于雄浑的境界”。 [8]P42《饶阳常君墓表》前幅叙述句句振拔，有呜咽之致。后幅蔼蔼亭亭，慨叹神情与前幅相称。贺涛少从常氏长者攻举业，长于常氏。其所慨叹者，既有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生命幽思；也有世家大族衰落背后的社会变迁。《饶阳刘君墓表》的墓主是饶阳巨贾。贺涛叙其生平从乡里好贾之风起笔，束以晚近通商以来商业发展及商学兴起的背景，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的义例，而寻其归趣在审时度势，应时所需的市场规律。此文叙述一气宛转，浅逸清迴，如孤鹤唱响于云际。其重商思想溯源《史记》，而悠远之致未尝不寄寓着晚清以来振兴商业的期许。 余论 “古文”是唐宋时期兴起的一种文言散文。从韩愈、柳宗元等人开始，它即以表现儒家道统思想为主要特征。这一文体的产生是与唐宋文化变革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文化变革推动下的语体变革，性质与白话文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古文”在唐宋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最能表达和代表当时文人的思想状态，并成为承载近古文人精神意志的文化现象。晚清以来，“古文”承受了内外的双重变革。从古文体制内部来说，其承载的“义理”和“学问”日新月易，渐渐脱离讲章和科举的束缚，充满了现实关怀和文化省思，趋向实用主义；创作方法也并非桐城派一家所能垄断，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从古文创作面临的外部思想文化背景来说，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古文”被当成中学根本的语体形式，与西学的语体形式对立。激进的文人，在富国强兵，保国保种的功利主义推动下，要求全盘西化，包括使用或变革文字，其针对的自然是代表国文语体的广义上的古文，桐城古文首当其冲。而一般的文人至少也是要求变文言的古文为白话文，以便推进思想文化传播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因应这样的变化，“莲池学派”古文的题材多在反应现实、关心民瘼、歌颂民族气节、改造社会等方面，映射出他们面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与探索。[8]P41 桐城古文相传的“义法”到了“莲池学派”文人手里，主题思想、组织结构、语言风格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以“声气”理论广泛的梳理古文义法，体悟精神意象，试图建立更为规范、实用而富有弹性的古文范式，以此来传承斯文之道，以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贺涛古文叙事从《左传》《史记》化出，以史家笔法，学者功夫、儒者情怀叙写末世的人事变迁和社会演进，一气灌注，茂密纡徐，高古典赡；议论得韩愈之雄浑、王安石之峭拔而归于践履和精思，奥衍深折，浑融透辟，高出侪辈。而他叙写人伦庸常的微言大义，又未尝不深寓着一颗感时伤世的仁者之心。他扬榷新理的应世之道与钟爱斯文的思古幽情因貌合神离，终归难以抵挡滚滚的历史红尘。西方文化裹挟下的现代化进程，使古文很快沦为特定礼仪场合的羔雁之具，退出了主流文化的核心。 但是，“莲池学派”古文所承载的西学思想和改良方略也许在现在看来已经缺乏文化先进性，而一代文人在新旧交替之际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文化精神，尤其是那种格于古今，折衷中西的气度和方法，在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创新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清）贺涛著、祝伊湄等点校，《贺涛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3]（清）贺涛，《清代诗文集汇编·贺先生书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72册 [4]（清）刘大櫆著、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 徐雁平，《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02）。 [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孙维城，桐城派作家贺涛散文浅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9] 吴闓生编，《吴门弟子集》，中国书店2009年版。 [10]柳春蕊，《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东方论坛2008（01）。 [1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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