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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多次强调过，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见面绝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与《玄风庆会录》表面描写的那样风花雪月、宾至如归，真实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明眼人非常仔细地从这两本书——尤其是前者——中寻找蛛丝马迹才能发现隐藏的很多秘密。 实际上，从丘祖接到刘仲禄悬着虎头金牌传来的成吉思汗旨意那一天开始，丘祖的神经就没有一刻有丝毫放松，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成吉思汗要见他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做一个重大的交易。 在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召唤丘祖的那个时点之前，蒙古人已经分别与西夏与金朝开战，并且血洗中都（即今北京），把金人的朝廷一股脑赶到了南京（即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丘祖还在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去觐见成吉思汗的路上，蒙古人灭掉了强大的哈喇子模。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已经预感到（或者说非常自信）自己即将统一华夏，建立像唐那样的庞大帝国，即使那时他才刚刚统一蒙古各部不久。因此他必须要开始考虑与建立帝国相关的各类重大事情了，首要肯定是选都。凡是略知一点中国古代堪舆学的人都知道，选都是决定国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道教领袖，以及成吉思汗的知己，丘祖自然也深知这一点。在1219年那个时点上，华夏大地上有三个主要政权：南宋、金以及西夏。在此近百年前被金灭掉的辽国建都在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有意思的是，宋太宗赵光义终其一生都想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但直至北宋被金灭掉也没实现这个愿望。可辽一直就没有考虑过在北京（辽时叫燕京）建都。这很可能是因为“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金史·梁襄传》），北京没有肥美的水草供辽人的牲畜食用。在被金灭之前，北宋的朝廷在汴梁（即今开封），亡国奴宋徽宗的儿子赵构辗转各地之后定都在了临安（今杭州）。而当时地处大西北鄂尔多斯与河西走廊地区的西夏国选择的首都是中兴府（今银川）。在所有这些政权中唯独金朝曾定都于北京，当时叫中都。金人之所以能够曾经定都于北京，很可能与他们重用汉人有关。前面提到的梁襄曾经在给金世宗的上书中是这样评价北京的：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金史·梁襄传》） 根据《金史》记载，梁襄为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历任金廷的一些要职，史称其“性颖悟，日记千言”，“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同上），可知梁襄精通堪舆。他认为北京位于雄要之地，北倚连绵山峦，是一道天然屏障，南压广阔平原，帝王坐在这里可以俯视天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就像在自己的庭院里一样，因而北京应是建都之地的首选。再者，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榆林关等要塞东西千里连成一线，是卫护京都的又一道屏障，这些关卡和屏障使京都易于据守，又像一条天然的界限，划分出中外，北京地理的雄要像是专为大金万世基业而设立的。这里，梁襄还专门提到了“亡辽”，他说辽国虽然没有定都于北京，但仅仅因为拥有这里的土地，就可以控制南北，享受北宋进贡的岁币。北京座落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其西面、北面和东北面三面环山。其西部称西山，属太行山北段，其北部和东北部属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山和军都山虽无峭拔的山峦，但山脉蜿蜒起伏，带城而去。其东南面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击平原，而与渤海湾遥遥相望。至于堪舆里很重要的水系，北京有通惠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南运河）六大河流，在天津附近三岔口汇流为海河，迤逦向东，经大沽口流入渤海。这六大河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山西黄土高原，可谓源远而流长。京畿周遭以至千里之外的许多大小河川，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又经北京周围北泊、南泊、西淀、东淀（参见《清史稿·河渠志》）的承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绕过北京城，向东南奔流而去。这些从四面八方奔流而来的大小河川，至三岔口（旧称三角淀）万派归一，逶迤而东，经大沽口注入渤海。京畿水系构成一幅动态画卷。这幅画卷由动而静，似静又动，动而有节，静而未止，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来有意去有情，再加上背后连绵不断的山峦为依托，面向波涛起伏的渤海作明堂，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水画卷，点缀成北京地理风水的至高境界，这正是北京生气之所在，也是北京地理风水优势之所在。 再者，北京坐落在中国三大行龙之一的北龙流域之内。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横贯的黄河、长江把中国大地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古代堪舆学称之为三大行龙。北京坐落在黄河以北的北龙流域。古代地理学认为：“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乐郊私语》）。因而以昆仑山为祖山，向东分成三大行龙。明朝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说：分布九州多态度，精粗美恶产穷通。 鸭绿黄河前后抱，金台千古帝王家。 由此可见，刘伯温对于北龙的评价要高于其他两条龙。我们也可由此断定，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肯定不是刘伯温的主意。关于北京与南京的比较，未来有机会我们再专门撰文论述。纵使拥有北京这个绝佳的地方作为首都，当1214年春天，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包围中都的时候，当时金朝皇帝金宣宗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卫绍王的一个女儿送给成吉思汗为妻。蒙古人从中都撤兵，于是金宣宗做了一个让梁襄死不瞑目的草率决定，他放弃了北京，迁都到南京（今开封）。金宣宗可能认为开封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事后证明他完全是一厢情愿。但成吉思汗却将这次迁都说成是金朝为恢复战争所做的准备，并以此为借口，再次向中都进军。1215年5月，金朝军队投降，中都被屠城，血流成河。在此之后不久，金朝还愚蠢的去攻打不太强大的南宋，妄图扳回一些损失，但并不成功。自此之后，金朝就面临了四面受敌的局面，最终被蒙古军队完全消灭。1188年，丘祖曾应金世宗之邀，前往金中都（北京）主持万春节醮事，以庆祝世宗的寿诞。金世宗还曾借机向他寻求长生之道。丘祖在燕京居住六个多月以后回到陕西。在当地又居留了三年多，最终返回家乡山东。实际上，丘祖在青壮年时期跟随王重阳，以及后来在陇州龙门山修炼得道，都是处于金朝的最鼎盛时期，即金世宗与金章宗执政期间（1161~1208年）。丘祖受到金世宗邀请在北京居住的那六个多月里，一定没有闲着，干了很多事情，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中最重要的是考察金廷上下，以及堪舆北京。首先最重要考察的就是金朝的最高统治者。金世宗算是相当贤明的帝王，甚至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在他的统治之下，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但很可能就是这段时期过于繁荣稳定，金朝统治者丧失了必要的危机感，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见微知著。前面世宗朝的监察御史梁襄对北京的高度评价，其实是摘自他谏止金世宗巡幸牛莲川的奏疏，这篇奏疏里还有下面这段话：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 虽然梁襄是言官，劝谏君上是他的分内之事，而且最后世宗也听取了梁襄的劝谏没有出行，但这件事情也从侧面反映当时金朝上下过于安稳的状态。周边强敌环伺，不枕戈待旦，还没事每年都出去游玩，这不亡国才怪？！由于金朝上下的气象都被丘祖看在眼里，他已经预知金朝的政权时日无多，所以他必然要开始为全真教乃至整个华夏的未来进行深远谋划。在丘祖待在北京的那六个月里，他必然已对北京及周边进行了彻底的堪舆，掌握了北京完整的情况，在西行前后又对北京周边的地理地貌，包括水系，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丘祖接到成吉思汗的圣旨是在1219年的农历八、九月份左右，1220年初才从山东出发，但一直到1221年初才正式出发去觐见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在北京短暂逗留之外（丘祖已对北京城了如指掌），丘祖团队的主要时间都消耗在了北京周边地区，例如德兴（今河北涿鹿）、宣德州（今河北宣化）。《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详细描写了丘祖在这些地方的行踪，大部分表面上都是在成吉思汗的地方军政要员陪同之下游山玩水。且看书中这段文字：是月北游望山。曷刺进表回，有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又曰：“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其终曰：“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之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子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见重如此。又敕刘仲禄云：“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 在正式出发前的这一年里，丘祖动辄就是像这样的登高望远。难道丘祖真的这么有闲情逸致，成吉思汗又真的是如此客套多礼之人吗？既然北京地理风水这么好，金朝又无福享用，未来必然有一个新的政权定都这里。它会是谁呢，南宋、西夏还是冉冉升起的蒙古？答案虽然还未完全揭晓，但已呼之欲出。从丘祖接待刘仲禄开始，随后在与蒙古燕京行省的上上下下接触过程中，丘祖已经对蒙古政权的情况有了较深了解，他必然也对蒙古军政官员务实、高效的作风印象深刻，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头记录了丘祖与刘仲禄的对话：师踌躇间，仲禄曰：“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师曰：“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仲禄曰：“钦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以居庸路梗，燕京发士卒来迎。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过中山，历真定，风闻师在东莱。又得益都府安抚司官吴燕、蒋元，始得其详。欲以兵五千迎师。燕曰：‘京东之人，闻两朝议和，众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据险自固。师亦将乘桴海上矣。诚欲事济，不必尔也。’从之，乃募自愿者，得二十骑以行。将抵益都，使燕、元驰报其师张林。林以甲士万郊迎。仲禄笑曰：‘所以过此者，为求访长春真人。君何以甲士为？’林于是散其卒，相与案辔而入。所历皆以是语之，人无骇谋。林复给以驿骑，至潍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 刘仲禄是成吉思汗身边股肱之臣，其寥寥数语就把寻觅丘祖千辛万难的整个过程交代的一清二楚，而且言语中所传达的无论成吉思汗近臣还是地方要员那种务实、果敢的特点描绘地淋漓尽致。关键是像这样为成吉思汗死心塌地的干臣还不止是一个两个，丘祖在西行途中遇到的各级官员皆是如此，那成吉思汗会是怎样的人呢？为了全真教的长期发展，其最高行政机关——即祖庭——也必然要安置在未来的都城。正式出发觐见成吉思汗之前，丘祖团队在北京周边逗留那么久，除了肩负为成吉思汗选都的任务，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挑选未来全真教的祖庭以及分支机构所在地。我们可以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频频看到丘祖携众考察道观与洞府的记录，如：“五月（注：1220年农历五月），师至德兴龙阳观度夏……观居禅房山之阳，其山多洞府，常有学道修真之士栖焉，师因挈众以游。”丘祖在西行归来之后，就一直常驻天长观（即今北京白云观），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丘祖已经向成吉思汗进言，建议将北京定为未来蒙古政权的首都，而且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首肯。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证据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比比皆是，只是古今中外大部分的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都没有往这边去想而已。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227年，即丘祖登仙、成吉思汗驾崩那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人报巳、午间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鼋鼍鱼鳖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随后不久的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就驾崩了。太液池即今北京的北海、中海及南海一带。如果在成吉思汗和丘祖心目中，北京非他们已商定的首都，与成吉思汗驾崩相关的外应怎么会发生在北京的心脏呢？全文完，感谢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 本文主要征引文献 2. 《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张广保 编，齐鲁书社，2013年；3.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英】崔瑞德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 《用易琐谈》，杨景磐 著，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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