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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冶金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涌现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冶金遗物进行分析已成为重要研究方法，而对近现代冶金史则言简阙如，也缺少更为广阔的外史研究。本文提出了冶金史四个重要学术问题：中国冶金术起源及其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影响、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形成的因素及其特点、全球视角的中国冶金技术演变过程。中国冶金史研究正处于从技术本体研究转向技术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史的过渡时期，亟须从新的角度诠释，从冶金与人类文明、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生态环境、思想文化、全球化等几大关系入手，按历史维度、专题维度这两个维度来进行，或可为未来研究进路。 关键词：冶金史 科技史 产业史 中华文明 冶金工业 冶金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密切，古代冶金曾经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近现代冶金书写了中国现代化的荣光。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外来技术的过程中，结合自身文化和技术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质。虽然17世纪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封建经济社会曾经历衰落的过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冶金工业再次发端，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冶金大国，其中艰辛不可简单描述。 中国冶金史研究是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冶金技术发展史，也是冶金生产的手工业史和工业史；既包括钢铁冶金史，也包括铜、锡、铅、锌、汞、锑、钨、铝、镁等有色金属冶金的历史，还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铸造史和金属加工史。其研究对象，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数千年的冶金技术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产业发展。 近百年的中国冶金史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思想。总结回顾历史，目的是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冶金史研究如何发展，这里仅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回顾 （一）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端 虽然历朝历代都重视修史治史，但主要是政治史等，而产业技术史尤其是冶金史却很少有人问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属于冶金史的内容多是一些零星、分散的资料，如食货志中的物产的名录会有所涉及。此外，文人对有关工艺的简单追忆，也可以让我们对古代金属工匠的技艺窥见一斑。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载有灌钢等工艺，但仅局限于见闻录；明朝傅浚著《铁冶志》被后世认为是对炼铁技术进行总结的重要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唯明朝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载有相关古代冶金技术的资料，传世于今，颇为珍贵。 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国古代冶金史进行研究，约始于民国初年。随着现代冶金技术的传入和冶金工业的兴起，一批具有科学知识的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并有一批重要的冶金史研究论著发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琎和章鸿钊的工作。王琎引进分析化学方法，对古代金属器物进行研究，可谓中国冶金史研究之肇始，他发表的《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中国铜合金内之镍》开了中国冶金史、化学史研究的先河，并在后来结集出版了《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 章鸿钊在古代炼锌技术发明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其发表了《中国用锌的起源》《再述中国古代用锌的起源》等著作。梁津的《周代合金成分考》也是这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外籍专家丁格兰的《中国铁矿志》不仅述及铁矿资源，也有中国传统和近代冶铁技术的概述。王宠佑著有《中国冶业史》，算是所见最早撰写中国采矿冶金史的综述文章了。这些先辈既重视文献研究，又重视考古实物资料，使中国冶金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冶金史研究相对平淡，但也有一些研究值得重视。比如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了古代铸铜遗址——殷墟铸铜遗址，刘屿霞发表了《殷代冶铜术之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周志宏对重庆北碚苏钢工艺进行考察，后发表了《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创造性的成就》。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纳入国家科学研究的轨道。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聘请了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庶华兼职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资料。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多处冶铸遗址被发掘并出土了一大批金属器物，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这一时期，一批重要成果也先后发表，如李恒德的《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周则岳的《试论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几个问题》，张子高的《六齐别解》，华觉明的《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凌业勤的《北京明永乐大铜钟铸造技术的探讨》。著作方面则有杨宽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以及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等。 （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冶金工业部成立《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专家，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资料，开启了国内学者系统研究和编写中国古代冶金史的时代，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冶金》《中国冶金简史》两本著作。在此期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在柯俊教授的带领下，与考古工作者密切合作，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诞生，如《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从此以后，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进展，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呈直线增长趋势，因篇幅所限恕笔者在此不一一罗列。一批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先后问世，标志着中国冶金史研究逐渐成熟，如田长浒的《中国金属技术史》、苏荣誉等的《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华觉明的《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孙淑云等的《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韩汝玢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何堂坤的《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陈建立的《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等。 与此同时，一批专题性著作先后出版，体现了百花齐放的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区域冶金史方面，如张增祺的《云南冶金史》、李京华的《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朱培建主编的《佛山明清冶铸》和李晓岑等的《云南古滇国青铜技术研究》；有色金属史方面，英文著作有梅建军的《新疆史前时期的红铜与青铜技术》和周文丽的《明清时期重庆大规模炼锌技术》，国内学者中包括刘诗中的《中国青铜时代采冶铸工艺》、潜伟的《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陈建立等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钢铁史方面，有姜茂发等的《中华铁冶志》、白云翔的《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陈建立等的《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黄全胜的《广西贵港地区古代冶铁遗址调查及炉渣研究》；方法研究方面，如崔剑锋等的《铅同位素考古——以中国云南和越南出土青铜器为例》、金正耀的《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传统工艺方面，如谭德睿等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属工艺》；经济史方面，如黄启臣的《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王菱菱的《宋代矿冶业研究》；钱币史方面，如周卫荣的《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等。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编撰出版了五辑《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主要收集整理了研究所师生的冶金史论文；冶金史学者的论文集，如《磨戟——苏荣誉自选集》、《磨砺集——韩汝玢冶金史论文选》、《攻金集——孙淑云冶金技术史论文选》、《华觉明自选集》，也相继出版。 与古代冶金史相比，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少部分专题研究，如全汉升的《汉冶萍公司史略》。近年来，国内一批青年学者对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进行了尝试，如方一兵对汉冶萍公司钢铁技术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专著《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钢铁技术移植》《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傅建球对湖南锑业等的专题研究，能够从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补充了部分近代史料。此外，一批冶金企业史志的出版，如《鞍钢志》《中国钢铁工业缩影：百年重钢史话》《汉冶萍公司志》，冶金学科史著作《中南大学冶金工程学科发展史（1952—2012）》《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学科发展史（1952—2013）》，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冶金史积累了基础资料。 可喜的是，徐匡迪任总主编的《中国冶金通史》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于2015年和2016年先后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但定位主要是科普性质，且篇幅较小，并不能全面反映国内近年来从文明史、社会史、制度史、环境史等角度进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新进展。 （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冶金史 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了中国冶金史。20世纪20年代，近重真澄的《东洋古铜器之化学研究》和《东洋炼金术》中有对中国古代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结果。进入30年代后，日本人对中国大批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如道野鹤松的《东洋古代金属之化学研究》《由化学所见古代支那之金属及其金属文化》，小松茂和山内淑人的《东洋铜镜的化学研究》《古镜的化学研究》，梅原末治的《四五之尊彝之化学成分》《支那铜利器之成分之考古学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古代冶金史也特别受到关注，如李约瑟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华道安（Donald Wagner）的《中国传统制铁业及其现代命运》和《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可谓国外对中国钢铁冶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中国科学技术史·有色金属》由于资料不断更新而迟迟未能正式出版。此外，巴纳（Noel Barnard）、贝格利（Robert Bagley）等对中国青铜工艺史的研究也颇有见地，但主要限于艺术史专题研究领域；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中国宋代铁产量问题的研究，开了从经济史角度研究中国冶金史的先河，可惜其后继无人。近年来，伊懋可（Hark Elvin）、马立博（Robert Marks）等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倒是启发了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中国冶金史的新思路。 （四）代表性著作评述 由于中国冶金史研究著作非常丰富，难以一一评述，这里笔者仅就近20年的几部代表性的综合类中国冶金史著作进行点评。 华觉明著《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有鲜明特色，力求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把文献资料的考订、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检测出土实物、冶炼遗址的考察、现存传统工艺的调查以及古代工艺的复原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模式。另外在问题分析上，该书注意放宽视野，把个别的材料和判断置于金属技术的总的历史发展中去观察和认识，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以期获得一种动态的、有实感的技术发展观念，并为这些发展寻找合乎事理的技术和社会的解释。特别是最后总结中国传统金属技术的起源、特征及其未能向现代金属技术转化的缘由，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读书附录中对“和”的哲学探讨，从技术和文化来考察中国古代技术史，也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该书对重要的考古冶金遗址关注不够，特别是在汉代以后的技术演变方面略显单薄，比如金、银、铅、锌等多种金属冶炼的资料较少，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补充。 孙淑云、李延祥主编《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 该书以考古发掘材料、古文献资料、国内外冶金史研究成果为基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具有独特制作技术体系的中国古代金属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书中尽量采用图表的形式，以简练的语言表述出中国冶金技术史，是一本深入浅出、不可多得的优秀教科书。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该书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汇总，该书分“中国古代冶铸遗址”和“中国古代重要矿冶著作”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对47个从夏商之际直至明清时期的重要古代冶铸遗址和12本重要的矿冶著作进行了介绍，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将冶金技术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的书。但囿于篇幅限制，书中未能全面展现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细节，对技术源流和发展脉络未给出清晰的描述，对技术的社会建构也着墨不多，未能充分展现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与文明起源、发展的关系。 韩汝玢、柯俊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 该书是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的一部。作者在总结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冶金考古研究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阐明中国古代矿冶技术产生、发展的历程，涉及金、银、铜、铅、锡、汞、砷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钢铁技术史，古代金属的矿产资源、采矿、选矿技术，金属加工技术史，包括铸造、锻造、热处理、金属表面处理等。作者多年与文物考古学者密切合作，用现代实验方法对出土金属文物和冶金遗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必要时还做了模拟实验，充实和丰富矿冶技术发展史的内容。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炼铜技术的发展历程，通过多处炼铜遗址出土炉渣进行的研究，总结出判断中国古代火法炼铜存在的三种方法，初步研究冶铜技术对中华文明起源产生的作用；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描述了块炼铁、生铁冶炼及生铁制钢技术，论证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使用生铁和生铁制钢技术的国家，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对封建社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该书技术性的金相照片很多，科学性虽然很强，但是史论结合得不够；因为论述得面面俱到，该书难免在许多技术细节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因为按材质和技术分别论述，对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显得稍弱，使该书缺少历史连贯性。 华道安（Donald B. Wagner）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 这部英文著作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系列大书的一部。该书继承了李约瑟对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的研究，以传统钢铁冶炼技术为研究古代技术的切入点，把技术置于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量。更为重要和珍贵的是，该书除了从钢铁冶炼原理、过程的角度进行考证外，还特别关注了近代冶铁传统工艺，收集了大炼钢铁时期的许多资料，思考古今对比的技术与社会关系，也正是这样的考证赋予该书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独到的见解。该书最后一章重点谈到中国对现代钢铁技术的贡献，提出五个问题：一是鼓风高炉在欧洲的出现；二是生铁铸件；三是可锻铸铁；四是贝塞麦炼钢工艺；五是坩埚炼钢工艺。虽然该书对这五个问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它立于全球史视角的中西技术交流比较研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囿于从国内获得资料的困难、最新考古资料的相对缺乏，作者的考证及见解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对钢铁技术体系的描述和判断与国内学者的相比仍有差距。 何堂坤著《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 该书是路甬祥总主编《中国工程技术史》大系的一部。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考古实物及其科学分析、模拟实验和传统工艺调查，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技术成就，书中部分章节还讨论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技术思想，这既是作者数十年研究工作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冶金技术史界的新成果。该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以史带论，其中不少资料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刊布，有的图片甚为珍贵。该书对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如认为中国冶铁的起源地有三个，即中原、新疆和云南；中国在汉代能炼出坩埚钢，灌钢工艺的主要目的是去渣等。该书遗憾之处是，对冶炼遗址考察的缺失，对考古发掘新资料的运用也显得不足，对部分成分分析和金相组织检验等技术的研究还可商榷，因此对一些重要技术细节考证尚需要推敲。 陈建立著《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 该书围绕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不断吸收消化各外来技术而发展的主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内容包括：冶金考古研究方法，铸铜遗址及其出土冶铸遗物，陶范的制作技术，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生铁技术体系的完善与传播，先秦时期金的制作技术，明清时期炼锌技术，冶金技术的交流、传播与文明发展研究等。该书的突出特点是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考古新材料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冶金考古研究方法，解析冶铸遗物的技术内涵，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创新因素，填补除铜铁之外其他金属冶炼技术发展史的空白，探索冶金技术与文明发展之间的联系，诠释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体系。但是，该书对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解读相对较少，最后对于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探讨还略显单薄，缺少全球视野下的文明互动的充分探索。 由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冶金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古代冶金技术史方面，多年来走的是文献考证与考古调查结合的道路，现代科技手段运用于冶金遗物分析成为重要手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立足于爱国主义诠释中国古代灿烂发达的冶金技术的发展，多属于技术史的内史研究，但对于近现代冶金史则言简阙如，“厚古薄今”是常态，缺少更为广阔的经济史、社会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也较少从全球视野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冶金史研究。 二、中国冶金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冶金史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系统梳理和研究。 （一）中国冶金术起源及其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影响 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冶金技术的源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中国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和中亚以及西亚地区早期铜器和冶铜业的系统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以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中国西北地区对来自中亚及更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中原地区冶金术真正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才最终实现。最近中国学者以实物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生在欧亚草原，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考古学证据也显示中国境内亦有若干青铜文明的核心区，而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有一种由东向西的影响。尽管目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关于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传播过程及传播机制的认识仍然不清，对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的异同、冶金术与区域文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仍不深入。因此，进一步发展冶金考古研究方法，对先秦时期冶金遗址进行调查，对已有和新发现考古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理清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的发展面貌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与文明发展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经过金属学和年代学的综合研究，可以推测中国最早使用人工冶铁制品的年代可提前至公元前14世纪；新疆最早使用铁器的时间早于公元前10世纪，块炼铁技术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传播到豫、陕、晋交界地带的中原地区后，就迅速发展成生铁技术体系；生铁技术向中国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传播，特别是向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问题已有深入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构建了更加精细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历程，表明生铁冶炼及生铁制钢技术体系是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另一大创造。尽管从铁器入手的对中国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技术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对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的时间和机制、大规模使用生铁的意义、炒钢技术的发明动因及其判断标准、灌钢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机制、坩埚炼铁技术的形成时间和源流等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关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考古学背景中加以讨论，从矿石原料、鼓风技术、耐火材料、炉形结构和操作流程等多方面选择考古学证据。另外，关于生铁及生铁制钢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的研究也值得重视。笔者认为，在充分调研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将冶铁制钢遗址的调查工作、冶炼遗物分析以及考古资料整理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并将铁器和冶铁技术交流的问题放在整个物质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对东西方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传播问题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有所突破。 （三）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形成的因素及其特点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冶金工业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仍不能阻止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在反对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冶金工业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经历了由手工业小生产到机器工业大生产、由传统冶金技术到西方先进冶金技术的转变过程，为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冶金工业还建立起了近代中国冶金教育机构和社会团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冶金工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得到了当时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最初的现代冶金工业雏形得以形成，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波折，但在中国政府和冶金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冶金工程师和工人的艰苦奋斗下，包括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在内的完整的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随之建立，并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冶金工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样一个伟大的历程，应该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历史中加以研究。中国冶金工业如何从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工业生产？虽然有汉冶萍公司等的研究资料被大量发表出来，但还迫切需要认真整理、考证以及挖掘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冶金史内容更是零散而缺失，没有成为系统。中国冶金工业在高炉喷煤、氧气转炉炼钢、连续铸钢、炉外精炼等冶金新技术的引领下如何进行钢铁工业技术的改造升级？以转炉炼铜、电解炼铝等为代表的有色冶金新技术如何改造现代有色冶金工业的？特别是在金川镍矿、包头稀土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三大世界级冶炼难题方面，中国学者和工程师们是如何不畏艰险攻克难关的？这些都需要认真梳理和开展研究。 （四）全球视角的中国冶金技术演变过程 所有伟大文明的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品质，文化交流是文明成长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更是如此，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成为中国冶金技术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至今的重要前提。回顾整个中国冶金史，就是一个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创新历史。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中原及北方边疆地区，受到外来因素影响，东亚细亚产生了冶铜技术，进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商周时期的快速发展，冶铜术与铸造技术结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冶铸技术体系，并形成了独特的冶金手工业，成为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共同基石；西周春秋之际，同样是吸收外来的块炼铁技术，发明了中国独特的生铁冶炼技术，至秦汉时期基本建立了中国生铁与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形成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进而促进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央帝国的建立；随后，冶金技术从来没有停止与其他技术的交流和融会，金、银、铅、锌等冶金技术的发展莫不如此，在政治、生态环境等的压力下，冶金技术特别是钢铁技术发生了流变，至明清时期完成了又一次转变，实现了煤铁的结合，是与西方大规模钢铁工业技术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传统工艺路线。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全球进入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史，第一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由此开始。虽然当时的明朝政府既不主动也不自觉，但中国还是被动地卷入了这一浪潮中，东南沿海地带深入地参与了这一全球一体化进程，形成了从东南沿海—马尼拉—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通道，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导致明朝实现了货币白银化。中国是最早发明镍白铜的国家，并且从明末就开始了产业化炼锌，镍白铜和锌在明清时期大量出口西方，推动了世界镍、锌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更是在东西方之间承担起了文化技术交流的桥梁，西方矿冶专著也传入了中国。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从无到有，总体态势是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了现代钢铁工业体系和有色金属冶金工业体系，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冶金大国。这些过程，或明或暗，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整理，需要补充大量资料，需要站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长时段大历史的中国冶金技术与冶金工业发展的历程，理解技术创新与技术交流的关系，更加坚定信念，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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