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墓志也是唐代石刻的重要部分。刻石志墓的风气开始盛行于北魏。东魏、北齐，现已出土的墓志亦不少。唐代国祚长久，已出土的墓志，数量远远超过北朝。宋人编的《宝刻丛编》，已著录了不少唐代墓志，可知唐墓志在宋代已有出土。可惜当时没有人记录全文，至今只知道一个名目。其中最使我惋惜的是诗人温庭筠的墓志，如果有全文录存，我们就可以更多、更翔实地知道这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夏承焘先生作《词人温飞卿年谱》，以不能考知他的卒年为憾。我据《宝刻丛编》的记录写信告诉他：温飞卿卒于咸通七年。他非常高兴，记入他的《承教录》。这一件事，就说明了墓志的史料价值。 元明二代，很少墓志出土，或者是没有记录。明代末年，西安农民掘出一块唐人墓志石，题名为《王居士砖塔铭》，楷书非常优美。书写者署名“敬客”，也不知是否姓敬名客。这块志石发现时已裂为三块，后来又裂成五块，最后又裂成七小块，拓本行销大畅，为许多人作为学字的临本，有三石初拓本，五石本，七石本的区别，这是唐墓志拓本的最煊赫时期。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尤其是近百年来，魏、唐墓志大量出土，字迹比《王居士砖塔铭》更好的不知多少，故《王居士》的身价也低落了。 《王居士砖塔铭》 初、盛唐时期的墓志，都是从高坟巨冢中盗掘出来，大多是豪门贵族的墓志，志石巨大，雕镂极精，保持北魏墓志的规格。字迹也精美，往往出于著名书家，例如欧阳通写的《泉男生墓志》，尤其是唐墓志中的极品。因为欧阳通写的碑，现在仅存《道因法师碑》一种，是大楷，《泉男生墓志》是小楷，有此二石，欧阳通的书法，呈现了全貌。 《泉男生墓志》 《道因法师碑》 中唐以后，出现了许多小墓志。志石高广不过三四十厘米，铭序文字，有许多很不高明的，字法也有很草率庸俗的。志文所叙述的墓主也没有特殊的事迹，大约都是中产阶级的官吏文士或富商大贾。当时社会风气，通行隆重出殡，《唐会要》记载唐代的丧事仪礼，出殡的队伍中有“志石亭”，可知墓志石应在出殡时装在一个彩扎的亭子里公开送到墓穴。这样一来，人家办丧事就非有墓志不可了。大约这种风气，中唐以后，普遍流行于民间，因而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小墓志。这种墓志的拓本，碑估称为“小唐墓志”，建国以前，碑估以十张或二十张为一份，售价不过二元。 到现在为止，已出土的唐墓志，有公开记录的，数字已超过四千。还有各省市文管会仓库中堆积着秘而不宣的志石，数量亦必不少。河南张钫一人就拥有唐墓志石千块以上，题其藏石处曰“千唐志斋”。这批墓志保存完好，听说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印出其全部拓本。腾冲李根源收藏唐墓志93石，去年已由齐鲁书社将拓本全部印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诗人王之涣墓志。徐乃昌亦收藏唐墓志十余石，吝惜传流拓本，故外人不甚知其名目。其最有关历史文献的一块是《高霞寓墓志》，我收碑二十年，从未见其拓本。现在原石已归华东师大图书馆，我还是没有得到拓本。 在墓碑和墓志之间，唐代出现了一种“塔铭”。和尚、尼姑死后，都用火葬（教中称为“荼毗”），造一个塔形的墓，将骨灰安放在塔中。另外刻一块方形或长方形的志铭，砌在塔的正面。塔铭不是墓志，因为它不埋在地下；塔铭也不是墓碑，因为它并不离开坟墓而独立。但塔铭的文字却和墓志一式。从拓本看来，并无区别，不过它们很少是正方形的。一般收藏家都把塔铭归入墓志一类。在家修行的居士或信佛的妇女，死后也有用火葬的，《王居士砖塔铭》、《夫人程氏塔铭》，即其一例。《程氏塔铭》字迹也极好，与《王居士砖塔铭》齐名，被称为《小砖塔铭》。这种塔大多是用砖砌的，故称砖塔，又称“灵塔”，宋元时又称“灰身塔”，一般通称为僧塔。这种塔几乎每一所古寺里都有，而以少林寺的塔林为大观。  少林寺的塔林 经幢也是盛行于唐代的佛教石刻。一般形式是一支六角形或八角形的石柱，上有宝盖，下有莲花座，树立在佛殿或三门前，或大道口、驿亭旁。柱上各面刻的是佛经，最多的是《金刚经》或《陀罗尼经》。经文前有序言，后有施财立幢人题名及书手刻字人姓名。这种经幢，文字内容既无史料、文献价值，书法也不是出于名家手笔，故向来无人重视，清代以前的石刻著录，都不收经幢。 唐代还极少有木版刻印的书本，几乎所有书籍都是手写本。有一些没有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靠写书卖钱过活。他们写的大多是儒、释、道三教经典，故称为“经生”。一般的经生，书法都还不坏，如果写得不好，也没有人买他的写本了。不过现存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字迹非常幼稚、拙劣，可能是由于远在西陲，寺院里雇不到高手抄写经文。至于中原及吴越地区的经幢，书法有非常高明的。我藏有绍兴上福寺的陀罗尼经幢拓本，奚虚己书，笔迹也不在王行满、欧阳通之下。只因为经生的社会地位不高，遂为士大夫所轻视。晚清的碑版学者叶昌炽（鞠裳）大为经生书法抱不平，蓄意收藏各地经幢拓本，积有五百余种之多。他的书斋名就称为“五百经幢馆”。1956年，我在上海古籍书店的碑帖部见到四大捆拓片，检视之后，都是经幢，有叶氏藏印，间有叶氏题跋，才知就是叶家散出来的五百经幢全份拓本。当时我无力收购，失之交臂。过了一个多月，去向营业员询问这批拓片的下落，据说上海无人买，已运到北京琉璃厂，不知最终落入谁手。
帖刻也起于唐代。唐以前，一切石刻文字都可以称为碑；唐以后，就有碑和帖的区别。唐太宗爱好王羲之的书法，把《兰亭序》模刻在一块玉版上，以拓本赏赐群臣。得到这个拓本的人，又钩摹下来刻在枣木版上，或石版上，也分别有拓本流传。这种木刻或石刻文字，称为“帖刻”，而不是“碑刻”。秦始皇的《绎山刻石》，在唐代就有枣木翻刻本。从原石上打下来的拓本，称为“碑本”，从枣木版上打下来的拓本，只能称为“帖本”。怀仁集王羲之字刻的《圣教序》，从这篇碑文的作用来定名，这是一块“碑”；但是从字迹书法的作用来定名，应该说它也是一种“帖”。  《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字） 有人说：横条石刻的是帖，竖立石刻的是碑，这一区别，只能适用于宋代以后。因为从《淳化阁帖》以后，历代帖刻都是用横条石刻的，但少林寺塔林中有些唐代高僧的塔铭，也是用横条石刻的，难道可以说是帖吗？总之，碑和帖的区别，很难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以为，主要的区别在于所刻文字的作用及时代。凡是模刻古代或当代名人的字迹，目的是供人学习书法，这是帖；凡是模刻当代的史料、传记、诗文，目的是为了保存文献，传示后世，这是碑。但是，碑文的拓本，剪裱成册子，以供书法临写的，现在也通称为帖了。一般人只说临帖，不说临碑。 〔附记〕本文实为《唐代石刻文》的下半篇。因全文较长，故分为二篇，另加标题。作者记。 原文载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7期 施蛰存（1905-2003），名德普，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施蜇存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
|
|
来自： 伯乐书香小屋 > 《伯乐书法艺术馆（古代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