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日报》 2020-03-28 陈其弟 苏州疫病记载最早始于汉元康二年(前64)，但那时对多种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大都不够明确。志书上常称“大疫”“疫疠”“疫痢”，究属何种疾病，难以查考。据史志记载，自元康二年(前64)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见诸记载的大疫约有60次，哪怕扣除那些连续年份的算一次，也要超过50次，摘述如下。 汉代见诸记载的有3次，分别是：元康二年(前64)、建武十四年（38）、安帝元初六年（119），其中建武十四年的大疫“死者万计”。 晋代仅见武帝泰始十年（274）1次：《吴门补乘》记载：“晋武帝太始十年（274），大疫。吴土亦同。” 唐代贞元六年（790）、大和六年（832）各1次。《崇祯吴县志》之“祥异”记载：“贞元六年（790）庚午夏，大旱，井泉竭，人疫死者众。”“大和六年（832）壬子，水灾，大疫。”记得都比较简单。 宋代淳化四年（993）、建炎四年（1130）、绍兴元年（1131）、乾道元年（1165）、庆元元年（1195）、庆元五年（1199）又先后发生过6次大疫，其中绍兴元年“流尸无算”、乾道元年“死徙不可胜计”、庆元五年“死者甚众”，应该死人较多。 元代有1次大疫，《林屋民风》记载，天历三年（1330）“春，三吴之人饥疫死者数十万”。比之前面的记载更明晰“死者数十万”，疫情之严重可想而知。 明代年间，苏州的疫情达21次之多，分别是：洪武六年（1373）、正统五年（1440）、景泰五年（1454）、景泰六年（1455）、天顺二年（1458）、成化十三年（1477）、弘治五年（1492）、正德五年(1510)、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四年（1519）、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靖二十四年（1545）、嘉靖四十年（1561）、万历八年（1580）、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三十一年（1603）、万历四十年（1612）、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十七年（1644）。 其中死亡率最高的当数正德五年（1510），《乾隆吴江县志》称“死者居半”。而描述最为详尽者乃万历十六年（1588），“饿殍填塞街衢，壕堑浮尸，舟行为碍，城内外积骸如山”，《海虞别乘》还辑录了当时周寅斋的描写：“余遭岁祲亦屡矣，然未有如万历十六年之甚……寺观庵院中，饥民相聚而居，疫疠相染死者，不知几万人。余尝一至书院前，见门房内有僵者、有呻吟者、有鹄形兽面非复人状者、有奄奄气息者、纵横枕藉杂乎死尸之间者累累，傍一人告余曰：‘今朝已抬去几许矣！’又曰：‘日日如此，当是时而得延残喘，亦幸矣哉。’”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至于疫病的传染性，《乾隆吴江县志》是这样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的疫情的：“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籍，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又称崇祯十七年（1644），“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叶志》曰：‘是年春，疫疠大作，有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或全家或一巷民枕藉死。’”说明当时人已经知道疫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从“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疫病爆发力之大之快。 清代苏州发生的疫情最多，共26次：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末、雍正五年（1727）、雍正六年（1728）、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七年（1742）、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五十九年（1794）、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元年（1821）、道光二年（1822）、道光七年（1827）、道光二十九年（1849）、咸丰六年（1856）、同治元年（1862）、同治二年（1863）、光绪十 六 年（1890）、光 绪 十 七 年（1891）、光绪二十八年（1902）。 不过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人们对于疫情的认识，开始逐渐清晰，苏州旧志中有3次明确记载病名，并具体描写病情：《乾隆吴县志》卷之二十六“祥异”记载，雍正五年（1727）“丁未十一月，痘症大行，民间童稚死者无算。苏俗忌痘殇者，焚尸以毁其形，日有千数。”并称以“焚尸”之法阻止其流传。《道光璜泾志稿》记载，道光元年（1821）“夏，大疫，名曰蛛蜘瘟。始而呕泻，继而手足筋骨俱欠，医药罔效，至二年十月始止”，把病名和症状都描写清楚了。《民国垂虹识小录》记载“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屈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死者日数人”。 上面说到的“痘症”就是俗称“出天花”，“蛛蜘瘟”是“痧胀腹痛，手足拘挛”病症的俗称，“霍乱症状剧烈而有转筋者”俗称吊脚痧。 除了描写疫病病症，旧志也有当地名医敢于面对并治愈疾病的记载，如《同治苏州府志》称：“康熙丁巳，大疫，人不敢叩门，（张）士隆按户亲给医药。”又云：“康熙四十九年，大疫，民死相枕藉。时知府陈鹏年循行四境，惟（侯）文熺从往，每户亲问，至手调汤药，全活无算。”同样还有“乾隆丙子，吴中大疫，知府赵酉设局施药，延名医疗治，（郑）鉴与焉，活人甚夥……” 其中就有苏州知府陈鹏年、赵酉的身影，以及他们所延请的名医张士隆、侯文熺、郑鉴等人姓名和所采取的医疗救治措施等。这说明苏州的地方官自古就是担当有为的，他们能够亲临灾区现场视察灾情，甚至送医送药，还救活了不少人。 疫情是无情的，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如何应对？为了抵御疫情，吴门医派的温病学应运而生，一批吴中名医，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著书立说，形成了“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三大特点，吴有性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