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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前几天憨憨曾疑惑说：“古代大臣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一起开会是各自讲各自的方言吗？那多热闹……” emmmm，这道题没超纲，墨酱会。在古代，也有类似“普通话”的一种语言，方便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流。 这种对语言的统一，通常与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有关。 （注：为方便行文，直观呈现，下文民国以及之前带引号的“普通话”=统一的语言。）  对语言、文字的统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我们该记得，周朝是诸侯分封统治的，为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之间的进贡问题以及政治交流的便利，于是对文字进行了统一。 此外，周朝贵族圈内通行“雅音”，雅音就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关中话。雅音只局限于世家贵族内部使用，这种阶级性的语言，主要是为了保持贵族的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阻碍普通子弟学习文化知识。 《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的是孔子讲学或参加其他社会活动，用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可以看作孔子在身体力行地推广“普通话”。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不仅统一了中华民族，而且对中华文化的统一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也对语言文字的进行了统一，秦朝的“普通话”承袭周地的关中话。 到了西汉，都城同样在关中地区，因此，那时的“普通话”基本上继承了周、秦时期的雅音。 而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开辟，我国西部和中亚地区的很多文化随之涌入，语言系统也增加了新元素，外来词汇和发音风格也融入了当时的“普通话”中。 再到东汉时期迁都洛阳，地域的变化也很大地影响了“普通话”的发展，形成洛阳雅音。 此后的晋朝，同样是以关中话作为“普通话”。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朝长期被少数民族政权把持，汉族政权被迫从北方转移到江南地区。上层阶级从晋朝都城洛阳先后迁徙到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一带生活，都城也迁到了金陵（今南京地区）。洛阳地方的“普通话”也被带入江南，后来逐渐形成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混溶的建康雅音。 随后，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隋以南方王朝为根基，所以那时的“普通话”在南方吴音的基础上，融合了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隋末，扬州由于经济上繁荣，扬州吴音也一度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 李渊建立了唐王朝，唐朝使用的“普通话”就是唐朝都城长安城（今西安地区）的口音。随着朝代的更替，北方方言再次占领“普通话”的高地。  随着唐王朝倾覆，赵宋王朝定都东京（今开封），就近原则，宋王朝以洛阳话为语言标准。 从宋代开始，这些统一的语言也叫“通语”。 我们知道，苏轼曾被贬到海南。他在那里兴办学校，讲课使用“通语”，其他有识之士与后来他的学生在其影响下，也纷纷用“通语”进行教学。对“普通话”的推广做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苏轼也是一位相当有想法、有远见的人。 到南宋末年，汉族政权彻底瓦解，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以大都（北京）话为“普通话”。而也正是从金、蒙古政权起，原始的汉族北方方言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也就是说今天的北方方言，多半是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发音的混合。 蒙古政权只有短暂的辉煌，接下来是粉墨登场的是朱元璋与明王朝。 明初有一场大移民活动，河南、山西居民大量迁往山东，江南地区居民迁往苏北，湖南居民向四川迁徙。在此过程中，北方地区口音逐渐开始恢复，但是仍然夹杂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表达方法和口音。而南方地区只有长江下游部分区域口音能称之为“普通话”。 为了解决口音问题，更好地实现中央集权，朱元璋命大臣们整理出《洪武正韵》。其实就是人为地创造出一种“普通话”，编撰的原则是“以中原雅音为定”，这里的“中原雅音”可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中原地区的语音，在当时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其实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统一全国读音，创造出“下江官话”，也就是后来的江淮官话。不过朱元璋对该书成书并不是很满意。 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即便在永乐年间迁都到北京。一来，随着迁都，大量南京人迁居到北京，甚至占北京人口一半；二来以南京口音为“普通话”是上层统治者不好更改的“祖制”。 可以说，自始至终明朝的“普通话”都与北京话无关。 也正是在明朝，这种统一的语言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官话。官话，首见于明人张位所著《问奇集》，顾名思义，就是官员之间沟通时说的话。“官话”叫法通行于明清两个朝代。 墨酱以为，在这里不能简单地把官话理解为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语言，因为，明清两朝，做官有回避制度，官员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做官。无论在京城还是到外省，出于工作需要，官员们就要学说官话。 官话在明朝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没有所谓“统一标准”，大致是以都城所在地的语音为参考。 随着清朝入关，清统治者对聚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进行镇压，那些汉人是明文化或者说汉文化的传承者，随着他们的消亡，汉文化影响范围大大缩小了，北京口音顺利成为“普通话”。 与此同时，大量满、蒙居民也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特点带入到北京地方话口音中。比如今天的普通话中的儿化音，就是满蒙少数民族语言发音的特点。也正是在此期间，北京话基本定型。 在此之前，官话大抵只是大部分官员们自愿的、约定俗成的，而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强势规定官员异地工作必须学会官话，要与当地百姓能够直接对话，而不是需要“翻译”。执行公务的场合，上殿陈奏、宣读训谕、审断词讼之类，更必须使用官话。 除此之外，还要在全国各地设立“正音书院”，8 年之内在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并规定 8 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等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 那时，夹杂着地方口音的、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蓝青官话”。相传，广东人梁启超就因为讲不好官话吃了不少亏，他受光绪帝接见时，语言无法让才识准确传达给光绪帝，导致应受的四品官衔降至六品；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也因官话讲得不好，导致广大学子们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总结一下，成为“普通话”次数比较频繁的是关中话、洛阳话、金陵话、北京话。  1902 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当时日本正在推行国语（东京话），他深受启发，回国后向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大臣张百熙建议，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更名为“国语”，从此“官话”这一名称成为过去式。 民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一次声势较大的“国语”运动。经过反复争论和探索，最终统一认识，确定以北京语音为的标准音，称为“国音”。又有“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作为国音的原则。 关于选定“国语”的过程，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不过后来证明这最多只能当做段子听，实际上，北京话早已融合了南北元素，有更好的为人们接受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5 年，“国语”更名为“普通话”。明确了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语言，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选择。还需明确普通话的推行，不是为了消除方言，而是为了提高交流效率、方便各地经济文化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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