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之妙，便在于不为一时一人之主张所限，作为天下之公器，它欢迎天下学子皆可抒其见解，广纳贤才之真知灼见，百家争鸣之际，或许又能迎来一次学术大发展的思想活跃之期。 但面临学术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分歧、门派流变，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呢？其实《姚江书院派研究》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一、学术须明其“变” 首先，治史所以明变，学术亦须明其“变”。书中多次曾谈到学术的分化、争学术宗旨之事、朱陆王刘之别，为何会出现这些现象？便是因为学术须明其“变”。 对整个学术发展的大环境而言，明其“变化”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治学者不仅需要明晰学术的源流、发展，更需要明晰其所宗学术的偏颇、正误，其于当世之影响、其于后世之流变、其历代之评价，才可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 在学术的高地上，不同的主张就是不同的发展，于学术将来之命运至关重要。因而后学弟子往往有各抒己见者，各执一端，不肯相让，致使一派之学术分歧不见弥合，反而走向极端，趋于末流。譬如，阳明卒后浙东王学的两位盟主，王畿和钱德洪之间由于治学风格的分歧对王学产生不利影响，致使王学由盛转衰。 其实出现学术分歧，治学观点相左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对于同一句话，不同学者或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无法达到一致，此乃人之常情。比如书中提到的有关学术相左的争辩，以姚江书院派弟子史孝复向刘宗周发问为例，由于其笃信致知之学，接受不了刘氏的诚意学说，因而与之争辩。 其实我觉得着重于学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自己的原则当然也是值得提倡的，遇到与自己观念相左之事予以辩论也十分自然。 但是，变通一道还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原则性的问题自然需要明晰，但若只是一般的学术探讨，各抒己见，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看法即可，别人能够加以认同自然是好，但其实也不需要强求。 如果辩论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而致用，那自然需要得出一套最为合理的方案加以施行。但如果仅论理论之高下，还是应该根据情境而加以判定，许多争辩，都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背景，基于其发挥的效果如何，一旦脱离了现实的前提，或许便无法成立。知人论世的道理也在于此。 而且出于不同的立场，根据着眼点的远近，关注的是当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都会使得情况大不相同。便如同刘宗周的慎独之学，于烈皇帝急于救国抗敌之情形，其实并不适用，但对于修正空谈救正风气一事，确实大有裨益。因此，对于刘氏慎独之学，便应该就具体情境，全面的加以评说。 其观念学说之高低，亦不是一时一人可加以判断的，也许其于后世的影响无穷，譬如王阳明等思想家，也许他只是目光超前，但却不适应当世之局势，譬如王安石。其功与过，时间会给与公平的判定的，毋须在意所谓的一家之言。 二、但学术不必有门户之见 学术当然须明其“变”，但不必有所谓的门户之见。 董瑒主张调和朱陆、王刘之争，便是认为所谓的门户之见其实并无意义，在分辨越中学术源流一说，董瑒便主张朱陆、王刘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越之学脉，启于和靖尹子，大于阳明王子，会于蕺山刘子。”而这种主张，邵廷采、黄宗羲也同样有所提及，邵廷采的“吾道一贯”与黄宗羲的“一本万殊”论，可以发现其核心观点是相类的，都主张儒学支流之间不必分得太细，更不要有学派之争，两者出于一道，只是在方法上或有小异。 所谓朱陆、王刘之别，其实师出同宗，皆为儒学发展之一支，但是具体情形有所差别，比如一个提倡格物以致知，一个提倡知行合一，在当时之情景，皆有其应用之价值，但时移世易，后人之分歧与泥古不变，便不免暴露其之局限性。朱陆王刘之别，其实是方法上的大同小异，其源出同流，同为儒学。后学对一派学术的推崇备至是值得理解的，因为四人于学术一道确实贡献颇多，或有局限，也可情有可原，其盛行一时，自有合乎当世时代际遇的道理。 后学者可以其为学术之宗，应用其方法，有所自得，但不可以拘泥于门户之见，人云亦云，不加改变。学术各有源流，其中的局限性是等待后学予以不断修正继而发展的，而不是以此为利器，终日沉溺于攻讦之道的，经世致用之道是如此，专精学术一道亦是如此。“王、刘道同也，弟子岂各分门户哉！然而致知、诚意，因时指授，取其笃信，不必定宗一家也”。 许多人尊重其师承，这固然是不可指摘的。但就是由于时代状况的限制，才更需要博采众家之长，兼综群儒以致知。此般的教学方式，其实早在春秋之时孔子教授学生之际便已论及，所谓“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言，于古于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完全不必有门户之见，难道学了程朱理学，便不可以再转向心学？学问一道，本就是在不断的体悟中，明确自己的治学理念与方向的。许多心学一道有建树者如阳明先生王守仁、慈湖先生杨简等人皆是如此。 因此，我们对待学术便应该持有开阔的思想。便如姚江书院传人韩孔当，书中提及其主张“恪遵濂洛，兼综群儒”，邵廷采不主一宗之做法亦与之相类。同样，黄宗羲所强调的自得之学，亦是与之殊途同归，“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其实治学的目的难道不就是以致知为要，然后为实现平生的志向而不断努力？至于采用何家学说，采用何种方法，以谁家为主，哪家次之，全在于个人。个人能从中有所自得，于原本之说有所发展，才是更为要紧的。 三、浅谈一些体悟 （一）邵氏为刘宗周立传的另一大原因 阅读此书，方知蕺山虽被称为明季二大儒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主要是以忠清节义扬名于世的，而其中的一大缘由便是《刘子全书》在当时尚未刊布。 “知其学者绝少，撮其语者无多”。于是，大力宣传蕺山之学，便成了刘门弟子的首要任务。 因此，虽然在康熙前期，刘门弟子如董瑒、黄宗羲等已是大力宣传蕺山之学，但到了康熙后期朱陆王刘门户相争之风再次抬头，这种流于形式而不知探源的辩论，其实并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也为邵廷采“吾道一贯”的理学史观相异，因而为刘宗周立传的原因，除了笔者在第三期札记中提及的在学术经世一途志同道合，本身受其《刘子全书》学术影响，以及崇敬其忠义德行以外，亦有宣传蕺山之学的意思。其直接原因，书中也有提及，亦是不满孙征君《理学正传》写蕺山才百余字之故。 （二）书中的亮点 第一，态度严谨。对于记载的不同说法，或有相异者，或无定论者，作者往往会将“一般的说法”与“按照府志的记载”列在同处，这样的做法令人一目了然，引起读者思索的同时又可对固有的未能确证的说法也能了解一二，这是作者在本文写作中的亮点之一。 比如，此后，“国模至越，遂请陶、刘先生主教事，为会古小学，证人社所由始也”。此所谓古小学之会，当是天启四年。一般的说法，天启四年的古小学之会，是刘宗周发起的。而按照府志的记载，是由沈国模出面，发起组织这次聚讲活动的。 第二，对比实证意识较强。比如在指出史孝咸卒年的不同记载，引述了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读六子传后》的说法，又将董瑒《姚江书院附记》、《六子传》，邵曾可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临终前作的《姚江书院纪事》中主张的卒年说法详细载入，虽然在具体的月份上，未能取得一致，但具体的卒年年份的论证，由几人在传记中的记述，可以肯定史孝咸当卒于顺治十五年（1658），而《邵念鲁年谱》等流行的顺治十六年卒说肯定是错误的。作者在书中数处进行的生卒年论证，可以说是非常详细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有异议之处 其一，书中曾提及在“俞、史任院事期间，黄宗羲曾两次来书院参加活动。其实，崇祯时代，沈、史都是长辈，根本轮不到黄宗羲这个后生来讲话。” 但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其实笔者并不予以认同。 首先，黄宗羲当时亦是一代名儒，来书院参加活动，自然也有发表观点的权利，只是当时的环境下，作为后辈，提出的观点，能否被人认同，引起重视，又是另一说了。但不至于连讲话的资格都轮不到。 而且，即使当时之学人风气以尊敬师长为要，但古来的传统便是以达者为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何况黄宗羲所主张经世之道更是符合晚明时期的学术风向。当然宗羲所谓的抗辩，自然是对沈国模、史孝咸两位先生的观点分歧之处予以分说，便如讲习、讲座之时的提问，两者有不同的见解，争辩几句其实也是平常，涉及政治问题，言语激烈亦有可能。 其二，书中谈到邵廷采作《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的直接原因之时，所征引的材料似乎有误。 和黄宗羲写《蕺山学案》、《明儒学案》一样，不满意孙奇逢《理学正传》对蕺山的评价，是邵廷采作《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的直接原因。 邵氏为蕺山先生作传，亦是不满孙征君《理学正传》写蕺山才百余字之故，这一点给予了笔者很大启迪，但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孙征君《理学正传》”应有误。 据查证，孙征君，名孙奇逢，在明廷灭之后隐居，清廷屡征不出，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而“征君”更是对朝廷征聘不出的隐士的称呼，“又称“征士”。查到的资料是《理学宗传》。 可知此处的《理学正传》应为《理学宗传》。但为何会有此误，是引用当时的说法，又或是誊抄之误？而且此句亦无引注，故不知其所出处，有此疑问。 其三，书中讲到有关“‘四先生’为何为别立姚江书院”之时，对当时的一种观点予以否定。 “半霖义学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要与蕺山派、石梁派争学术宗旨，而是为了在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这种观点，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结论是无法成立的。道理很简单，“四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刘蕺山明显不同。 初读之时，对书中提及的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本来治学者之初心，便应落于学术本身，仅为争一时学术宗旨之高下，未免违背了初旨。而且，后学者对阳明先生如此推崇，在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其实非常合乎情理，我认为这是别立姚江书院的原因之一，完全否定是有些偏颇的。 但姚江书院派与蕺山派、石梁派争学术宗旨确实是事实，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别立姚江书院亦是缘由。 依笔者之见，别立姚江书院一事，干系重大，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原因之中可能有主次之分，而且据诸位先生的学识与修养，即使是学术观点有所分歧，但其眼光应该还是相对于开阔，不至于迂腐。其初心还是以“为了在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为先的，至于争学术宗旨，应该视为次要原因。 四、所得之启示 （一）有根据的怀疑意识 梁启超是近代的学术大师，但在此书中，作者有提及他的几处明显错误，并且加以确证。 比如梁启超曾提及钱德洪、沈国模的师生关系，但其实经生卒年证明，两者根本无法相遇，梁启超先生所言纯属臆测。包括梁启超有关姚江书院派的一段话中，竟有六处明显错误，作者在书中也已经明确指出。这其实也告诉我们，要懂得明辨是与非，遇到权威的说法，亦不可不假思索，加以引用，而应该运用所学，加以辨别或者确认。否则，不仅仅只在于学术一道，于我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亦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对我的一大警醒。虽然疑古的事例我们也听过不少，但这种意识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缺乏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话，我们往往会不加分辨就拿来用，但实际上这是十分不可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指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有我们所运用的支撑材料。 这种怀疑的意识，其实在中学时便被提倡，但当时我们的知识储备并不够，只懂得不可盲目轻信，然后说一些人云亦云的大道理；这种意识是应当有的，但现阶段的我们应该比之前更进一步，去有根有据的去怀疑，然后去作一些实证，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受益自然是匪浅的。 我觉得，这些年的一大体会便是，那些原本书本上老师教与我们的知识，在慢慢的从外化的观点，变成我自身内在的体悟，这个感受，确实非常奇妙。 （二）治学不可固守窠臼 虽然我并不认同于王畿“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这一观点，但是对于其所主张的“一生若要做个千古真豪杰，会须掀翻箩笼、扫空窠臼、彻内彻外、彻骨彻髓、洁洁净净、无些复藏、无些陪奉，方有个宇泰收功之期”“虽尽将先师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誊与人说，只成剩语，诳己诳人”，我是颇有感触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因此，我们对待授业之恩师，天然便有崇敬之心，但是我们的思想不应局限于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知识，而是应该学着消化他们教授的思路、方法，举一反三，去探索更多的新知。举一隅以三隅反，打破原有的框架限制，这种对真知的探求精神，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发展，正是各位先贤前人所希冀的。由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他们只能尽其所能，将他们的所思所得，所倡导的德行与所治之学以门人、典籍等方式予以留传，他们期待的，并不是后人对自己生前口吻言句的抄誊复述，而是对于智慧的上下求索，或可以引领一时之风气，或可以警醒迷途之人，或可以经世致用…… 若守窠臼，仅以剩语诳人诳己，终究不可长久。所以，学会思考，学会打破思想局限，探索新知。当然，在此之前，你必须打牢基础，不然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的思考与探索无疑是毫无意义的。 同样，老师让我们不可只读一书，以一家之言为是，其意或在于让我们莫要闭门造车，陷入一家学说之箩笼窠臼，参见多家之言，吸纳多方面的意见与看法，或许能够让我们认识的更加到位、明晰，也容易从他人的思考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之处，产生思考，有所启迪，的确能一举而多得。 五、小结 读《姚江书院派研究》一书，给了我太多的体悟与感受，因此，就写下了这篇治学漫谈，所谈的可能并不深入，但确实是一些切实的体会。治学一道，确实是比较艰辛的，许多先贤，比我们天赋出众，但仍然挣脱不出窠臼，很多问题，也许现在的我们觉得显而易见，但当时的争执不休却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学术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是很多，如今的我们可能无须纠结，因为这些还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本书让我们明晰的一些问题，仍然要引起重视。 第一，对于治学的整体环境和发展而言，学术须明其“变”，明晰学术的源流、发展，更需要明晰其所宗学术的偏颇、正误，其于当世之影响、其于后世之流变、其历代之评价，如此才可予以发展； 第二，学术须明其“变”，但是不必有所谓的门户之见，治学当以致知为要，尊重师承是要紧的，但不必拘泥于此，而拒绝别人的方法与意见； 第三，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思想，去接纳不同的意见，但是即使是面对学术大师的观点，我们仍不可不加分辨就拿来用，这是不可取的。虽然提倡怀疑意识，但需要有根有据，加以实证方可； 第四，治学之人不可固守窠臼，不可只读一书，以一家之言为是，要学着参见多家之言，吸纳多方面的意见与看法，在明晰自己的局限之后，能有所自得，自然是最好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