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无毒 医生有过

中药无毒 医生有过

    中药有毒论调沸沸扬扬，不少人走进了中药有毒的误区，对中医中药产生了畏惧感。中药发生毒性伤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不是中药本身的原因，也不是辨证论治的原因，而是实验文化的原因。不遵循病机的理、法、方、药、护的逻辑原则，按照药理对应病理的逻辑方法运用中药，或者用小白鼠、实验逻辑去研究中药，既改变了“随证治之”的客观对象，又改变了运用中药的临床方法，把这样的结论，嫁接到中医中药之上，通过媒体的渲染，中药有毒深入人心，宁可吃没有历史的生命检验、缺乏个体实在对应、由工厂生产的化学药物，也不吃数千年生命检验、和人类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以个体真实为对应的自然药物，真不知是生命的悲哀还是文化的悲哀。

     从2004年前后的关木通导致肾功能损害开始，中药之毒的问题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谬种流传愈演愈烈。我曾经用“壶中人”的网名，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发表了一篇“中药无毒，医生有过”的帖子，争论十分激烈，从中可以看出，许多挂中医牌子的人，也趋从、认同、支持实验逻辑的中药之毒，连起码的中医文化观念、辨证论治常识、甚至什么是中药都很不清楚。举起实验文化的大旗，横扫生命文化的理论，是中华大地上很奇特的一种文化现象。中药之毒论调在前不久又一度甚嚣尘上，有必要重提“中药无毒，医生有过”。

    1、毒副作用的评价问题

    毒的概念，通常是指服用之后，发生了治疗作用以外的身体损害，这在西医称之为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和毒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毒副作用是随治疗作用同时发生的、与治疗不相关的生命伤害，是治这里而伤那里的药物反应。毒副作用伴随治疗同时发生，属西药的不良反应，既可能在治疗剂量下发生，也可能因用药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引起。

毒药是中医文化对药物的总称，如《周礼·天官》“聚毒药以供医事”，统称为中药，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重要工具。中药有无毒、有毒、小毒、中毒、大毒等不同分类，但不是毒副作用大小的分类，而在于说明药物偏性的大小和剧烈程度，不能和毒副作用对号入座。一般说来，无毒之药，生命安全性较大，有毒之药，安全性较小。生命安全性的大小，是就药物本身的性能而言的，但有无毒副作用，不是药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运用方法决定的。运用得当，大毒之药有起死回生之效，运用不当，无毒之药会产生伤害无辜之弊。经过漫长的生命实践， 中医学早就探索出了一套运用毒药，防止毒副作用发生的有效方法。

是药物就可能有毒性，但有毒性不等于有毒副作用。按照实验文化的逻辑方法评价中药，都有毒副作用，有的毒性还相当大。如甘遂“可引起呕吐、腹痛、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毒付反应。按10毫克/千克剂量连续给小鼠静脉注射一周后，尸检发现心、肝、肾有一定中毒性的组织学改变。”（《中华药海》）。

甘遂的实验室结果，是小白鼠的结果，而小白鼠是否存在与甘遂相对应的证候病机，也就是甘遂的运用是否符合理、法、方、药、护的逻辑规范，这很是个问题。小白鼠实验结论需要重视，但它不是活生生的人，其结论不是“随证治之”的，不能作为评价中药之毒的依据。可是，中医学没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热衷于科技文化的现代化，实验逻辑牢牢困住了辨证论治的手足，临床用毒治病的医生越来越少了，甘遂、巴豆、砒霜不敢用，乌头、天雄、附子不敢用，甚至连细辛、麻黄、大黄都不敢用了。

甘遂是泻下逐饮的峻猛药物，可以和大戟、莞花、大枣等配方，如《伤寒论》的十枣汤，也可以和半夏等配方，如《金匮要略》的甘遂半夏汤，主要用于水饮结于心下的结胸证。倘若没有水饮结胸，随随便便地用甘遂等中药；或者用包含有甘遂的处方如十枣汤，却不遵循十枣汤的服用方法：“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匕，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半钱匕，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有谁能够避免甘遂毒性对人体的危害？自古以来，中医应用毒性大、性味烈的药物特别谨慎，只要取效就“止后服”，不“止后服”就违背了“随证治之”原则。

中医从药物炮制，到组方配伍，再到用量和运用时间的控制、煎服方法等多个环节、层层预防，避免毒副作用的发生，保证了临床医疗的安全性。再如《金匮要略》治疗“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的乌头汤（原剂量：麻黄三两，白芍三两，黄芪三两，炙甘草三两，乌头五枚），乌头有大毒，先将有毒的乌头，用蜂蜜二升煎到一升后，取出乌头，再和其它四味药用水三升，煎到一升后，去药渣，与蜂蜜混合共煎，每次服七合，如果服后有效，就不要再服，无效，可以将煎出的药液继续服完。蜂蜜煎药，具有减毒的作用；有效止后服，具有控毒的作用。

请问，持中药有毒的那些先生们，你们是这样去评价中药之毒的吗？逻辑方法错了，结论可靠吗？小白鼠和活生生的人不同，自然完整性的中药和单分子提纯不同，以个体为真实的药量控制与规范标准不同，你们考量了这许许多多的文化差异了吗？

2、中药之毒的分析

药物的毒副作用的评价，是主观文化决定的，与理论逻辑和临床模式相关，与医生运用的临床思维有关。理论逻辑和临床模式造成的毒副作用无法避免，而医生运用的问题，通过临床修养就能得到解决。中医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能老是看实验文化的脸色，是非对错都以小白鼠或实验的标本为标准。

中药有毒没有呢，有毒，没有毒，就没有药性，没有四气五味了，也就谈不上“随证治之”了。但中医的毒，不是西药毒副作用的毒，毒副作用是治疗时难以避免的伤害作用，中药的毒指中药气味的偏性。《类经》：“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现在人们所认同的毒，已经不是“气味之有偏也”，而是指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把中药的毒等同于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可能危害其它藏腑健康的不良反应，或者等同于在小白鼠实验中发现的器官损害。这在中医称之为伤害无辜，是违背了既病防变原则的结果。

在实验实证逻辑规范下，中药变成了分子式的物质，脱离了证候病机的对应关系，改变了认识对象和认识逻辑，把以证候病机为对应的自然完整性的药材，变成了一个个的分子-有效成分、有毒成分、无效成分、杂质等等。

我们好像不知道自己丧失了“随证治之”原则，用实验方法改变了中药之毒的认识对象和认识逻辑，把实验室研究的药物分子，等同于自然完整性的动物植物，把小白鼠、标本等同于证候病机。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中医”被显微镜牵着鼻子走，有人在网站上列举了一大串中药毒性反应的实验室结论，以此作为中药之毒的证据。这些样的研究，缺乏“随证治之”的客观基础，没有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丧失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配伍关系，却拿来作为中药之毒的证据，真是张冠李戴。

我以为，“中成药安全性问题”的根本，在于抛弃了辨证论治；阻碍“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根本，在于世界不懂辨证论治。有辨证论治，中药、中成药就十分安全，不会发生治这里伤那里的弊端，就不会出现剂量过大、疗程过长、使用不当等问题，没有了辨证论治，见咳治咳、见烧退烧、见感染抗感染，只讲对症治疗，不求对“证”治疗，怎能不发生毒副作？！

辨证论治的生命可靠性和安全性，一走进西方严谨、系统的实验实证逻辑，就不科学了，就有毒副作用了。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就看我们如何选择。是抛弃辨证论治，创新、重建、异化中医，去迎合实验文化主导下世界，还是坚守辨证论治，通过辨证论治的疗效，让实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请中医出山。政策法规、学校教育到学术研究等营造适宜辨证论治的文化环境，形成不同于实验文化的中医自我的价值评价体系，使辨证论治应有的疗效真正发挥出来，西方信服了，中医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就是不能走进世界，世界也会到中国来求医、来学习中医。不少病人不远千里求医，不是“医”改变自己的结果，而是“医”自身疗效的吸引。削脚适履，勉强走进了世界，恐怕不是中医。

在历史的生命实践中，中医完成了临床运用中药，从有毒到无毒的蜕变，找到了一套化毒为治的有效方式，那就是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运用经过合理炮制加工后的道地药材，适而可止，不可过量和过久。《有毒中药临床精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药能治病，也能致病’。合理地应用微量大毒之品，如砒霜治喘证、白血病，不仅可以取效，还可在不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下改善全身状况，甚至挽救病人生命。而人体必须的水和盐，美味的荔枝，若摄入过量也可致病”。

运用中药、中成药，只有辨证论治才是合理的。辨西医的病，按照有效成分的病理生理逻辑对应原则运用中药、中成药，缺乏无害化和无毒化的理论指导和逻辑基础。对待实验方法中的中药之毒，要分析其文化的逻辑合理性，不分青红皂白地盲从实验文化，将其作为中药教学的内容，或者禁止、限制中药的临床运用，对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极其不利。

3、道地药材与炮制

不可否认，有些中药的药性太偏，具有较强的毒性。为了区别毒性的大小，引起大家的注意，中药理论用有毒、小毒、大毒等等来区别。毒性是客观存在的，中医理论通过一系列的逻辑规范，化毒性而为药性，使中药具有了极大的安全性。道地药材和遵法炮制是化毒性为药性的重要环节。

中药讲究道地药材，重视对药材的炮制，通过道地药材的炮制，在保证药材品质的前提下减毒增效。药材的道地问题，中医一直都十分重视。什么是道地药材呢？除了药材本身的品质外，从时间上看，满足了中药材的生长时间，遵循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从空间上看，特定地域出产的特定的药材。

为了保证药材的道地品质，随着生命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历史上的中医，不断进行药材的鉴别区分，去伪存真。《新修本草》在高度评价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的同时，对《本草经集注》及其后世在中药认识上的错误进行了修正，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如“秋采榆人，冬收云实。谬梁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缕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盖亦多矣。”

翻译上面这段文字：榆树的果实三月份成熟，陶弘景误为八月份采摘；豆科植物云实，在晚秋时节采摘，陶弘景误为冬天采摘。粱米北方称之为“谷子”，有黄白之分，黄粱米香美，人们称为竹根黄，但陶弘景误以襄阳竹根黄为白粱米。牡荆子和蔓荆子是具有不同功效的两种药物，但书中却将它们混同为一种药物。“繁缕”又名鸡肠草，即鹅不食草，两种名称一种药物，陶氏误以为是两种。相反，“由跋”是天南星科植物，“鸢尾”是鸢尾科的鸢尾根，把两种药物混为一谈。还有，陶氏把伞形科的防葵，误认为和瑞香科的狼毒同属一根。黄精叶与马前科的钩吻初生时的叶子和茎、花都不同，可陶氏没有仔细区别。不仅如此，陶氏还没有分辨铅和锡的不同，橙和柚的差异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纳入中药体系的自然药物不断增加，道地药材的鉴别，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更加有利于药材的道地规范。因为“自炎黄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羣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不可胜数”（《本草纲目·原序》），所以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数百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辑之，讹者绳之，”对中药材的药用部位、产地、采收、真伪等等进行实地考察，著成《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集中药之大成，但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后世的中医对《本草纲目》也在不断进行修正，如清代医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对《本草纲目》中的一些错误作了订正，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对李时珍等的药学理论提出了不同见解。去伪存真的工作，中医一直都在做，从古至今没有间断。

药材不道地、不如法炮制，就难以保证药物的安全性。记得有个阳虚水肿的病人，用济生肾气丸为汤，方中仅仅用了5克熟附片而且久煎，病人服一次，就出现心中空虚欲食，吃一碗面条后就呕吐，全身发麻心慌，经过急诊室治疗后缓解。事后百思不得其解，在读了“君竹”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发表的帖子“现在的附子谁敢用”后，才明白，现在的附子已经不是古法炮制的了，为了经济利益，人为地利用“胆巴”给附子增加重量，改变了附子原本的性味。

不仅附子如此。有一次到某个药材市场，药贩子拿出的炮穿山甲，价格很便宜，但透着白色的斑纹，后来请教一位中药师，才知道是用白矾浸泡炒制的，比传统的炮山甲要重得多。这样的穿山甲，能够没有毒吗？中药无毒，医生有过，看来还要加一句，炮制有过，药材不地道有过。没有了炮制法度的规范，中药成为了伪中药，不出临床问题才怪。在中国的大地上，因为药材问题，中医疗效大滑坡，西方世界还会相信中医吗？中药材还能够进入西方世界吗？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会相信中医了。

随着中医药理论的不断发展，加强中药的道地和炮制研究，严格执行道地药材标准和炮制工艺规范，保证进入临床的中药材，不仅是道地的，而且是安全的，为辨证论治提供可靠的药材保障，是实现中医复兴之梦的重要环节。中药分子化，没有道地药材和如法炮制的药材，辨证论治就无法落实到临床实践中去，中医理论也就沦为了考据、考证的文献资料了。

中医要用中药，必须避免把形似而实非的东西当成中药进入临床。以前的中医，都有鉴别道地药材的能力，掌握药材的炮制方法，现在医和药分得十分清楚，大多数的中医，都不懂得中药材及其炮制方法，我行医近四十年，对药材鉴别、炮制一窍不通。个人建议，中医学生首先要走进中药房，临床实习从熟悉中药材开始，这对于减毒增效、准确用药很有帮助。

4、关木通的警示

关木通是不是中医的道地药材？如果是，依据是什么？如果不是，关木通导致的毒副作用，就不能算在中医药头上。下面是从网上复制下来的一段文字。

“经研究查明，龙胆泻肝丸害人的真正'元凶’是组方中含马兜铃酸成分的关木通。据考证，在龙胆泻肝丸的原始配方中，历代所用木通为木通科植物的干燥藤茎，包括木通.、三叶木通及其变种白木通.。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木通科木通资源紧缺，逐渐被马兜铃科植物关木通的干燥藤茎所代替。上世纪80年代，关木通已在全国广泛应用。两种木通虽名称相近，外形类似，但因成分不同而疗效与毒性有别。木通产于南方，不含马兜铃酸。关木通主产东北，含马兜铃酸，而马兜铃酸正是对肾脏有明显损害的主要成分。其实，中药界像这样因名称相近而混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如以水半夏替代半夏入药，水半夏无半夏的止呕作用；以狗脊贯众、紫萁贯众等作绵马贯众入药，前者无驱虫作用；将山豆根与北豆根混用，香加皮与五加皮混用，两者虽功效相近，但山豆根、香加皮均具有毒性。在此不一一列举，另外，中药品种多基源问题，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一名多物问题，科属混淆、品种间代用问题都亟待解决。不难想象，如此混用，潜在的危险将会有多大。”（来自“会联想的风”于 2004-7-21 14:29 发表在中医论坛 站务管理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引发的思考(转)”）

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关木通误作为木通进入中药，开始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就为临床广泛使用了，进入21世纪，我们才发现关木通的生命危害性。一种动物或植物，成为中药的标志，就在于对其气味和性能的把握，在于临床运用的生命安全性，而不是简单地从外形上去考量，也不是从分子结构上去分析。在没有弄清楚关木通是否道地药材的时候，没有弄清楚关木通气味功效是否和中医历史上的、经过生命体验检验过的木通具有一致性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中药入药了，就广泛地在临床使用了。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传承古人的去伪存真的精神，盲目地崇拜实验方法的结果。

形态的相似，往往朱紫混淆，容易以假乱真，中药特别注重去伪存真，以保证药材的道地品质。关木通作为一种伪中药，迟早会暴露出它的危害性，这是生命文化的逻辑规则决定的。中药及其相关的理性认识，都是生命检验后的结果，关木通出现问题，再被淘汰出中医药是必然的，实验结论无法否定生命文化的基本规律。

去伪存真的中药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生命实践的过程。在经历了数千年生命实践之后，中医药安全性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现在中药临床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违背了中医药理论原则，背离了辨证论治，奉行实验实证逻辑的结果？还需要考虑的是，没有经过生命体验的关木通以什么方式混入中药而大规模运用的？今后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实验方法把关木通塞入了中药的行列，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中医应该明白，实验室的认知不能成为中药的标准，实验室产生的后果，不应该算是中医药的问题。用实验室方法，研究上千年生命检验形成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5、细辛不过钱

中医有“细辛不过钱”的说法，有考证一钱相当于3克。“细辛不过钱”提示我们临床运用细辛，要注意剂量的把握和合理的配方。细辛过钱还是不过钱，取决于证候病机的病性程度、病势缓急，还要看细辛是否道地，使用的是什么剂型。散剂细辛不过钱，但汤剂就不一定了，病势缓、需要长期守方者，细辛量不宜大，还必须在既病防变的指导下，遵循配伍原则，避免细辛伤害无辜；但病势急、需要一举阻断传变者，需要根据病情决定药量，才能既病防变，就可能过钱。我临床运用细辛，只在汤剂中使用，成人一般用6~10克，最大剂量用过15克。

细辛有毒，中医药理论要求运用毒药要保证无毒化和无害化。为了无毒化和无害化，药物的运用，首先要把握好分寸，使“方有大小”和“病有久新”相对应，该用大量，小则无效；该用小量，大则生害。其次，要根据药物毒性的大小，注意把握好运用的时间，如果是大毒的药物治病，适可而止，留有余地，饮食调养，葆养正气。

细辛等毒性较大的药物，那种情况下不过钱，或不宜丸散，与哪些药配伍能够减毒增效，这是中医经过临床实践，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不同医生可能有不同的体会，运用的剂量也可能不同。对于初上临床的中医来说，细心揣摩老师运用的经验，学习运用的原则，切勿孟浪从事，但也不能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凡毒药都不敢用，那样的话，很难提高自己的辨证论治水平。曾经治疗一例寒性偏头痛，用了川乌15克，细辛10克，结果两剂头痛消失，半年未见复发。

近十多年，中成药-龙胆泻肝丸的肾功能损害，鱼腥草注射液损害肝脏等等的事例，让中医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我们中医自己，也顺从实验实证逻辑，大谈特谈中药的毒副作用。多年前，有次上中医继续教育学分的网，看到有篇文章，完全脱离辨证论治，论述中药毒副作用，当时就想，把这样的东西当成继续教育内容，中医不亡都难。

实验室方法是西医思维的延伸，药理实验是西药形成的主要环节，生命体验是中医思维的客观基础，历史上形成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等等中药理论，只有和证候病机联系起来才具有可靠性，由此获得的结果，才是中医药的真实结果。离开辨证论治谈中药的毒副作用，太过主观。

 中药及其理论的形成，没有经过实验，可却是数千年生命实践的历史结果。从“神龙尝百草”的无意识，到中药、方剂理论形成和临床运用原则的确立，不知道我们的先人们付出了多少生命，牺牲了多少健康。毫不夸张地讲，中医药理论是中华民族用生命凝结而成的，我们要倍加珍惜，不能因为实验室的中药之毒，而轻易地否定“随证治之”的生命安全性。

6、毒副作用的辩证观

用中药、中成药，最基本的是要分清疾病的寒、热、虚、实的病性本质，把寒、热、虚、实辨清楚，该温则温，该凉则凉，做到了这一点，基本可以防止中药、中成药的不良反应，不辨寒、热、虚、实的病性，就是再安全的中药、中成药，也可能发生不良反应。

某中医科退休的主任，治疗一水肿患者，女性，水肿下肢为甚，尿常规潜血（+），余无明显异常，用清热解毒凉血利尿等方法，患者浑身沉重，形寒怕冷，尿潜血有加重趋势，但这个主任还是清热解毒，对患者说，小便潜血阳性是肾有炎症、有热，热则血妄行，故坚持消炎、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三月不变。患者精神越来越差，双腿沉重迈不开步，水肿越来越重，无奈之下，来我处就诊。诊其脉沉弱，望其舌淡苔薄白，水肿下肢为甚，按之如泥，显然是肾阳亏虚、水气内停，病性是虚、是寒，清热解毒雪上加霜，南辕北辙病情自然加重，用温补肾阳、逐寒利水汤方治疗，一剂后，患者顿感浑身轻松，精神好转，心情舒坦，后守方出入调理二月获愈。

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根本在于“辨症求机”（辨症，是动宾词组，辨动词，症宾语，是辨的对象，若改症为证，就混淆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果）的缺失或者失误，将临床症状和证候病机划等号，用病理药理逻辑处理疾病。《景岳全书·传忠录》：“实中复有虚，虚中复有实，故每以至虚之病，反见盛势，大实之病，反有羸状，此不可不辨也。……寒热有真假者，阴证似阳，阳证似阴也。盖阴极反能燥热，乃内寒而外热，即真寒假热也；阳极反能寒厥，乃内热而外寒，即真热假寒也。假热者最忌寒凉，假寒者最忌温热。”不实事求是地“辨症求机”，见假热就用寒凉，见假寒就用温热，能够不发生毒副作用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药毒副作用应当进行辩证分析。从理论角度看，辨证论治讲求证候病机的逻辑对应性，讲求个体实在的处方用药，“随证治之”无过无不及，吻合个体实在的证候病机，就没有毒副作用。从临床角度看，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客观存在，因为医生辨证论治的水平问题，寒热不清、虚实不明，理、法、方、药、护的对应性差了，效果不好，方药和病机的对应性太差，就会出现问题。

中药临床毒副作用的发生，是医生辨证论治的水平问题，不是中药本身的问题，也不是中医药理论的问题，更不是辨证论治本身的问题，是个别的、特殊的，随着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就能得到克服，实现化毒为治的理论要求。西药的毒副作用总是存在的，单分子药物、放疗化疗等等治疗手段，就象一把锋利的刀在切除疾病的同时，把生命的反应性调节也伤害了。病菌炎症用抗生素十分正确，但抗生素对胃肠功能、肝肾功能、心脏的损害可能同时发生；临床高血压病人，因为服药降压药物，下肢水肿、咳嗽不已、肾功损害不是个别的。化学单分子药物的不良反应，不是医生的水平问题，而是医学理论的问题，是药物本身的问题，理论没有突破，医生无法解决毒副作用的弊端。

一般说来，凡是“随证治之”的，保证了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性，中药无毒无害，没有“随证治之”的，实验结果再安全的药物，也可能发生不良反应。现在的许多中成药，尤其注射剂，哪一种不是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哪一种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中药注射剂和口服中成药的临床问题依然发生。我们没有分析其中文化原因，没有找寻其中的逻辑问题，在一些人的刻意渲染下，不少人形成了中药之毒的认识误区，偏执地认为中药就是有害。7、中药无毒化的途径

中医药及其理论不是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是千万年的生命实践形成的，有着完善的保证临床用药安全的方法。

首先，对应证候病机，“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方药的温清补泻等性味及君臣佐使的组方法度，与病人的寒热虚实等病机性质互补。不“辨症求机”，对证候病机性质缺乏可靠的判断，盲目地用药，是中药毒副作用的根本性原因。《伤寒论·伤寒例》感叹到：“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陨殁，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方证对应，“治有轻重，适其至所”，则“有故无殒”，“得病则病受”，中药就是无毒的。有位中医1994年在《四川中医》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药治疗妊娠期急性阑尾炎20例”，根据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针对不同的证候病机性质，运用大黄、桃仁、枳实、丹皮、赤芍等破瘀散结的中药，配合清热解毒行气排脓如木香、厚朴、薏苡仁、银花、天花粉、蒲公英等，全部治愈，妊娠正常。

根据《中华药海》，桃仁、薏苡仁等妊娠忌用，大黄慎用，李东垣《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卷二.妊娠服药禁忌歌》把丹皮、桃仁、薏苡仁等列为妊娠禁忌药，这位中医没有困于这样的中药理论，有是“证”用是药，获得了病愈而胎孕正常的效果。还有一位中医，治疗被西医诊断为“宫外孕”的患者，用了水蛭、红花、桃仁、蜈蚣、天花粉、三棱、莪术等破瘀通脉之品，后来化验和B超复查，“宫外孕”变成了“宫内孕”，足月顺产一健康女婴。

中药有毒没毒，有害无害，病机对应是第一要务，即古人所谓的“中的”。根据药物四气五味特性、归经和升降浮沉趋向，使方药适至病所，不会对未病之藏腑造成负面影响；药量的轻重，吻合证候病机寒热虚实的程度，适其大小，就能防止轻而无效、重而伤人的弊端。

其次，根据四气五味和单行、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畏、相反等配伍理论，运用相应药物监制其不需要的毒性和偏性，避免药物与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毒性反应，实现减毒增效。清·石芾南《医原》：“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淡渗也。”

第三，要求道地药材，强调炮制药品。清·石芾南《医原》：“燥病夹湿，润药用炒，或用水丸；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欲其速行，则用汤药，取汤以荡之义；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义。”炮制药品，道地药材，保证药物的最大效能，减少药物毒性。化学污染、物理污染，如重金属、农药化肥等污染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中药存在，所有饮食物中都存在，破坏了中药的道地品质，严重危害临床用药安全，但这不是中医中药本身的问题，而是世界文化的问题，只有通过环保等文化手段解决。

第四，服药因人、因病、因药制宜，胃气弱则不能猛浪大量，胃气虽强亦须顾护，虎狼之品以服药反应为标准，平和之剂也不能急切过量，每次服“半升”还是“一升”，“须臾”再服还是“止后服”，必须以病人的证候病机和服药反应为依据，不能机械照搬书面理论或别人的经验。

中药有毒，聚毒药以供医事；中药无毒，扣病机而拯困厄，有毒无毒，就在临床辨证论治的病机可靠性和生命真实性，与医生对中药性能的了解密切相关。清·周岩《本草思辨录.自序》：“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我们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药理成分；现在的中医药书籍，最时髦的东西是实验室结论，四气五味、七方十剂等方药理论，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在逻辑上就丧失了中药无毒的可能性。

“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如果非要说中药有毒副作用的话，那就是实而误补、虚而误攻、寒而误凉、热而误温等造成的不良反应。这样的不良反应，不是中药的错，更不是辨证论治的错，而是医生临床水平差，病机逻辑思维不成熟，理、法、方、药、护的对应不合理的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要辨证论治，要做到中药无毒，没有辨证论治思维的训练，没有理、法、方、药、护的逻辑规范根本不行。

8、纯中医用药才能无毒

现在挂着中医招牌的医生中，临床用药决策思维一般分两类：一是辨证论治逻辑思维，对应证候病机、遵循中药四气五味等理论配伍处方，这被人们称之为纯中医；一是实验逻辑思维，对应病理生理，遵循中药药理成分处方。实质上，只有纯中医才是真中医。

挂着中医招牌的医生很多，但辨证论治的中医很少。在中医院和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有几个运用中医药理论，遵循理、法、方、药、护进行临床医疗？中医的临床模式，讲求证候病机性质与中药四气五味归经的对应性，不辨证论治，不以证候病机的逻辑对应为准绳，发生“寒寒、热热、虚虚、实实”医源性伤害的可能性极大。要恰当地运用中药，作一个治病的医生，只有遵循中医药理论的原则，按照辨证论治的逻辑从事临床活动。

中药有毒，医生有过，辨证论治，中药无毒。作为医生，加强中医理论修养，遵循中医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原则，注重临床经验积累，不断提高辨证论治技能，是中药无毒的临床保证。换个角度，作为病人，也最好有一点起码的辨证论治常识，不要用西医病理生理对应药理的逻辑来运用中药、中成药，不要按说明书上的适应症买药吃药，才能避免中药的毒性作用。许多中成药的运用都太随意了，不用“辨症求机”，不用“随证治之”，谁都可以购买，埋下了许多中药之毒的隐患。中药、西药同时服用，过度医疗很普遍，这样的毒又该责之于谁？

辨证论治的无知，是中药毒副作用的根本原因。遵循辨证论治的逻辑方法，证候病机判断可靠、立法处方吻合病机、保证道地药材，中药无毒无害。所谓的中药毒副作用，就是违背了中医“随证治之”的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原则，抛弃了“适”的病机对应性这个根本的结果。现在许多中医，寒热虚实的不讲了，四气五味不讲了，配伍的七情关系不讲了，只讲病理生理，只要有效成分，怎么能够没有毒副作用？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什么是传统？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其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文献，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经典巨著。中华医道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中华医道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中医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中华医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强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体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中华医道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重新认识《黄帝内经》，重新认识中华医道，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所在。

    医道的认识领域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和。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中华医道在于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在于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每一个人都有调理失和与转化疾病的本能。医生的作用只是帮助与促进这本能的实现。所以，《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五运六气不是“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五藏六腑不是组织器官，而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藏、形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中华医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中华医道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中医病机不是定位、定性、定量，而是求因、求属、求势。中医病机不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异常的认识，而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者，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道为本，德为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以两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腿。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东方之道的回归，都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诸家，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