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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02年在西安發掘的康文通墓，葬于神功元年（697）。作爲處士的康文通卻採用雙室磚墓，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文武官俑等高等級墓葬的喪葬元素。在系統梳理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基礎上，結合隋末唐初渭北地區的政治動向，推定出土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外戚，唐初建國元從及其後裔，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康文通家族作爲地方豪族，可能在義寧初歸附李唐。正是在“首膺義旗”、“地方勢力”、“武周時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呈現出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且以雙室磚墓下葬的面貌，可以説康文通墓是李唐武周百年政治的縮影。 作者簡介 盧亞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爲漢唐考古。 一 引言 隋末喪亂，八表沸騰，隋王朝的轟然倒塌，使得再造統一帝國成爲隋末逐鹿群雄的目標，兵荒馬亂中，人們或爲保存家族實力，或爲堅守信仰，有意或無意地卷入隋唐鼎革的歷史洪流中。歷史長河的沉積，除積攢了浩瀚的歷史文獻資料之外，已經發掘和公布的衆多唐墓，則爲學者結合歷史文獻，以墓葬出土的材料闡釋時代的變遷，甚至社會的變革提供了可能。 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在初唐至盛唐時期，西安地區的唐墓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度[1]，而一些特殊形制的墓葬，背後則有其深刻的原因，如集中出現于唐高宗至睿宗時期的雙室磚墓的墓主人[2]。這恰恰提示我們在研究中，如果一座墓葬形制、隨葬品等不符合唐代墓葬嚴格的喪葬等級制度，不能簡單地以僭越等級制度來解釋，墓葬所呈現的面貌往往是綜合因素角力的結果，康文通墓便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 二 康文通墓的發掘與研究 2002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對位於西安市雁塔區延興門村西邊西安交通大學數碼園東興置業園區內的康文通墓進行清理發掘，墓主康文通，萬歲通天元年（696）終於長安安邑里私第，神功元年（697）葬於京兆萬年縣龍首鄉界。該墓爲一長斜坡墓道大型前後室磚墓，坐北朝南，方向180°，由墓道、天井、過洞、壁龕，以及前室、甬道和後室組成，總長35.7米（圖一），出土了制作精美的描金彩繪三彩俑，其中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體形高大，做工精細，特別是釉上施用了彩繪工藝（圖二）[3]。如果僅僅照搬已有唐墓等級制度的研究，作爲處士的康文通使用長斜坡墓道大型前後室磚墓，隨葬精美的描金彩繪三彩俑，無疑是嚴重的“僭越”。唐代“雙室墓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墓葬形制上，還常常伴出石棺槨、豐富的隨葬品等，與墓葬形制構成了較爲穩定的組合關係，而且除極個别目前無法解釋的墓主如處士康文通之外，其餘的墓主基本都可以確定是隆禮而葬”[4]。這一矛盾亦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5]。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身爲處士的康文通真的是因爲“僭越”而使用雙室磚墓，還是背後有更深刻的社會與個人背景？幸運的是,該墓出土的描金彩繪三彩俑與墓誌爲理解康文通墓的“僭越”提供重要綫索。 圖 一 康文通墓平、剖面圖 《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18圖二。 圖 二 康文通墓出土的文、武官俑，鎮墓獸和天王俑 （1. 文官俑：《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19圖四、頁21圖七—1；《西安文物精華·三彩》，頁57圖版六九 2. 武官俑：《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19圖五、頁21圖七—2；《西安文物精華·三彩》，頁 62圖版七三 3. 鎮墓獸：《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23、22圖八；《西安文物精華·三彩》，頁79圖版八九 4. 天王俑：《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21、封三—1、圖六—1；《西安文物精華·三彩》，頁55圖版六七 5. 天王俑：《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21、封三—2、圖六—2；《西安文物精華·三彩》，頁56圖版六八） 三 描金（貼金）器物 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因資料較爲零散，加之個别墓葬未出土文字資料，故學術界對其關注不够，下面在系統梳理唐墓中出土描金（貼金）器物的基礎上，嘗試對康文通墓的“僭越”進行解釋。 有唐一代出土貼金彩繪器物的墓葬，見於簡報或圖録的有貞觀五年（631）年李壽墓[6]，貞觀二十二年竇誕和襄陽公主合葬墓[7]，貞觀二十二年司馬睿墓[8]，永徽三年（652）的董僧利夫婦墓[9]，顯慶二年（657）張士貴墓[10]，顯慶三年史道洛墓[11]，龍朔二年（662）張楚賢墓[12]，麟德元年（664）鄭仁泰墓[13]，麟德元年柳凱夫婦墓[14]，總章元年（668）張臣合墓[15]，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16]，咸亨元年温綽及夫人趙氏合葬墓[17]，咸亨四年左才墓[18]，文明元年（684）樂道仁墓[19]，垂拱二年（686）元師獎墓[20]，久視元年（700）何府君墓[21]，河南三門峽三里橋村11號唐墓[22]，西安郊區隋唐墓M590[23]，甘肅寧縣秋樹溝唐墓（1979）[24]，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88）[25]，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91）[26]，神龍二年（706）唐中宗長子懿德太子李重潤墓[27]，神龍二年章懷太子李賢墓[28]，景龍二年（708）李文寂暨夫人張氏合葬墓[29]，景龍三年李嗣本[30]、李延禎墓[31]，景龍三年甘肅秦安縣唐墓M1[32]，開元四年（716）張仁墓[33]，開元六年李貞墓[34]，開元十二年金鄉縣主墓[35]，開元二十八年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36]，開元二十八年楊思勖墓[37]，開元二十九年李憲墓[38]，西安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34號唐墓[39]，西安西郊陝棉十廠唐壁畫墓M7[40]，乾元二年（759）裴利物暨妻竇氏合葬墓[41]，永泰二年（766）突騎施王子光緒墓[42]，大中四年（850）裴氏小娘子墓[43]。不妨將上述墓葬情況匯成表格（詳見附表）。 從附表中可以看出，隨葬描金或貼金器物的38處唐墓（群）中，除史道洛、左才、樂道仁、寧縣秋樹溝唐墓（1979）、何府君、秦安縣唐墓M1、張仁7座墓外，余均位於唐代兩京地區，尤其是唐代京兆府附近，年代上則集中出土于唐高宗至玄宗時期。描金或貼金器物的種類則集中在武士俑、鎮墓獸、文武官俑上。墓主人則既有李壽、竇誕和襄陽公主、懿德太子李重潤、章懷太子李賢、李貞、金鄉縣主、睿宗貴妃豆盧氏、讓皇帝李憲等李唐宗室和姻親；亦有張士貴、鄭仁泰、元師獎、楊思勖等軍功顯赫之人；又有交河公主孫、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緒。至於上文論述中的其他墓主人則可分爲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其他特殊情況等三類，具體分析如下： （一） 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 屬於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者有史道洛、張楚賢、張臣合、温綽、樂道仁、李文寂、張仁等人，具體如下： 寧夏固原史道洛墓，在隋唐變革之際，以史索岩夫婦、史訶耽、史道洛爲代表的一批粟特人于易代之時，歸附李唐，他們不僅僅與隋末唐初的政治緊密相連[44]，更是以“粟特人善於經商及掌握多種語言的優勢”，以其“龐大的家族勢力和聯繫河西走廊粟特聚落的廣泛人脈關係網”完成唐初牧馬場地由赤岸澤遷徙至“隴右牧監草創時期的遷徙和協調重任”，引進蕃馬，改良馬種，爲“初唐盛唐時期輝煌的馬政奠定了基礎”[45]。 陝西西安張楚賢墓出土武士俑2件，其中M1：2彩繪多已脫落，僅鎧甲上殘存紅、緑彩及貼金痕迹，張楚賢父祖爲官顯赫，夫人王氏即王鼒之女，洎皇唐革命，張楚賢振麟奮羽，武德七年授東宮左率府録事參軍[46]。 陝西長武張臣合墓，張臣合的父親張明達，隋時爲銀青光祿大夫，麟州靈台縣令[47]，隋唐變革之際，張臣合亦與其父張明達一起“密起經綸之業”，得授通議大夫、朔方道安撫大使[48]。 陝西西安温綽墓，温綽在隋唐變革之際，匡翼義旗，定策關中，後又隨唐太宗討伐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後授左領軍宣化府統軍，仍留押弘義宮長上，可見亦爲太宗之心腹，故得以隨葬木俑、描金彩繪天王俑等[49]。 文明元年（684）樂道仁墓，樂道仁爲樂方之孫，樂方在“隋綱不振，太寶將傾”之機，而能“獨照潛機，先拜有道”，投靠李唐王朝，故因功授朝散大夫，待李唐統一，河海夷晏之時，儼一丘而晦跡[50]，樂道仁祖上的元從背景，當是隨葬貼金武士俑最大的原因[51]。 河南三門峽三里橋村11號唐墓出土貼金武士，然簡報將墓葬年代定在初唐後段，墓主有很高的社會地位[52]，簡報的推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墓葬年代更有可能在唐高宗時期，而出土的貼金武士俑也昭示着墓主人不平凡的經歷。該墓出土伏聽，墓主人當具有河北山東背景或來自唐代潞州地區，恐有元從背景，參與李唐建國。 河南鄭州景龍二年（708）李文寂暨夫人張氏合葬墓[53]，據墓誌可知李文寂的父親李護，爲李唐朝議大夫、曹州長史、密王友、上柱國，從履歷和時間上推算，李護也是參與到李唐王朝建立，極有可能是晉陽元從，李文寂家族當其曾祖李樂任并州太守時移居河東，後李護參與李唐革命，到李文寂時已定居鄭州，李文寂的元從背景，或可以瞭解，作爲徵士的李文寂隨葬裝飾金箔木明器的原因。 山西長治開元四年（716）張仁墓，出土貼金武士俑2件，身穿紅色鎧甲，下穿白色褲，足穿烏靴，側面而立。另一武士俑收集而來，大致相同，但左右臂上各塑虎頭1個，兩者胸部均有貼金，惜大部已脫落，高85厘米[54]；鎮墓獸2件，均紅色，面與胸部有貼金，惜已剝落，置於墓門兩側，高64厘米[55]。張仁曾祖張延，北齊時任韓州（今山西長治襄垣）司戶參軍，子孫因而定居長治地區；祖父張如，隋朝任晉州襄陵縣令；父親張合，唐朝授朝散大夫。張仁卒於開元四年（716），終年84，知其生年为633年，則張合“出身事主，陳力奉公”當指參與李唐建國。張仁後參與唐朝征伐遼東戰役，授“上騎都尉”，當因高齡，得以版授代州五台縣令，後葬於長治地區，張仁墓中隨葬的武士俑、鎮墓獸彩繪貼金當也是因其父參與李唐建國的背景。 （二） 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 除去上文提到的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的墓葬之外，隨葬描金（貼金）彩繪器物者主要集中在武周至玄宗時期，這一時期可分爲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武周至玄宗開元前期的“僭越者”，這一時期的墓葬以“僭越”面貌出現，可能是李唐高等級墓墓葬制度經武周時期破壞，在中宗、睿宗甚至玄宗前期尚未完全加以整頓、恢復的緣故[56]，如何府君墓，景龍三年（709）李嗣本[57]、李延禎墓[58]，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88）。其中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88），該墓（墓群）出土彩繪貼金鎮墓獸2件，一件高135厘米，局部貼金[59]；另一件高136厘米，面、胸、兩翼貼金[60]，該墓（墓群）出土的兩件鎮墓獸，與章懷太子李賢墓所出鎮墓獸形制相近，且高度在李賢墓鎮墓獸之上，隨葬品等級較高，加之位於唐代韋氏宗族墓地範圍，不排除爲唐中宗韋氏家族墓葬的可能性。 第二階段爲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隨葬貼金或描金器物的墓主可能屬於唐元功臣或內常侍。除上文提到的楊思勖外，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91），西安西郊陝棉十廠唐壁畫墓M7等。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1991）爲一唐代墓群，未見任何簡報或報告，只在圖録中予以著録[61]，從圖録中列出的器物來看，墓葬年代有前後之分，年代分別在唐太宗至高宗、唐玄宗兩個時期，其中該墓群中高宗時期墓葬出土的隨葬品詳見後文；玄宗時期墓葬出土的隨葬品有鎮墓獸、彩繪天王俑等，其中出土鎮墓獸一件，高56厘米，胸部貼金，相近形制亦見於天寶三年（744）史思禮墓、天寶四年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62]；彩繪天王俑一件高68厘米，局部貼金[63]，形制與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一樣[64]，出土相同的器物，可能昭示者墓主人身份的相似，甚至有共同的經歷，屬於同一政治集團。西安西郊陝棉十廠唐壁畫墓M7隨葬器物、壁畫與蘇思勖、楊思勖等墓相似，昭示着墓主人可能與蘇思勖、楊思勖等人身份相近，同屬一政治集團，很可能屬於內常侍系統。 （三） 其他特殊情況 貞觀二十二年（649）司馬睿墓[65]，其職事官、散官均在四五品，就斜坡形長墓道的土洞墓這一墓葬形制而言，是符合西安地區唐墓的等級[66]，而在墓室封門處安裝木門，隨葬10個彩繪陶靴木俑和彩繪貼金鎮墓獸等高等級唐墓中的喪葬因素，則是緣於特殊條件下唐高宗對這位王府僚佐的優待。 陝西西安葬於永徽三年（652）的董僧利夫婦墓，出土貼金武士俑2件，鎧甲以紅色彩繪作底，外貼金，一高60厘米，一高61厘米[67]，在墓室的東北部，從東壁向西1.7米，北壁向南2.25米的範圍內有大量的貼金彩繪漆片，據墓誌載董僧利死于隋大業四年（608），其妻王氏死于唐永徽三年（652）[68]，此貼金彩繪漆器歸屬未定，暫録存疑。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簡報所言“董僧利夫婦墓就其墓誌的大小（志石爲正方形，邊長47、厚10.5厘米。）來看，董君墓誌比西安郊區發現的隋及唐初的呂武墓誌、段元哲墓誌、劉寶墓誌、郭暠墓誌要寬，而且使用四神圖案及十二生肖紋飾較早”。呂武、段元哲、劉寶、郭暠等均爲官員，董僧利爲處士，爲何亦能用此隨葬品呢？隋唐長安地區出土的董氏墓誌中，如保定五年（565）北周大將軍廣昌公王士良的夫人董榮暉，是紇豆陵伊利的孫女，紇豆陵氏隨北魏孝文帝南遷者，改爲竇姓[69]，而竇姓則是隋唐兩代外戚，多與宗室聯姻，開皇十七年（597）隋代蜀王楊秀美人董氏似乎也是因此嫁予蜀王楊秀[70]；元和六年（811）董希逸，爲左神武軍大將都知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宣威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71]；入居宮台，內備嬪御之列的開成二年（837）贈隴西郡夫人董氏墓[72]，懷疑董僧利爲其中的一支，雖史料缺乏，無法具體證實，但董氏或是隋唐長安附近顯赫地方之勢力，或是追隨李淵父子從河東而來之元從。 陝西西安大中四年（850）裴氏小娘子墓，簡報報導出土貼金武士俑、鎮墓獸、女立俑。但貼金武士俑和鎮墓獸的絕對年代在700年前後，而女立俑的年代則在開元天寶時期[73]。 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群（1991），除出土玄宗時期的隨葬品外（已見前述），該墓群亦出土高宗時期前後的隨葬品，如彩繪鎮墓獸2件，均高32厘米，一件胸前局部貼金，一件頭胸貼金[74]，形制與貞觀十七年（643）長樂公主墓、貞觀二十二年司馬睿墓、永徽三年（652）董僧利墓出土者相同；武士俑1件[75]，高59厘米，通體彩繪，局部貼金[76]，形制與司馬睿墓、董僧利墓相同。 陝西西安裴利物暨妻竇氏合葬墓，陶俑的彩繪亦剝落，多數已難復原，從殘碎部分看隨葬品較豐富，武士俑、馬、駱駝比較高大，彩繪並貼金，裴利物的父親是裴璡，叔父是河南尹裴迥，裴利物的妻子竇氏則是河南郡太守竇懷亮之孫，駙馬都尉竇延祚之女，裴氏、竇氏祖上官宦顯赫[77]。 至於柳凱夫婦墓、張文俱墓、左才墓、西安郊區隋唐墓M590、甘肅寧縣秋樹溝唐墓（1979），甘肅秦安縣唐墓M1、西安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34號唐墓，因無更多考古材料的支撐，暫無從考證，故存疑。 由上述論述可知，隨葬貼金或描金彩繪器物的墓主人的身份多爲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李唐宗室外戚等，甚至李唐宗室外戚中的李壽、竇誕等也是在隋唐變革之際最早歸附李淵父子之人，即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時期，隨葬貼金或描金彩繪器物的墓主人可能是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這無疑暗示如果低等級的唐墓中隨葬高等級喪葬元素，不能簡單地以“僭越”制度來敘述，不妨將“僭越”的喪葬元素加以系統梳理，結合墓主人的身份經歷、墓葬形制與位置、出土器物，將其置於歷史背景中綜合考察，就能發現墓葬中的“僭越”現象往往發生在重建皇權或變革動蕩之後元從功臣及其子孫的身上，同呼吸，共命運，隸屬同一政治文化集團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後反映則是這一人群共同的經歷、相似的身份與處境，此時對政治文化的認同往往會超越族群與地域的限制，在强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之下，墓葬制度表現地尤爲明顯。康文通墓出土的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是不是同樣暗示康文通及其家族也參與到李唐王朝的“建國大業”中了呢？這一切則需要我們將康文通的家族經歷置於隋末唐初渭北諸郡的政治動向中加以考察。 四 隋末唐初渭北諸郡的政治動向 在進行具體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對渭北諸郡的地理範圍加以界定，渭北諸郡是以大業八年（612）隋代行政區劃爲基礎，包含北地、弘化、京兆、扶風、安定、平涼等郡，大部分行政區劃包含在開元二十九年（741）唐代京畿道、關內道範圍內。在地理範圍明確之後，以康文通墓爲主綫，輔以史善法、獨孤瑛、張臣合、胡演、張直等人的墓誌或相關記載，對隋末唐初渭北諸郡的政治動向做一考察。 在細緻考察康文通家族之前，不妨對康文通墓誌涉及的家族與成員情況作相關介紹。 墓誌提及的康文通“字懿，青州高密郡人也”[78]，實際已經是徹底漢化的粟特後裔[79]，在隋唐之際的關中地區，沿着慶陽—寧縣—長武一綫當分布不少粟特人，這點可從長安三年（703）史善法墓誌中得以體現，史善法墓誌出土于陝西長武縣[80]，在唐代爲關內道之邠州，其夫人爲康氏，則史善法與夫人康氏爲粟特胡人的可能性最大。由長武向北，很近即可抵達唐關內道甯州和慶州的管轄範圍，從康文通之子康玄植[81]，爲慶州樂蟠主簿來看[82]，推測康文通祖上可能爲慶州地區的豪族。 康文通終於696年，時年79歲，則其生年當在618年，而康文通的父親康鸞所授朝散大夫，最有可能是奕葉豪門的康氏家族憑藉在寧州、慶州、長安一帶的勢力，在李唐攻入關中時投靠李唐，得授朝散大夫。至於康文通家族何時投靠李唐，則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李唐至河東，初攻入關中，平定渭北之時，史載： 至河東，關中豪傑爭走赴義。太宗請進師入關，取永豐倉以賑窮乏，收群盜以圖京師。高祖稱善。太宗以前軍濟河，先定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自托焉。師次於涇陽,勝兵九萬,破胡賊劉鷂子,並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賊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來會,頓于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父老齎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勞而遣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平京城[83]。 第二種可能是康鸞是追隨胡演在義寧初歸附李唐，貞觀二十年（646）胡演墓誌[84]，提及胡演隋開皇中調補門下省録事，大業中遷武功縣令、北地郡丞。可以説大業末年，胡演已五十歲出頭，四十歲爲縣令，五十歲爲郡丞，不出意外，胡演將和其父祖一樣，終老于郡縣任上，然而隋唐鼎革，卻給胡演帶來新的機遇。義寧初，胡演以北地郡丞的身份歸附李淵，在當時關中地區錯綜形勢中，無疑具有很好的政治表率作用[85]，得授北地郡太守，後又傾私廩以犒軍，參與平定薛舉、薛仁杲父子，在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爲寧州之後，胡演繼續充任使持節寧州諸軍事、寧州刺史，兼折威軍將，主持一方軍政，後薛舉於豳州淺水原打敗唐軍，攻陷寧州高墌城，正要攻擊長安之時，在圍攻寧州時，卻被胡演擊退[86]。豳州淺水原之戰，發生在武德元年年六月，即李淵于義甯二年五月稱帝建唐，改元武德之後的一個月。可以説胡演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淺水原敗後李唐政府的被動局面，而胡演之所以能以北地郡丞的身份歸附，又擔任後來的寧州刺史，應是胡演爲相鄰的安定郡人，且隋時長期爲官安定、京兆和北地的經歷有關[87]。考慮到康鸞家族可能是慶州等地的豪族，其追隨胡演歸附李唐的可能性最大。除胡演、康鸞之外，渭北諸郡人士中尚有獨孤瑛、張直、張臣合、史索岩、史訶耽等人歸附李淵父子。 顯慶四年（659）獨孤瑛墓誌，獨孤瑛曾祖獨孤信、祖獨孤善、父獨孤祥，獨孤瑛以隋文帝挽郎起家，任安定郡丞，隋末四郊多壘，獨孤瑛環保郡城，獨固隋節，安輯士庶，境宇無虞。高祖太武皇帝龍飛晉水，鳳翥參墟之時，獨孤瑛以安定郡丞的身份來歸，因與李唐皇室與姻親關係得拜宗正少卿，後歷任顯秩[88]。顯慶六年張直墓誌[89]，張直的祖父張洛在隋代時曾任涇、延二州刺史，加之張直爲安定人，可以説張直在此地有一定的家族勢力，李淵攻入長安之後，立代王楊侑爲帝，自任大丞相，署張直爲大丞相府典籖，可以説也是利用張直家族勢力。總章元年（668）張臣合墓，張臣合的父親張明達，隋時爲銀青光禄大夫，麟州靈台縣令，隋唐變革之際，張臣合亦與其父張明達一起“密起經綸之業”，得授通議大夫、朔方道安撫大使[90]，無疑也是利用張氏在麟州等地的勢力。 五 小結 李唐攻入關中之後迅速地籠絡關中地方勢力，可以説，伴隨着北地郡丞胡演，安定郡丞獨孤瑛、張直，麟州靈台張明達、張臣合，固原史索岩、史訶耽等地方豪族勢力的相繼歸附，李淵父子迅速穩定關中局勢，討平群雄，邁向盛唐。而李唐建國元從的背景，使得地方豪族墓葬呈現出特殊的面貌，在武周時期表現地尤爲突出。基於同樣的思考，即將一些“僭越”墓葬放於“首膺義旗、地方豪族、武周時期”的模式中加以考察，一些看似不符合已有喪葬等級制度的墓葬便可以得到很好解釋。康文通墓正是在“首膺義旗、地方勢力、武周時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呈現出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且以雙室磚墓下葬的面貌，可以説康文通墓是一幅李唐武周百年政治的縮影。 附記：感謝沈睿文師的悉心指導。 附表
注釋  [1] 宿白《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頁41—50。齊東方《試論西安地區唐墓的等級制度》，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286—310。 [2] 齊東方《略論西安地區發現的唐代雙室磚墓》，《考古》1990年第9期，頁858—862、789。程義《西安地區唐代雙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頁35—41、60。 [3] 楊軍凱、孫武、馮健《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1期，頁17—30、61。彩色圖版亦見於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編著《西安文物精華·三彩》，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11年，頁55—57、62、79。 [4] 李雨生《北方地區中晚唐墓葬研究》，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3年，頁53。 [5] 程義《西安地區唐代雙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頁40。沈睿文《太原金勝村唐墓再研究》，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7—32。盧亞輝《墓葬所見唐建國及其後裔》，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106—138。 [6]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唐李壽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9期，頁71—88、61。壁畫研究參見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唐李壽墓壁畫試探》，《文物》1974年第9期，頁89—94、39。録文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4—25；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5部第3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頁13753—13754。 [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吴鎮烽、韓釗）《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重慶出版社，1998年，頁79；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151。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43—44。 [8] 王學理等《司馬睿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1期，頁44—49。 [9]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董僧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4期，頁96—105。 [10] 陝西省文管會、昭陵文管所《陝西禮泉唐張士貴墓》，《考古》1978年第3期，頁171。 [11] 原州聯合考古隊《唐史道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頁53—59。 [1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三村發現四座唐墓》，《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頁34—40、4。 [13] 陝西省博物館、禮泉縣文教局《唐鄭仁泰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頁33—44。《唐代墓誌彙編》，頁406—407。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2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頁192—193。 [14]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南偃師唐柳凱墓》，《文物》1992年第12期，頁21—33。 [15] 長武縣博物館《陝西長武郭村唐墓》，《文物》2004年第2期，頁40—53。 [16]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年第5期，頁4—16；後收入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洛陽紅山唐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64—156。 [1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東郊唐温綽、温思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2期，頁37—49；此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編著《西安文物精華·陶俑》，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14年，頁106。 [18]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遼寧朝陽唐左才墓》，《文物資料叢刊》第6期，1982年，頁102—109。《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頁203—204。 [1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南文物工作組《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頁462—466。《唐代墓誌彙編》，頁646—647。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5部第4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頁14400。 [20] 寶雞市考古隊《岐山鄭家村唐元師獎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3期，頁48—55。龐懷靖《讀元師獎墓誌》，《文博》1993年第5期，頁56—60。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頁468。 [21]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鹽池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頁43—56。 [22]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三里橋村11號唐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頁7—16。 [2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年，頁39、圖版九：1。 [24] 許俊臣《甘肅甯縣出土唐代彩繪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4期，頁109。 [25]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0—81。 [26]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77—78、82—83。 [27] 陝西省博物館、乾縣文教局《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頁26—31。 [28] 陝西省博物館、乾縣文教局《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頁13—19。 [29]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西郊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12期，頁28—34；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7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347。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頁429—457。 [3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頁904—914。 [32]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秦安縣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75年第4期，頁74—76。 [33] 王秀生、丁志清《山西長治唐墓清理略記》，《考古》1964年第8期，頁407—408、419。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183—1184。 [34] 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貞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頁43。 [35] 《西安文物精華·陶俑》，頁92—94、143—144。 [3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5年8期，頁37—51。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76圖四七、圖版九三、九四；頁77圖四八、圖版九五。 [38]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9。 [3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34號唐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2期，頁50—65。 [4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陝棉十廠唐壁畫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1期，頁23—24、25圖一九：左；彩色圖版見《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7。 [41] 桑紹華《西安三橋車輛廠工地發現唐裴利物夫婦墓》，《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6期，頁25—31。 [42]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唐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8期，頁4—19。葛承雍《新出土〈唐故突騎施王子志銘〉考釋》，《文物》2013年第8期，頁79—83。 [43] 李秀蘭、盧桂蘭《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文博》1993年第1期，頁50—51、62。程義《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陶俑年代再探討》，《文博》2007年第6期，頁37—40；後收入同作者《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頁165—170。 [44] 李錦繡《史訶耽與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訶耽墓誌研究之一》，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頁49—60；李錦繡《史訶耽與唐初馬政——固原出土史訶耽墓誌研究之二》，《歐亞學刊》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61—276。案：李氏前後二文因論述重點有異，故對史訶耽的評價略有不同，在前文著重對史訶耽經歷隋唐之際、玄武門之變、高宗武后與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三次政治變革，認爲這些變革均改變了史訶耽的命運，但又認爲史訶耽其影響力及作用是微小纖弱的。然在後文中對史訶耽在唐初隴右監牧的草創歷程進行考辨，則認爲史訶耽爲唐代輝煌的馬政做出很大的貢獻。 [45] 李錦繡《史訶耽與唐初馬政——固原出土史訶耽墓誌研究之二》，頁261—276。 [4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三村發現四座唐墓》，《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頁34—40、4。 [47] 案：秦月、秦夫《長武縣唐張臣合墓誌》一文作“麟州□室”（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文物考古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249—250），誤。 [48] 長武縣博物館《陝西長武郭村唐墓》，《文物》2004年第2期，頁40—53。 [4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東郊唐温綽、温思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2期，頁48—49。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主編《全唐文補遺》第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頁278—279。 [50] 《唐代墓誌彙編》，646—647頁。《全唐文新編》第5部第4冊，頁14400。 [51]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南文物工作組《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頁462。 [52]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三里橋村11號唐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頁7—16。 [53]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西郊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12期，頁28—34；《全唐文補遺》第7輯，頁347。 [54] 王秀生、丁志清《山西長治唐墓清理略記》，《考古》1964年第8期，頁408、圖版一〇：4、5。 [55] 《山西長治唐墓清理略記》，《考古》1964年第8期，頁407、圖版一〇：8、9，8爲收集。 [56] 盧亞輝《唐代木明器初步研究》，齊東方、沈睿文主編《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97—135。 [5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頁429—457。 [5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頁904—914。 [59]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0。 [60]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1。 [61]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77。該書定爲天王俑，誤。 [62] 《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頁116—118。 [63]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78。 [64] 《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頁119—121。 [65] 王學理等《司馬睿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1期，頁44—49。 [66] 宿白《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頁41—50；後收入同作者《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頁148—159。 [67] 《董僧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4期，頁96、頁98圖二：1、頁98圖二：3。 [68]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董僧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4期，頁96—105。 [69]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44—246。 [70] 〔清〕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六蜀王美人董氏墓志铭，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吴兴劉氏希古樓刊本，1985年，頁167上-下。 [71]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頁824—825。 [7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年，頁103。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4部第1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頁8946。 [73] 李秀蘭、盧桂蘭《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文博》1993年第1期，頁50—51、62。程義《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陶俑年代再探討》，《文博》2007年第6期，頁37—40；後收入同作者《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頁165—170。 [74]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2—83。 [75] 案：此貼金武士俑亦見於《中國古代鎮墓神物》，頁149，當是據《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圖片翻版製成。 [76] 《陝西新出土文物選粹》，頁84。 [77] 桑紹華《西安三橋車輛廠工地發現唐裴利物夫婦墓》，《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6期，頁25—31。 [78] 《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29。 [79]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40—41。 [80] 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頁271—272。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墓誌拓片目録》（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38。 [81] 《唐康文通墓發掘簡報》，頁17—30、61。 [82] 案：慶州，唐屬關內道，樂蟠，在今甘肅慶陽南部合水縣。 [83] [后晋]刘昫等撰《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頁23。 [84]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6—79。張雨《新出唐胡演墓誌與初唐司法政務》，《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3期，頁157—173。段真子《論隋末薛舉政權之失敗—以〈胡演墓誌〉、〈賀拔亮墓誌〉爲中心》,《文獻》2014年第3期，頁81—90。 [85] 《新出唐胡演墓誌與初唐司法政務》，頁160—161。 [86] [宋]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鑒》卷一八五、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5801、5806。 [87] 《新出唐胡演墓誌與初唐司法政務》，頁161。 [88] 《西安新獲墓誌集萃》，頁48—50。 [89]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140—143。 [90] 長武縣博物館《陝西長武郭村唐墓》，《文物》2004年第2期，頁40—53。 [91] 案：此欄若無特殊説明，則爲貼金器物。 該文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4期，此據作者原稿。感謝盧亞輝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虛文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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