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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吴江震泽人。是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外交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抱定“雪耻图强”的坚定信念，为外交事业奋斗了一生。 承受西学，初入外交门径 光绪三年（1877年）施肇基出生于震泽镇之纯孝里。其家为小康之家，其父施善增在乡经营蚕丝转运业务，平素严以律己，厚以待人，但教子甚严。童年在家乡私塾读书。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其兄施肇曾介绍下，进入南京江宁府立同文馆学习法语和英语，次年转入上海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进入胡维贤主办的国文学院，专习汉文2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16岁的施肇基随清政府派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杨儒前往美国，充任使馆翻译生，同时在华盛顿市立中心中学学习，工作主要是课后翻译时事新闻并担任大使夫人应酬翻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儒奉调任出使俄罗斯大臣，伍廷芳接任驻美公使，施肇基留任为随员。是年夏，施肇基从市立中心中学毕业后，辞掉使馆职务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先后获得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他不仅是康乃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其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驻俄罗斯公使杨儒因译员抱病，曾将施肇基调往圣彼得堡一年，委其以参赞身份随同赴荷兰海牙出席“弭兵会议”。
1895年在我国驻美公使馆任翻译学生时摄 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两个人对施肇基影响很大。第一位是他的英文补习老师摩根女士（M.Ella Morgan）。施肇基初到华盛顿市立中心中学学习时，英文程度不够，常在暑假期间补习。摩根女士教法谨严，每天让施肇基高声诵读小说散文一两篇，将误读的字一一用铅笔划出，让他更正，必至读得字字正确方止。她改文字也很认真，每有改正，必把错误之处详细解说。摩根女士为人慷慨慈祥，她挚爱中国，对中国学生皆勉励敦品力学。按规定教学每小时学费1.5元，但每次授课都自动延长至2小时，只收1小时的学费。施肇基、其弟施肇祥和在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多得其帮助。另一位是康乃尔大学历史教授斯迪芬斯（Henry Morse Stephens）。授课之余，斯迪芬斯曾问施肇基“来美求学，有何志向？”施答曰：“中国积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雪耻图强。”斯迪芬斯颇为赞许，常勉励施要为通才之学，研究人类心理，讲求用人之道。世上事业，全赖合作以成，群策群力，最为重要。又曾写信介绍施肇基拜见各大学著名教授学者。1901年获文学士学位后，斯迪芬斯又劝其再读一年，认为：若能再读一二年，多增学历，将来回国不论在学识上资历上皆较一般为优异。施听从其言，续修一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才回国。
1901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就学时摄 办理洋务，为国家利益奔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施肇基学成归国。因其三兄施肇承（号诚之）时任招商局汉局会办，恰逢湖北巡抚端方招用新政人才，就推荐他去任职，充任湖北巡抚衙门洋务文案兼西北路中学堂监督，后又任湖北省留美学生监督。当年冬，率第一批湖北省公费学生赴美。第二年，陪同康乃尔大学精淇教授（J.W.Jenks）回国考察币制，担任翻译，受到袁世凯重要幕僚徐世昌的接待，后又走访各省督抚。当年冬，率第二批公费生赴美。 光绪三十年（1904年）施肇基回到武昌述职，因端方已调任湖南巡抚，遂到湖广总督衙门述职，被张之洞任命为洋务文案，因而受命办理鲇鱼套卡一案。当时汉口为通商口岸，各种货物进口，不需完厘。但洋人往往将武昌及汉阳并包于汉口范围以内，实无根据。当时美国某卸任领事之子在汉口为当地商人包办运输事务，一切洋货进入鲶鱼套厘卡，不肯完厘，风气一开，群相效尤，湖北税收大受影响。施肇基详查公法，确定商埠范围仅限于汉口，武昌已不在内，而鲶鱼套更在武昌南门之外。因此他安排厘金委员：（1）收厘时，不需与对方争执。遇有争执，嘱其向洋务文案接洽；（2）不许用武；（3）凡未缴纳税款之洋货，不得放行。次日船到，满载洋货，拒不完厘。厘金委员扣其货物，嘱对方向施肇基接洽。施肇基面告运货之人，限期纳税，否则船只货物一并没收。包办之人自知理屈，立刻逃脱，运货者照章纳税。此案遂告顺利成功。张之洞非常高兴，立派施肇基担任铜元局委员等七差。在担任铜元局委员时，正当湖广铁路借款案发生，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Fraser）正在牯岭避暑，施肇基为商议借款合同，赴牯岭两次。其时牯岭俨然洋人的避暑山庄，住宅区处设有栅栏，不许华人入内居住。目睹英人如此喧宾夺主之举，施肇基愤慨不平。他想：“余乃中国政府派来议事之官员尚且遭受如此待遇，其他可知。益觉举国图强，收回权益，为刻不容缓之急务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宪政考察团赴美、法、德、俄等国考察，端方让施肇基随行，任一等参赞，对他极为倚重。回国后，经端方“异常保举”，施肇基在军机处以道员存记，尽先补用。翌年，唐绍仪入京接任督办铁路大臣，约施肇基同行考察。在宪政考察团成行之前的十一月一日，施肇基与广东中山人唐钰华结婚。唐钰华系唐绍仪的同族侄女，而唐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关系密切。到京后，施肇基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任京汉铁路局总办。1907年秋，调任京奉铁路局会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举荐，施肇基被委任为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委派这样一位通晓外交的人才到开埠不久的哈尔滨出任道台，实是出于清廷对哈尔滨乃至极北边疆形势的忧虑。其时，日俄战争硝烟未散，受战争刺激的各国列强纷纷插手东北事务，争先涌入哈尔滨。沙俄于1907年1月14日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其后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纷纷在哈尔滨开设领事馆，哈尔滨成了列强角逐的新舞台。在任上，施肇基以自己受过西方教育的优势，经常拜访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及中东路局，视察辖区的各处海关、商埠、处理错综复杂的涉外事务。 当时，滨江关道最艰巨的工作是处理辖区内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施肇基上任不久，即奉命与东三省总督代表到沙俄中东铁路公司谈判收回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松花江航行管理权问题，一直是清政府的棘手问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庚子事件”，俄军乘机占领东三省，同时借机攫取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权。中国政府多次指责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皆无效果。施肇基到任后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分析，在第一次与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的谈判中，就援引国际法，明确提出了撤消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权的主张。由于施肇基谈判有理有据，深得徐世昌的欣赏。后来，徐世昌将谈判事宜全部委托施肇基。施肇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第二轮谈判时，终于使沙俄低头，同意撤消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11月21日，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接收了沙俄的水利会。在新的行船章程制订前，中国方面制订了《水利会暂行章程》，收回了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接着，施肇基又于第二年6月为抵制俄船独占松花江航运的局面，奏请获准宣布松花江对各国开放，并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设立海关，开征关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施肇基还会同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朱启钤，妥善解决“乌泰借款案”，由清政府代替蒙古王爷乌泰向沙俄还款，粉碎了沙俄企图霸占东蒙的阴谋。 在施肇基26个月的任职期内，最值得一提的是断然处理“伊藤博文遇刺案”。宣统元年（1909年）10月，策划中日甲午战争和吞并朝鲜半岛计划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前来我国东北视察。26日上午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哈尔滨。在检阅俄国仪仗队时，朝鲜志士安重根突然冲出连放数枪，击中伊藤博文导致其不治身亡。事发后，施肇基以少有的冷静和果敢处置此事：“余派人到傅家甸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同时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其后他获得安重根口供，“余查此口供非常确实，乃撰一报告电达外务部，并代撰英文通讯一篇备外务部交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俟该通讯在北京刊出之后，余始解傅家甸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施肇基手法十分老练，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杜绝了日本节外生枝，使中国免除了可能的外交纠纷。 施肇基处理地方事务与外交的能力，很快征服了洋人。当时，英国驻哈尔滨领事SIY尝告同僚云：“此间交涉事项宜多迁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离任，其规模办法必皆随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时之中国官吏不能行其法也。”（《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当时在哈尔滨的美国人格林（RogerS Greene）曾耳闻目睹施肇基的政治作风和政绩，他后来对胡适说：“那个时候（1908－1910）离日俄战争才不过几年，中国官吏能在北满洲建树起一点好成绩，为中国争回不少的权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点永久的记录的”。洋人认识到施肇基执掌滨江关道的重要性，尽力维护他，这也为施肇基处理涉外事宜提供了有利条件。 宣统二年（1910年）下半年，施肇基离开滨江关道，升任吉林交涉使，不久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年末，哈尔滨鼠疫流行，很快蔓延东三省甚至关内。俄日以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各国外交使团更是频频施加压力。危难关头，施肇基挺身而出，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共商治疗之法。清政府任命他为“防疫大臣”，南洋华侨伍连德出任会长，共为会议主席。施肇基一方面争取朝廷的支持和批准，一方面积极周旋于各国之间。尤为重要的是，施肇基从朝廷那里获准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旨，为及时控制疫情创造了条件。施肇基与伍连德上下配合，在四个月内力挽狂澜，成功消灭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回到北京后，施肇基受到摄政王载沣接见嘉勉，赠以金牌一枚。宣统三年（1911年）8月，施肇基被破格晋升为外务部左丞。10月，外放为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四国大臣。后因武昌起义爆发，没有成行。 出使欧美，为国家争利权 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3月，唐绍仪组阁，施肇基任内阁交通总长并暂代财政总长，不久因病辞职。病愈后任大总统府礼官。1914年6月，施肇基被派任驻英公使。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组成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和会。施肇基是五名代表之一。在和会上，施肇基和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7项要求。但由于英法美等列强操纵会议，中国成为列强利益争夺的牺牲品。在山东问题交涉一筹莫展时，他主张与英国接洽，但未被重视和接受。4月30日，中国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列强决定接受日本继承德国山东权益的要求，并写入对德和约。随后，中国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在内外压力下，代表团内部在是否签字问题上，分成两派，施肇基力主拒签和约，顾维钧也赞成拒签。5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会议后，施肇基陪同梁启超前往英国访问，没有参与代表团后期的活动。虽然留下了遗憾，但他仍然是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的功臣之一。最终在国内爱国运动的浪潮影响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6月28日凡尔赛宫签字仪式。 1921年2月，施肇基转任驻美公使，之后至1929年，除了曾于1923年短暂回国代理外交总长之外，一直担任中国驻美最高使节。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为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施肇基以驻美公使身份任首席代表，驻英公使顾维钧、前司法总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政潮汹涌，内阁更替频繁。法国代表就曾非常傲慢地盘问施肇基：“贵国代表团能否代表全国？”施肇基义正辞严地回答：“能够代表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11月16日，施肇基代表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各国如不预先通知中国，不得缔结关系中国之条约”、“在中国之特别权利等，皆须公表，否则概认为无效”等十大原则要求，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愿望。随后，施肇基与顾维钧先后向大会提交了关税自主、山东问题、废止“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废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12项提案。但在美、英两国压力下，中国被迫接受不将山东问题在大会上讨论，由中、日单独谈判讨论。经过36次谈判，1922年1月27日，中日达成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2月4日，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2月6日参会各国达成《九国公约》。这样中国总算有条件地收回了山东权益，是外交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正如陈之迈先生在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写的一篇《跋》文中说道：“代表我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是施先生外交生涯里的一个高峰。” 正是由于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成就，1923 年1月，张绍曾内阁任命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回国署理外务。4月施肇基辞职仍回驻美公使原任。随后，施肇基与美国谈判庚子赔款返还事宜，1924年任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全权代表。1926年，施肇基又被颜惠庆内阁任命为外交总长，但他没有回国就职。 1929年，施肇基调任驻英公使。1930年兼任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不久，任出席国联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1931年9月18日，沈阳日军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寄托于国际联盟向日本施压，急电在日内瓦的施肇基，“要求国联主持公道”。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请求国联出面干涉。22日，国联做出决议，不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向双方政府同时发出了紧急警告：避免扩大事态，寻求撤军办法。9月30日，在施肇基要求下，国联再次做出“停止冲突、双方撤兵”的决议。但是，日本不但不执行国联的决议，反而再次扩大军事行动。事变掀起了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怒潮，外交部长王正廷在抗议声中被迫辞职。9月30日施肇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因施肇基在国联行政院忙于处理东北问题，不能及时到任，于11月23日任命顾维钧为代理外交部长（28日又改为署理外交部长）。11月25日，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请国联“划锦州为中立区”。12月4日，施肇基又接到外交部紧急训令，要其立即在国联大会上声明：“‘锦州中立案’不能接受，如日军进攻锦州我国将不得不采取自卫办法。”政府政策前后矛盾，导致施肇基焦头烂额，备受煎熬。各政党团体、海外侨胞纷纷抨击南京政府单纯依靠国联的不抵抗政策，，而施肇基在巴黎也被中国留学生攻击受伤，身心十分疲惫。12月5日，他向南京政府电辞国联代表职务。1932年1月，南京政府派颜惠庆接替施肇基出任国联代表和理事会代表职位。离开国联这个火山口，施肇基又于1932年4月辞去驻英公使之职。南京政府随即将他派往美国，出任代理驻美公使。 1933年，施肇基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公使，1935年6月中国驻美使馆升格为大使级后，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全权大使。那时的中美交涉事务甚多，但政府经常派遣特使赴美活动，已不再单纯依靠驻外使节进行。1936年8月，59 岁的施肇基以年老体衰为由辞去驻美大使职务，1937年回到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施肇基不甘人后，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1941年6月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美国为中国争取抗战物资。1941年6月12日，施肇基接受美总统罗斯福之聘请，任“美国南非洲国际和平五人委员会”非美籍委员，代表处理南非问题。1945年6月，他作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出席旧金山会议。1948年至1950年，担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1954年秋，因脑溢血身体状况欠佳逐渐淡出外交舞台。1958年1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逝世，享年81岁。
1932年奉调为驻美全权公使，赴任前与家人在伦敦合照（前坐者为施肇基夫妇及四女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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