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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与权术:宋代士大夫如何发明“理学”?

2020-04-09  关陇之

在东汉灭亡九百年后,中国再次发展出一套系统化的、试图囊括一切的学问。这套学问被称为道学,控制了中国接下来一千年的哲学走向。

道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于首先树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并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迫人们都服从于这个宇宙真理,从而格式化了人们的头脑。

人们为了服从宇宙真理,必须舍弃小我,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更大的真理之中,从而舍弃掉了个性,变成了千篇一律的螺丝钉。不幸的是,这个宇宙真理是禁欲式的,充满了社会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螺丝钉们的面貌。

从谱系上,道学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后来的张载、周敦颐,再到程氏兄弟,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完成了体系的构造。

宋代的党争也随着道学的发展而出现,经过了两次党争之后,道学最终成了胜利者,在南宋末年成了社会的统治性思想。

南宋时期,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的理学终于逐渐成为主流。

为了理解理学都说了什么,和汉代的经学有什么不同,必须首先与西方哲学做一个类比。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第三,人应该做什么才能与整个世界合拍?

两汉经学类似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种宗教信仰。两汉经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创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老天爷会通过灾异、祥瑞、符命、谶纬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人类,又派出了皇帝作为他在人世的代理,来统治人类,并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体系,来约束人类。第三,人应该听从老天爷的指示,学习谶纬、符命等知识,看懂老天爷的命令,再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同时,人类必须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礼法,达到人类社会与老天爷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这就是理学内部争论的焦点,不同的人心里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理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天理观逐渐演化,也逐渐条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理论。那么,理学到底是好是坏?

简单的答案是:理学既不好也不坏,而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把理论应用到社会的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实现它,就只不过是一种纸面的学说而已,而列宁把它实现了,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组织。

本章就来看一下,理学发展中的一位位道学家,是如何探索这个所谓天理的。

卫道士的到来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是北宋帝国最有希望的年代。在这之前,当宰相的是吕夷简,他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权倾朝野,北宋官场呈现出一片暮气沉沉的景象。

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到了庆历三年,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转,吕夷简下台,执政的是一批有理想的改革派。北宋经过了几十年的统一后,经济大发展造就了学术环境的稳定,这时的朝臣大都满腹经纶又有实务经验,同时又表现得刚正不阿,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此时执政的是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北宋还有一个庞大的谏官群体,负责监督官员和皇帝的政策,担任谏官的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吕夷简之后,军事枢密使一职最初给了与改革派不属于一系的夏竦,后来在谏官的要求下,又罢去了夏竦,让杜衍当上了枢密使。

这时,所有重要的职务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改革派的手中[1],范仲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庆历改革。

对于改革派来说,此时最忌讳的是,反对派把他们“朋党化”。在他们掌握政局之前,吕夷简之徒打击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说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如果被扣上了“党”的帽子,任何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认为是谋私的。在被打压的时候,欧阳修曾经专门写过《朋党论》,辩称君子选择朋友是以“道义相同”为标准,而小人选择朋友是以“利益相同”为标准,皇帝应该区分这之间的不同,不能因为君子们成为朋友就感到紧张。

但即便如此,在改革派当权推进改革之时,他们仍然最避讳的是被当作党徒,而反对派们也是不断地用“党徒”这个名字来影响皇帝的判断,如果反对派们成功,改革就必将失败。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自视为改革派朋友的人却放了一炮,让人大跌眼镜,这人就是石介。

石介,字守道,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年轻时曾经在北宋的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现在的商丘)师从于范仲淹,因此自称是范仲淹的弟子。到了庆历年间,在杜衍的推荐下,他当上了国子监直讲。事实证明,石介是个颇具煽动能力的老师,他在这个职位上,把国子监变成了一个清流横行之地,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的课,太学的兴盛从他开始。石介也由此结交了欧阳修等人,成了改革派的座上宾。

当夏竦被解职,杜衍成了枢密使之后,石介发现,他的老师范仲淹、推荐人杜衍、朋友欧阳修等人都成了当政者,于是心情大快,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皇帝是最好的皇帝,大臣是最好的大臣,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拗口的《庆历圣德诗》。这首诗使用了大量的古词古句,彰显了他的学究精神,而诗的内容则充满了党派精神。其中他赞扬了皇帝的圣明,又赞扬了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的改革,同时贬斥了他认为的那些奸臣(比如夏竦)。对当时人物如同数豆子一样点名道姓进行渲染,让人一看,就产生了强烈的朋党印象。

这首诗一传开,就让改革派的大臣们感到不适,如同出了一个猪队友,不仅给自己找麻烦,还给改革带来了新的阻力。

石介的朋友孙复听说了此事,立刻认为,石介的祸端从这首诗开始了。

而最难过的反而是改革派的主将范仲淹,为了改革殚精竭虑的他突然听说了这首诗,感叹说:这个古怪怎么这么能坏事啊!

庆历新政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因为重重阻力而告罢,改革派的大臣们也纷纷外调,石介极力反对的夏竦却掌了权。

此时,石介再次“倒打一耙”,帮了夏竦的大忙。他秘密写信给改革派的富弼,自以为是地请富弼“行伊周之事”,也就是按照伊尹和周公的榜样行事(伊尹和周公分别是夏代和周代的名臣,都曾经以摄政的身份辅佐过皇帝)。石介这样提议,是把自己当成改革派的心腹幕僚,但夏竦掌权后,却以此为借口,说石介请富弼“行伊霍之事”。所谓伊霍之事,指的是按照伊尹和霍光的榜样行事(伊尹和汉代的霍光都担任过摄政,并废除过昏庸的皇帝),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石介请富弼另立皇帝。

虽然宋仁宗没有相信这件事,但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继续待下去有性命之忧,在一片结党的疑虑中,离开了京城,外调了。他们的外调,彻底结束了改革。

石介作为道学家最早的楷模被记入了历史,他的榜样鼓舞了二程、朱熹等后来的道学家。他和胡瑗、孙复一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也可以看出,到了庆历时期,道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关于胡瑗、孙复两人的成就不多谈,而分析一下最为强硬的石介,就可以看到未来道学的面目。

石介除了“帮助”改革派之外,在理论上最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反对佛教、道教;第二,建立道统。这两点都是从别人处得来的,谈不上创见,却由于他的倡导和细化,加上煽动式的教学,成了流行思想的一部分。

反对佛教、道教,源自唐朝的韩愈,石介要求禁止寺庙和佛道崇拜,认为它们是丧乱政治的源泉。当废除了佛道之后,再用比佛道更加虔诚的心态去崇拜儒教和孔子,于是就有了道统一说。

“道统”说法同样来自韩愈。韩愈认为,关于“道”的知识谱系,是由尧传给了舜,之后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所以这些人都是理解宇宙真理的先知。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导致了中国礼法的沦丧和邪门歪道的兴起。

石介将这个道统更加复杂化,如同道教罗列神仙体系一样,把道统中包括了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甚至还包括孟子、扬雄、王通(隋代)、韩愈这些贤人。

这样,反对佛道,并以佛道为榜样建立起儒教自己的崇拜体系,就构成了卫道士形成的两个条件。当这两个条件具备后,道学的组织根基就已经扎下了。

石介之后,北宋的卫道集团发展加速,正式进入了道学时期。

北宋的道学谱系

既然道统的传承已经定下,那么道学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道学的主要内容是:它和汉儒的理想一样,是宋代的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从对于天地和自然的解释,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

汉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应”上,而宋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规矩中运行,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这套规矩。

什么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颐概括。后来的朱熹总结北宋理学时,提到了五位“先知”,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统重新恢复,而继承了孟子的道统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颐。

这种道统的叙述让人想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承,在犹太教信仰中有无数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继承了这个先知“道统”的最后一个先知,但随着基督教的正规化,耶稣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脱离了普通的先知。

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个先知体系,认为亚伯拉罕、大卫、耶稣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一位先知。到了什叶派,虽然没有了先知的名目,却又发明出一个“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识,继续指导人类。

儒教的道统体系也是如此,最初韩愈认为先知从历代早期君王传到孔子,而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先知,有着耶稣的地位。韩愈将道统延续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则把先知的谱系又续上了,延续到了周敦颐。

周敦颐概括的“理”的内容,在一篇叫作《太极图说》的小短文中,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却是宋代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最高认识成就。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识近乎荒谬,但在宋代却是最先进的。

周敦颐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极”,太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处于运动之中,就生出了“阳”,运动到达极致,就进入了动的反面,也就是静止,此时又生出了“阴”。当静止到达极致之后,又会进入运动状态,一动一静,互相转化。

阴阳区分,就是“两仪”。而从两仪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五气按照规律运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阴阳这两仪,如果把阴阳合一,就回到了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即无穷状态。

到这时,周敦颐说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无极中如何生出阴阳五行和四季。接下来,就是从“天理”中如何生出万物。

万物是从阴阳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们的精华从无极之中凝结,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阳道和阴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气和坤气交感,就生成了万物。万物生成后,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在这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包括了形体和精神两种状态。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导致了人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出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圣人又以“仁义”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对应于“静”,而静,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整体而言,周敦颐的体系,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再到万物,最后到人类社会的一个转化、影响的过程。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科学观察和验证之前,这套假说不比其他理论更正确,也不比其他理论更错误,谈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周敦颐的体系已经包罗万象,但在传给朱熹之前,还又得到了另两位“道统”的补充。这两人就是邵雍和张载。在未来,人们谈到道统时,会认为道统从孟子传给了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再传给了二程,最后传给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后的先知”的地位。

周敦颐的理论代表了道学的正统系,而在理论构建上,邵雍则代表了更加神秘主义的一系。

在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个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派别,对于数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构造。而在中国的阴阳家谱系中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认为万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数字化的。这派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后来被董仲舒吸纳进了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又被道教所继承,到了北宋又传给了邵雍。

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

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

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随着王安石新政被废除,司马光等反对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这一批大臣之中,还有一位道学家混迹其中,他就是程颐。

程颐此时已经年过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人们屡屡推荐他,却都没有被重用,直到这一次,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并说他爱好古代、安贫守节,是圣世的逸民,等等,最终皇帝终于给了他服务朝廷的机会。

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排挤后退居洛阳时,和当地的文人接触甚密。而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当时就在洛阳教书。当司马光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了,弟弟程颐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青睐。程颢死前已经是中原的文人领袖之一,由于他门徒众多,且不少人当官,影响力颇大。但是,在程颢死前,人们虽然认为他影响力很大,却并不把他当作唯一的道学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因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统”谱系,号称: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涂过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这些话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一旦一个人说过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复,直到最后把它当作了真理。

而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就是程颐。结果,程颐不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继承了哥哥的道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程颐成为大臣后,果然起到了发扬道学的作用。他穿着庄重,带着面瘫的表情,总是不断地施加影响力。一天,皇帝在宫中盥洗,发现有只蚂蚁,怕把蚂蚁弄伤了,故意避开。这件事被程颐知道了,他连忙问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伤了蚂蚁。程颐连忙说:这就对啦,你不伤蚂蚁这件事,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把这个“道”推到整个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还有一次,皇帝凭栏观望时,随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颐却劝阻说: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和谐共处的时候,你折了这个树枝,就是伤了天地的和气。

程颐的劝谏总是充满了这类“心灵鸡汤”,却对治理国家的实务经验一窍不通,结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厉害的,就是刚刚被调回京城的翰林学士苏轼。

和程颐的道学相比,苏轼更看重治国的实际能力,对于板着脸说话不感兴趣,程颐的面瘫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自然也不能幸免。

一天,程颐的推荐人司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场庆典活动,百官不得不首先参加庆典,然后再相约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就在大家都准备出发时,突然间程颐板着脸跳了出来,说不能这样做。众人问为什么,程颐找出古书来一板一眼地说:这是孔夫子的规矩,他如果当天哭过(有悲伤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参加喜事)了。

听完程颐的话,人们纷纷开始调侃他,有的人说:孔夫子当天哭过就不唱歌,可是我们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况正反过来,怕什么? 

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之后,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但最终却导致了程颐的离职。

苏轼和程颐的争议,可以看成是道学派和实务派之间的争议,苏轼主张世俗化,对于实际问题实际处理,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论高度。而程颐则认为,不管什么事情,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吃饭拉屎,必须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实质,再进行选择。但他对于理论高度的把握由于过高,往往忽略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强调自己理论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认为,天下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士”“讲师”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学之外文化的人,自然与程颐争执的苏轼会被划成这一类,这一类是学者的最低级类。讲师,指的是阅读儒经、进行训诂的人,这一类人已经懂得儒经,却并不了解儒经背后的深意,按照划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以及宋代不属于二程流派的儒家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会被划归这一类。最后一类是所谓“懂得道的人”,这一类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门徒。

由于有了“道”,程氏门徒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之中,人们首先想的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根据世间的事物,首先寻求它们背后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们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的。

在程氏的划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于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于是否符合天理。通过这样的约束,理学就带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弃了对实际世界的了解。

只有知道了这个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学为什么深深地走入了封闭的圈子,它的门徒忙不迭追究所谓天理,却忽视了人间的实务。

北宋的后期一直处于外部环境的逐渐恶化之中,为了应付这样的恶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直到引起了社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却一直处于观望、唱高调和幸灾乐祸之中,他们由于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挤,也乐于看着皇帝越来越捉襟见肘地应付着局势,直到垮台。随着北宋的倒台,以蔡京为代表的实务派变得臭名昭著,二程的门人再次得势,此时他们作为反对和议派出现。宋高宗时期,曾经以赵鼎为相,赵鼎起用了大批的程氏徒子徒孙。赵鼎是南宋贤相中坚决反对和议的人,程氏门徒此时也因为华夏和蛮夷的大义而反对议和。

赵鼎被秦桧排挤后,秦桧将程氏门人打入冷宫,直到孝宗时期才再次起用。不过,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程颐的门徒已经声势浩大,足以左右政治格局。清谈之士口口声声言必伊川,已经成了时尚,这也是理学将统治天下的前兆。

最后的先知

公元1195年(宋宁宗庆元元年),宋代的理学经历了最后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这一年是宋宁宗上台的第一年,一位叫作韩侂胄的主战派权臣取代主和的赵汝愚,开始了执政。

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大肆排挤大臣,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个名叫朱熹的小官。韩侂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次排挤,反而成了理学主宰政坛的前奏。

在宋宁宗之前的两位皇帝孝宗和光宗时期,对于理学的排斥时有发生,之所以排斥,主要原因是理学过于迂腐,缺乏对于实际政治的治理能力,而宋代朝廷需要的是有实务经验的技术派官员。

比如,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侍御史谢廓然就曾经提议禁止周敦颐和王安石的学说,认为性理学说是浮言游词,饰怪惊愚。

五年后,监察御史陈贾又请皇帝禁止道学,这次禁止主要针对当时道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朱熹在当浙东提刑时,曾经上书弹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而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同乡和姻亲,王淮于是让吏部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一同上书禁止道学。

虽然这件事带有报私仇的成分,但是陈贾奏章里提到的道学的缺点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天下之人所学的圣人的道理都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有人总是标新立异说自己的道学不同于别人,时时刻刻总是创造所谓的道统抬高自己,则必定是假借圣人的名号来行伪学之实。

又过了五年,朱熹被招为兵部侍郎,却再次遭到上级兵部侍郎林栗的排斥,林栗认为,朱熹的学问来自张载和程颐,却四处招揽门生,徒有虚名。此次林栗的打击让与朱熹政见相左的叶适也看不下去了,但仍然未能挽救朱熹的仕途。

然而,朱熹的转折点似乎在宋宁宗时期到来。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后,招揽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之所以得官,是因为宋宁宗在当嘉王的时候,就常听他的老师黄裳夸奖朱熹,并用道学的理论武装嘉王。宁宗即位后,朱熹似乎也会跟着飞黄腾达。

但就在这时,朱熹一生中最大的障碍出现了。在担任侍讲时,朱熹劝说宋宁宗要学会尊重大臣,不要独断专行,否则,皇帝看似独断,却可能让一两个大臣窃取了权力,造成所谓的“主威下移”。

朱熹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是针对刚刚获得了权力的外戚韩侂胄。韩侂胄听说之后,迅速做出反应,认定朱熹是敌人,开始了排挤道学的运动。

韩侂胄首先请戏子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装作道学模样,等皇帝看到了,又乘机进言朱熹这样的道学毫无用处。果然皇帝听信了韩侂胄的话,将朱熹贬斥了。之后,韩侂胄又让他的党羽刘德秀以考绩为名,将尊崇道学的大臣一一拿下。

第二年,端明殿学士叶翥负责科考事宜,他和刘德秀一起规定,凡是在科考中使用道学理论的,一概不能录取。年底又罢了朱熹的官。

第三年,韩侂胄开始仿效北宋徽宗年间的崇宁党禁,规定了五十九人的名单,对于这些人不得任用。这五十九人中,包括了宰相级别的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级别的十三人,以朱熹为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庆元党禁的杀伤力远小于当年的崇宁党禁。崇宁党禁是新党与旧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禁止本人当官,还禁止了子孙后代的仕途,对党人的著作也悉数销毁,党禁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末年。

而庆元党禁持续时间很短,力度也小,由于韩侂胄只是为了消灭反对派,一旦达到了目的,就随即放松了党禁,更无力禁止道学学问的传播。

事实上,庆元党禁除了党派斗争之外,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道学发展过剩,导致南宋已经出现了空谈道德的倾向,实务派们本身就有一种清理夸夸其谈的要求,只是借助此事一起发泄了出来。

另外,这一次事件本身也是一次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虽然朱熹持有主战的立场,但是他的朋友赵汝愚等人却是主和派,主战派打击朱熹,实际上是为了打击背后的赵汝愚,消灭主和势力。但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他实施的党禁不仅没有起到打击道学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它的传播。当人们听说党禁之后,立刻想到的是上次党禁(崇宁党禁)中,被禁止的人后来都成了英雄,而禁人者反而成了奸臣,再回过头看待这一次党禁,也同样认定是好人受到了打压。

至于暂时得势的主战派则输得更惨。韩侂胄打击完道学,为了讨好主战派,决定和金人发动战争。但作为投机分子,韩侂胄对于北伐的准备工作做得却一塌糊涂,导致了战场上的惨败。到最后,就连韩侂胄本人,由于金国要他的脑袋,皇帝也不得不含恨下令杀了他满足金人的要求。

于是,在这场危机过后,道学家们却发现,他们已经处在了胜利的边缘,当初被迫害的朱熹,不管他有什么缺点,都已经不存在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他是一代宗师,是继承了孔孟和二程道统的大圣人,一个神话被确立了起来。于是,在南宋还没有终了,以朱熹为标志的道学系统已经成了主流。

按照辈分,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二程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叫杨时,杨时的弟子中有一人叫罗从彦,罗从彦的弟子有一人叫李侗,朱熹就是李侗的弟子。

朱熹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只是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包装一遍,再用这些理论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释,使得四书五经看上去更适合理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但朱熹的功劳在于,他将综合后的理学定型了,传播了,光大了,让理学占领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脑袋。

这里不妨将整个理学体系再叙述一遍。

在宇宙论上,朱熹基本上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万事万物之中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把扇子蕴含着扇子的道理,一把椅子包含了椅子的道理,如果再把扇子和椅子这两个道理进行抽象,又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级的道理,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一直这样抽象下去,最终会得到一个最高的道理,这就是理学家要找的“天理”。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所谓的“性”(人性)。

天理的另一个名字叫太极,太极从无极而生,又生出阴阳两仪。从两仪又生出五行。其中太极是所谓的“理”,而两仪是所谓的“气”,五行则是所谓的“质”,我们可以把“理”理解为规律,而“气”可以理解为抽象的物体,而“质”就是实际的物体。

“气”这个概念是朱熹从张载处得来的,是联系天理与实际宇宙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地也在围绕着宇宙中心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浊气下降成了地,而更加轻盈的气则变成了九重天,这些重天越往上越轻,直到变得没有重量,没有形质。而日月星辰则是气的精华,最纯正的气。

天理之所以和人间连起来,是因为五行和人类社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应,而仁义礼智信之中,又以“仁”为首,而《孟子》主要说仁,所以,朱熹将天理与孟子的仁又联系了起来。

另外,之所以天理在人世间各种事物中都有表现,是因为“理一分殊”,也就是理是一个,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

人类如何学习理,如何识别多样却又统一的理呢?下面就进入到方法论。这个方法叫作“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从二程继承来的理论。所谓格物,指的是对事物进行观察,穷尽它的理;所谓致知,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格物致知则是通过穷极物理达到真理,再用真理来指导行动的过程。

程颐当年教导皇帝时,总是希望皇帝从一个小事出发来发现宇宙真理,再利用宇宙真理来统治国家,就是用的这种理论。

经过格物之后,程颐和朱熹都得到了最后的“知”,这个知(天理)对应于人类就是:三纲五常和儒教传统。人们为了实践这个天理,必须消灭人的气质之性,而发扬天命之性。

在进行格物致知时,朱熹终于有了一个独创性的观念:为什么格物一定能够致知,这是因为,人的心分成了“道心”(也叫天命之性)和“人心”(也叫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道心,就是能够觉察到“道”的心,而人心则是做一般性思考的心,也就是普通的心。

他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改造。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朱熹认为,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道心(天命之性)体悟了天理,所以肯定是善的,但是每个人蕴含的道心有多有少,表现不同,这具体的表现就是人心。道心虽然是善,但人心却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恶。

人类追寻天理的过程,就是要找到所谓的道心、天命之性,而消灭人心、气质之性,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到最后,对于天理的追求不仅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却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朱熹对于理学的贡献,除了他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还在于将它们放入了儒教的经典著作之中。北宋时期的诸位道学家在发挥自己学说时,往往天马行空,没有紧扣儒教经典。到了朱熹,才开始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教经典对照起来。朱熹在他的一生中几乎将儒教经典注了遍,他对四书的推崇使得它们超越了五经。

在宋代之前,人们提起儒教著作来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参与编撰的五经,宋代以后,四书的重要性比五经更高,特别是《大学》之中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及《中庸》的生活态度,都成了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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