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孰难孰易？（上）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演化论的继续发展，一些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现象开始逐渐有了生物学理论基础。来自生物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为一些社会科学界长期争论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其中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I. M. Dunbar）在1992年就提出了著名的“邓巴数”——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她在某个时刻能够与之维持稳定社会关系的人数在150人左右（DOI:10.1016/0047-2484(92)90081-J）。

　　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论述，为了避免误解，需要澄清两点：第一，社会关系不只是指你认识这个人，而是指你能记住和他的既往交往过程，以及他和你稳定交往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第二，150人只是一个中间值，按照统计学上的“95%置信区间”而论，这个值在100到230人之间。

　　邓巴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呢？首先，他搜集了一些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新皮层（neocortex）容量及它们的社会群体规模，运用统计方法，发现二者有线性相关关系，大脑新皮层容量大致与社会群体规模成正比。邓巴由此认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新皮层发育，在很大程度上与稳定社交的需求有关，这就是“社会脑假说”。之后，邓巴把这条直线继续延伸到人类大脑新皮层容量处，就“外推”出了人类稳定社交的群体规模——也就是150人左右的邓巴数。

　　邓巴数自提出之后，在各种人类群体中都得到了一些支持证据，不管是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最小群体——游团，还是游牧社会中的最小群体，还是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专业组织的基本单元，人数通常都不超过邓巴数，甚至远小于邓巴数；一旦一个群体的人数明显超过邓巴数，群体的行动力就会衰退，经常不得不进行拆分，以便让群体规模重新降到邓巴数以下。

　　对于邓巴数以下的群体来说，其中的个体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但群体以外的人对他们来说却很可能是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陌生人之间会经常见面时，“陌生人危机”就会到来。如何降低陌生人之间的敌意，避免危及人身安全的攻击和战争，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为了超越邓巴数，构建更大规模的群体，人类社会想了很多有效的办法——可以称之为“社会技术”，其中之一，就是早在1983年就已由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的，可以通过一些“自己人”所共有、“外人”通常所无的东西（比如共同的语言、祖先、信仰之类），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见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判定一个陌生人是“自己人”。

　　尽管安德森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但这个概念显然可以一般化，而用到其他很多群体之上，比如宗教群体、地域群体、有共同职业的群体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一言以蔽之，在今天基于生物学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看来，民族、宗教、同乡、同行、无产阶级都是依托某种符号主观建构的共同体，而在根本上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不仅如此，人类也完全可能根据其他各种符号——比如是不是左撇子、吃甘蔗先吃小头还是大头之类——构建共同体。

　　然而，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在根本上是主观建构的，但也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可以同等容易地帮助人们构建共同体，也不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同等容易地用同一种符号构建共同体。然而，同样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有一些符号确实比另一些符号更容易让人们构建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它们是什么符号呢？

（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