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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国古建筑中的穿斗架量大面广，传承久远，做法多样。调研发现，即使是作为原生代表的苗居、侗居穿斗架，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小差异，分属不同的技术子系统。在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涉及到穿斗架技艺的就有9项22处，分布于湘、鄂、渝、黔、桂、皖、苏、浙、闽、赣等地。而在此名录之外，还存在大量各具特色的穿斗架。多样性必然产生分类需求。我国木构架分类研究很早就已开展，已逐渐形成以抬梁式、穿斗式为主要类型的共识。不过，何为穿斗架，长期存在不同理解，比如，大理民居构架就有属于“抬梁式”和“穿斗式”完全不同的判断。从学术史看，对穿斗架的认知和界定是一个不断依据新发现而加以调整的过程。对此，拙文《穿斗架的发现与定义》[1]在归纳相关成果基础上，重申了诸多前辈学者已多次指出的穿斗架之本质，其关键核心不外乎两点（可称之为两个“基本点”）：一是柱檩结构，以柱头承檩；二是拉联式构架，柱间由水平构件采取穿、插等方式加以拉联而“构”成整体。这是穿斗架的界限，也是鉴定穿斗架的标准。一个构架如果满足上述两个基本点，不管其穿枋断面多大，也不管是什么样式（直枋或月枋），本质上就是穿斗架，比如“插梁式”即穿斗架之一种。此外，在鉴定中，我们关注的是“构架”，即由多榀屋架构成的框架，而不仅仅是局部做法。作为一个结构系统，必须强调其整体性。穿斗架是整体上采用穿斗式做法、全身蕴含和贯彻“穿斗精神”的构架。不能一见到局部采用类似抬梁式节点做法，就称作“混合式”。事实上，抬梁架中也吸收了穿斗之法，比如厅堂式结构其梁尾插于柱身，使用“顺栿串”、“丁头栱”、“穿插枋”等构件。各地穿斗架的共性，除了上述两个基本点外，一般还存在跨越行政区、民族聚区或文化圈的其他诸多特点，刘敦桢早就注意到，“（四川木构架）其一部曾见于湘鄂赣诸省，另一部则与江浙等省类似。惟正心檩下之心柱及檐下挑梁，乃四川特有之结构法”[2]。我们调查也发现，大理白族穿斗架与丽江纳西族、昆明一颗印近似，多采用叠枋做法；黔北仡佬族穿斗架与湘西土家族的比较接近，满穿拉通较为常见；黔中安顺一带则与赣中有较高相似度，柱枋简洁，堂屋升高；甚至相隔数千里的陇南白龙江流域穿斗架与豫西南的内乡、苏中南通等地也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如，中柱落地的五檩屋架较为常见。至于江浙、闽粤等地月梁或弯枋的使用等共同点，更无需赘言。具体到某个特定地区，穿斗架还存在“系列化”现象，形成不同进深、不同用柱和不同装饰程度的排架设计。以上诸多关联，使得不同穿斗架共同组成一个亲密的“大家族”。各地穿斗架分类没有统一标准，通常有三种情形（有些则辅以空间或形象进行分类，如大理地区的明楼、闷楼、挂厦楼等；侗族民居则有“八字型”水面、一字型水面，抬头屋、伞形屋，单爪屋、双爪屋等。）：一是按规模，如《鲁班经营造正式》列有“三架屋后连一架”、“五架屋”、“九架屋”等数种，或“几柱几瓜”之类；二是按等级，如婺州民居木构架被分为“豪华型”、“普通型”（文献[3]：81.）；三是按构架组织形式，如潮州民居木构架分为“柱列式”、“柱扇式”（文献[4]：185.）。试图从更广大区域进行分类的，如，1980年前后陈明达按柱子和穿方的配列方式分为五种（第一种，全用落地长柱；第二种，落地长柱与瓜柱相间使用，仍用通长穿方相联系；第三种长柱、穿方的用法同第二种，而瓜柱均只穿过一方，叉立于下一方之上，瓜柱长度均相等；第四种，立柱、瓜柱用法同第三种，下两根穿方只用短方，与近檐处穿过两柱；第五种，是在长柱上用人字斜梁，檩条放在斜梁上[5]。），但所据资料仅限于四川、湖南、广西一带；2004年孙大章从柱、穿组合方式所提出的穿斗架四种形制（文献[6]：322.），由于其所遵照的穿斗架定义仍是细柱扁枋的经典式样，故分类结果与陈近乎相同。而林琳、朱永春的穿斗架分类探索[7]，尽管所依据的仅是福州三坊七巷资料，因采用“运动的观点”建立了有一定通则性质的类型图谱，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总的看，穿斗架分类的全局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均有不足，“分类为何”的理论思考尚有待加强。也只有明确了分类目的和线索，探讨“如何分类”才有意义和方向。穿斗架分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方便检索或者便于辨认，更重要的是建立分类单位及其等级结构，揭示不同穿斗架之间的亲疏及亲缘关系，以便作出最大数量的正确概括。何谓“亲疏关系”？即两者或多个对象之间相似度。何谓“亲缘关系”？是指与共同祖先的关联度。以亲疏关系为基础，探索其亲缘关系，可深入揭示不同穿斗架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这一亲缘纽带通常因不同程度修改而被掩藏了，要由分类将它部分呈现出来。建立亲缘关系是我们的主要分类目的，亲缘关系是主要分类线索。“共同祖先”、“亲缘关系”等用语，取自生物进化论及其分类学。自达尔文提出共同祖先学说以后，生物分类有了科学解释，并为分类实践所验证。其思路是，假定某一分类单位的几个成员，作为后裔从一共同祖先处各自分享了一份共同遗产，它们彼此之间较之没有这种关系的物种将会有更多的共同性状（文献[8]：101.）。此论在考古类型学、语言分类学得以广泛应用。在我们看来，建筑演化与生物进化也有相通之处：具有定型化和类型化特征的传统木构架，在传承中具有遗传性、变异性，继而生成新的木构架类型；在不同地区，由于变异的方向和进程不同，生成不同样式，最终形成当前的木架地域分布格局。相关事实与推理如下：（1）各地穿斗架存在不同的固有做法。这些固有做法是大木匠师的知识基础，并在实践中举一反三，进行调适变动。其中有些变动或被竞相仿效，成为新的地方标准做法。（2）穿斗架各地特色，反映了不同演化方向或演化阶段。总体看，在穿斗架区域，以贵州、湘西为中心，愈是向西、向南地区，其穿斗架所保留的古老痕迹愈多，而愈向东、向北，则愈趋同于抬梁，趋向于脱离穿斗之法。穿斗架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大体展现了其构架演化历程。这种现象或可借用张良皋“平摆着的建筑史”之说。如此，通过比较各地穿斗架异同，或可建立穿斗架演化序列，穿斗架的时空两方面因而得以联系起来。3）穿斗架拥有“共同祖型”。基于的事实是：分布于南方广大区域的穿斗架虽各具特色，但皆拥有柱檩体系、穿插构造等共性。这种相隔千里的相似性，当前只有“共同祖型”方可合理解释，即，穿斗架相似性来自于“祖型”，多样性来自于演化。正是因为拥有共同祖型和不同的演化轨迹，穿斗架逐步形成了亲疏有别的庞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中，各成员因演化起点、方向和进程有别，加上相互间的交融，形成相当复杂的内在秩序。对这些序列和亲缘关系的揭示，是穿斗架分类的基础。建构穿斗架亲缘关系必须基于特征（性状）的比较。我们主要从构架构成、构件形态、构造榫结这三方面着手：构架构成反映了柱枋檩瓜等构件的组合方式特征，构件形态显示了柱枋瓜等构件尤其是穿枋的形状、大小，构造榫结方面深入到构件间连结节点特征；此外，营造方法及技术也清晰地显示了构架的生成过程和逻辑，虽非构架的本体，亦是重要考量方面。过往经验表明，在这些特征要素中，抓住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进行分类或命名，如，“五柱四瓜”是有关构架构成方式的；又如“插梁式”是基于构造结点和构件形态的，等等。由于构架、构件、构造、营造等方面紧密关联，相互联动，但每一方面的分类价值大小不同。为了明确分类依据，确定各方面特征要素的不同分类价值，确保抓住关键点进行分类研究，有必要考察穿斗架演化逻辑及其动因。穿斗架在汉代已很成熟，并逐步发展成为南方木构架主体。穿斗架形成、成熟及其流布南方全境的这一漫长过程，已不能复原再现。但我们相信，如同物种进化，木构架在我国曾经亦有过多样尝试，大多最终要么灭绝，要么沦为次要角色（留存至今的一些另类和濒危木构架类型就是其遗存（朱光亚. 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编. 东方建筑遗产·2008年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9-37.））。在这长期的“物竞天择”中，最终唯有具备极大优势的成熟穿斗架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穿斗架也处在不断演化中，形成多种样式。穿斗架演化遵从什么样的逻辑呢？这里从穿斗架的“共同祖型”探讨开始。穿斗架的“共同祖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穿斗架的原始雏形，由此逐步生成地道的穿斗架，此种祖型含义注重的是穿斗架的发生逻辑；二是指流布至其他地区的成熟定型的穿斗架，具有先进性和传播优势，此种祖型含义注重穿斗架的传承逻辑。我们关注的是祖型的第二种含义。广州出土的东汉陶屋，显示了早期穿斗架做法（图1）：由柱承檩，再用穿枋、地栿把柱子联结起来，构成一榀横架；其后，以牵枋拉联相邻横架，形成建筑整体屋架。为确保构架稳定，可增设穿枋、牵枋。当然，明器陶屋并非真实建筑物，如，檐部挑枋未作示意，横架也仅作三柱而已。这种古朴的成熟穿斗架，在闭塞的湘西武陵山区还有传承，其中永顺穿斗架为典型代表。 图1 东汉陶屋中的穿斗架（图片来源：文献[15]：185）
在早期，构架稳定性是最大难题，由于结构经验少、信心不足，穿穿拉通、柱柱落地是理想选择，永顺穿斗架就具备其中某些特点：柱枋整齐、密集，构件无刻意装饰，原原本本地展现着穿斗架形象。其营造技艺也甚古朴：榫卯类型不发达，仅柱脚等使用少量燕尾榫，大多以整枋充作无肩直榫；榫卯制作简单，未见周边地区较高技艺水准的“套签法”；杖杆仍为竹制。重庆石柱县穿斗架，柱柱落地，亦颇具古风（图2）。1 湘西永顺的穿斗架（穿穿拉通）；2 重庆石柱的穿斗架（柱柱落地）综上，作为成熟构架的穿斗架祖型（图3），其基本特征有：（1）构架构成上：柱头承檩，柱柱落地；穿枋拉联柱子，穿穿拉通；由穿枋出挑承檐；（2）构件上：穿枋为通长扁形断面木料，仅起拉联柱子的作用，除兼作挑枋外，一般不承重；（3）构造和营造上：以穿枋整体穿串柱身为结点方式，采用涨眼法安装。就其构成看，可称之为“满枋柱柱落地”穿斗架。图3 穿斗架祖型复原示意图（满枋柱柱落地）（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祖型穿斗架在营造便利性、构架稳定性、空间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显著，为其他木构架如大叉手、纵架木构、井干式结构所不及：（1）低技术：采用简单的直榫技艺搭建，易于掌握应用，这是职业木匠出现之前穿斗架流布的前提条件；（2）结构牢靠：直榫尽管简易，却很有效，采用“涨眼法”、“销法”等安装方法确保可靠；（3）空间可扩展：因为是穿穿拉通（满枋），意味着进深方向每多一柱即需增设一穿枋，因此确保在构架增大的同时其结构牢靠度也得以补强。上述祖型是穿斗架大家庭中的共同祖先。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探索的穿斗架“祖型”，并非完全基于考古学的方法。因为在我们看来，“祖型”同时包含有制度化的“形制”意义，即穿斗架的共同祖型，本质上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标准”穿斗架式样。有了这个标准，匠人们可尝试进行多种适应性改变，进而演化出不同穿斗架变体。祖型的这种理想形制意义，是生物的“共同祖先”所不具备的，这大约是穿斗架演化与生物进化的最大不同之处。依据上述“平摆着的建筑史”研究思路，排比各地穿斗架做法，建构穿斗架演化脉络。我们发现，相较于祖型，各地穿斗架呈现“强化”或“偏离”这两种情形。据此，我们设想在穿斗架的流布过程中，祖型分别沿着“强化”、“偏离”这两个相反路径演化（图4）。“强化”可称之为“表现性”演化，是对祖型技术及形象特征的延续、夸大，如川南凉山彝族建筑。具体做法有：加密柱枋，形成近似“编织”的形式意向；增多挑枋、挑架，多层悬挑叠升，异常轻巧。表现型穿斗架具有特定的社会需求和装饰意义。“偏离”走向，是指穿串拉联做法趋于减弱，有两条路径：一是与其他原生木结构相结合，可称作“地方化”，比如，与人字形木构架结合，在穿斗架结构上架设斜梁；或者层叠枋木，局部借用井干做法。它们一般可见于历史上相对闭塞地区，如广西百色，云南文山、大理等地。二是“抬梁化”趋向，其典型样式为：中柱不落地，穿枋跨空，枋木断面粗大，穿柱改作插柱，构架组织和梁枋尺寸形态等与抬梁架已很近似。“抬梁化”现象通行于我国南方绝大部分地区，是穿斗架演化的主线。穿斗架的抬梁化趋向，早有学者提出，陈明达认为：“厅堂结构，是由原始的穿逗结构和柱梁结构发展而来，似乎无须多作讨论”（文献[1]：67.）；张十庆探讨各种结构演进时也指出：“在木结构建筑的演进中，无论是层叠结构，还是连架结构（笔者注：连架结构主要指穿斗架），其主流最终皆趋同于抬梁做法，也就是说，抬梁做法是木结构建筑中空间适用下最好的选择”[11]。穿斗架的演化路径（表现化、抬梁化和地方化）必然生成相应的穿斗架样式，此即穿斗架类型。这就是演化与类型之关联。演化具有阶段性，分类就具有层次性。借鉴生物学界的纲、目、科、属、种的分类做法，至少可把木构架分为“式”、“类”、“型”等类别层次。式，包含抬梁架、穿斗架、密肋平顶、三角架等数种，是木构架类别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为“类”，根据上述穿斗架的演化走向，可划分三大类别，即：抬梁化类、地方化类、表现化类。每一类还可再细分为若干“型”，是为第三层次。“型”之下，还可进行更多层次的分类。“型”是下文探讨的重点。型，作为穿斗架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如何辨别或建构？我们认为，对于多序列的演化，通过厘定穿斗架演化维度及其样式，建立各维度的系统性和联动关系应是有效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须时刻把握穿斗架的极点或边界。穿斗架的“抬梁化”过程，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形态改变：一是穿枋趋向于“梁”（“梁”与“枋”相对，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梁，搁置于柱头；枋，则穿插于柱身。穿斗架中的“梁”，大多其实是“梁化枋”。不过，习惯上仅以断面大小形状来判别梁枋，本文因之。），此时，榫头或从枋身分化出来，枋身由此获得在尺度和造型上的灵活性；二是穿枋组织趋同于“抬梁”式样，出现逐层“抬枋”做法（抬枋或被称作“抬担”“抬驮”“抬楼枋”等）；三是穿、插榫结趋向于搁置榫结（由三维固定形式到二维固定形式（二维固定形式榫卯，注重相邻构件的固定和定位，以防错位和移动；三维固定形式榫卯，注重构架的拉结联系，追求防拉脱做法，以求整体的框架。见：文献[11].））。此外，立架由先装后立、整榀拉立，改为分件边装边立。为直观起见，可建立穿斗架的形态演化模型（图5）：在以构架、构件、构造界定的穿斗架立方体中，维度变化生成新的类型。实际中，因各维度间相互制约和联动（比如，若穿枋断面增大（构件维度的改变），柱枋构造节点（构造榫卯维度）就不能保持整枋穿柱不变，而是相应采取插柱或挂柱之法。），穿斗架类型的生成并非连续，往往是跳跃式的。 图5 穿斗架抬梁化的模型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穿斗架的“抬梁化”，是囿于穿斗架范畴而不断突破祖型、趋于抬梁架的过程，呈现明确的序列：与祖型相似度愈高，其出现愈早；反之，则出现愈晚。由于演化是系统性的，要素变化成套成组出现，演化的每一节点皆形成一种特定类别。我们注意到，在抬梁化过程中，穿斗架在构架、营造、构件、构造四个方面依次出现关键性变化，构成四个主要演化节点，与之对应形成四个穿斗架亚型，暂命名为“柱瓜穿枋型”、“插枋型”、“插梁型”和“箍梁型”（图6）。图6 穿斗架的抬梁化过程与类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抬梁化的边界极点就是苏州民居中的平房、楼房及部分厅堂的构架（文献[12]：227-274.）。这些构架采用了极富特色的“固豆（固头）之式”榫卯（图7），使得外观上看起来是由梁头独立承托檩条、实际上是梁头和柱头共同完成的。“固头式”榫卯特别之处在于：由于梁的断面过大，在梁头作箍头榫（留胆）安入柱头开口的同时，柱头也向上穿透梁身，出头与梁头留胆的上皮近乎齐平，檩端下面开刻搁置其上。从柱头穿梁的做法来看，固头式榫卯具有强烈的穿斗精神，但因此也遮掩了柱与檩的构造关系，造成了“柱承梁、梁承檩”的假象。而一旦由梁、柱共同支承檩条，其构架类型已非抬梁，亦非穿斗，当属抬梁式与穿斗式的混合。图7 苏州木构架及节点（图片来源：左：崔晋余. 苏州香山帮建筑[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51；右：作者自绘）
在边界极点至祖型之间，穿斗架的每个演化节点皆有主导要素，并逐步递进。首先是由空间需求引发的构架简省，逐层抬枋的构架组织方式随后出现；其次是由立架和安装方式引发的转折性变化，通长穿枋演化为柱间段枋；其后是分段穿枋进一步梁化，穿枋尺度和形态演化成为真正的“梁”，插于柱身，并增设固结件；最后，柱穿插法改为“箍”法，仍延续拉联精神，但穿斗架已接近解体了。为增大无柱空间，节省长料，部分柱不落地而成为瓜柱。此时，穿枋不仅用来穿串柱身，同时也是一把把“秤杆”，具有部分“梁”的功能，承受瓜柱荷载。瓜柱柱脚与穿枋的搭接做法有三：穿、骑、坐，其中以瓜底开口骑于穿枋之上最为常见。除此之外，构架总体上与祖型做法相同：以通长的板状穿枋逐一穿串柱身（穿枋一般厚1~2寸，高4~6寸，为便于穿串柱枋，穿枋先入柱眼的一端断面略小，依次递变），构架采用“涨眼法”拼装、整榀拉立，整体性强。此种构架以“瓜”和“穿”为特色，暂命名为“柱瓜穿枋型”。柱瓜穿枋型是穿斗架中最为常见的样式，遍布白龙江流域、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以贵州、湘西、桂北、渝东等地为典型。参照孙大章的研究（文献[13]：322.），依据瓜柱、穿枋组合减省情况，有满枋满瓜、满枋跑马瓜、减枋跑马瓜等情形（图8）。图8 柱瓜穿枋型（图片来源：文献[13]：322）
与“穿枋型”采用通长穿枋不同，此种穿斗架习用段枋插于柱身，或逐段接续成为看似通长的一根。段枋插于柱身的做法，在湖南澧州一带称作“花穿”或“翻金”之法，意指在金柱两侧的穿枋错位穿插，犬牙交错，令人眼花缭乱。“花穿”具有省料的优势，适宜用于加建扩建。在黔东南肇兴侗寨，我们还见到除了“顶川”之外几乎全都采用段枋的构架。此时，穿枋端头插入柱身，相邻穿枋之间以龙舌榫、鸳鸯榫等榫卯加以接续，使得构架看起来与上述常见的“跑马瓜”做法并无明显差别（图9）。不过，以段枋替代通长之枋，是一种革命性的转折点。此种构架，我们命名为“段枋型”（插枋型）。“段枋型”实质是对既有穿斗架的一种“解构”，原先僵硬的构架被“打碎”了，“瓜柱+瓜枋”成为构架的最主要构成单元（图10-3）。至此，构架以“瓜柱+瓜枋”为单元自由增减；而段枋的枋端作榫头，插入柱身，安装时就无须整个枋身穿过柱身卯眼，穿枋形态因此可不再受卯眼约束而获得自由，“枋”的真正“梁化”成为可能。自此，细柱扁枋的穿斗架特征逐渐消失，“肥梁胖柱”做法日盛。 1 搭架安装；2 高空作业；3 构架单元组合和枋木接续榫卯“段枋型”是在应对立架方式由整榀拉立改为逐件安立的过程中出现的。通常，穿斗架是“先穿再立”，也就是先在地面上穿架，再由数十人推拉扛抬，使之竖立到位，最后安上牵枋檩条等拉扯稳固。此法可称之为“整榀拉立”。整榀拉立，构架整体性好，施工速度快。为此，穿架时，需要大力锤击柱、枋，以做到严丝合缝，结合牢靠，此即“涨眼法”安装，需要在地面上由多人配合方可进行；立架时，则需要有数十人用绳索和木料等既拉且推，喊着号子、放着鞭炮、一鼓作气完成起架，不到半天功夫就可钉椽盖瓦了。此法非常适合具有互助传统的乡村，某家建房，各户皆出人出力，参与施工人员甚众。而在城镇中建房，无此富余人员条件，整榀拉立之法难以施行，加上如果场地逼仄，推拉更有不便。此时，逐件安立之法是必然选择。其法是：先搭简易脚手架，以扶持落地柱，之后三五名工匠攀爬其上，逐段安插穿枋及“瓜柱+瓜枋”的组合单元，再钉栓固定。立架、安装同时进行，施工虽慢但仅需数人即可（图10-1，图10-2）。此时，如果仍然采用过长穿枋以及涨眼法安装，高空作业极为不便，几乎难以开展，故而段枋而非通长之枋、插柱而非穿柱的“段枋型”做法得以产生。段枋型构架以侗族城镇民居为典型，因枋木接续需要，其榫卯尤其发达（图10-3）。事实上，也只有榫卯技术成熟，插枋型构架才有条件形成。因而插枋型构架是建立在较高技术基础上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穿斗架类型。不过，此种穿斗架通常也仅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且处于过渡状态，因为在装饰意识的推动下，这些脱离穿斗架固有束缚的穿枋构件及其节点，很快就演化为“插梁型”构架。3. 插梁型（此命名由孙大章提出，称之为“插梁式构架”，被认为是与抬梁式、穿斗式相并列的构架类型。本文认为插梁型是穿斗架的一种。）“插”、“梁”两字，精准地概括了此类构架特征。梁枋端头插入柱身，是构架第一大特征，即：端头变薄、变窄，作成榫头，插入柱身，再安钉销栓，以防拉脱。此处“插”与“穿”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枋端缩小穿过柱身，后者枋端即榫头，整个穿过柱身。柱与梁枋间采用插法而非穿法，是穿枋的“梁化”所致。穿枋梁化即为另一主要特征：其枋的断面大小及形态，有时与“梁”毫无二致，且更丰富多样。梁化后的枋木（虽名之为梁，实仍为枋），有直梁、月梁样式，每种样式分别又有扁作、圆作之别，断面比例亦或不同，有些更作拱形、涡卷形、双向弧形等，极富装饰性。同时，在柱梁檩间增设富有装饰意味的替木、斗栱等固结件，以补强因梁枋等构件变大所导致的节点构造之不足，也是插梁型构架的重要特征。在构件、节点改变的同时，构架整体也趋向于抬梁样式了：少柱多瓜，瓜柱架于梁上，梁头插于瓜身（柱身），多层垒叠、逐层内收，形成坡形屋架（图11-1，图11-2）。1 浙江武义俞源俞氏宗祠；2 安徽黟县西递村敬爱堂；3 湘西永顺民居的斗枋样式（图片来源：1：陈志华，李秋香. 宗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05；2和3：作者自摄）穿枋的“梁化”，是插梁型生成的关键。“梁化”的前提条件是上述的段枋及插柱之法，由此解放了枋身；而梁化之动因，当来自于审美和装饰需求。在传统观念中，梁枋以粗大、柔曲、雕饰为美，一旦条件允许，总会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梁化或装饰化首先发生在斗枋上，因为斗枋事实上是插枋，枋身具有一定变化的可能。这种发挥枋木等构件的装饰潜力的诉求，连在穿斗架尤为古朴的湘西永顺地区也普遍存在（图11-3）。尽管“插梁型”样式繁多，有些已酷似抬梁做法，但只要是柱头承檩、梁枋插柱的关系未变，其构架仍未超出穿斗架范畴。随着穿枋的粗大，瓜柱一般只能“坐”于其上，但有些则坚持采用“骑”法，比如闽南地区的“木瓜鸭脚筒”、江浙皖一带的“鹰嘴”等做法，成为独特装饰。插梁型穿斗架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华南地区。在闽东、闽北等地，有些插梁架采用纵架或横架大额枋托梁做法，以形成更大无柱空间，这是插梁型中一种特别的构架做法。此种构架特别之处在于：梁枋一端作箍头榫，安入（瓜）柱头开口中，另一端或同此法，或作榫头插入（瓜）柱身；同时，柱头作椀口，承托檩条（图12）。对照穿斗架两个基本点，此种构架仍保持柱头承檩，仍具拉联精神，还是属于穿斗架范畴。但确已处在穿斗架的边界极点上：比如，梁头或有参与承檩，因而“柱承檩”不再纯粹；以梁枋串联柱头，已非常见的穿插之法；同时，构架组织及梁枋形态也十分类似抬梁架。此种构架以“箍头梁”为特色，暂名之为“箍梁型”。箍梁型是穿斗架演化的最后形态。1 陕西汉中东正街某住宅；2 广西忻州莫土司衙署；3 江苏扬州乡土建筑常见构架（图片来源：1和2：作者自摄；3：梁宝富. 扬州民居营建技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283）需要注意的是，“箍头梁”其实质为“枋”，此处称作“梁”，乃是遵从南方地区习惯称法（比如有称作“箍梁”的）。事实上，穿斗架中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如同抬梁架中的梁的（搁置于柱头上的梁）。此类构件在清代官式建筑中也有使用，是用于梢间或山面转角处与角柱相交的檐枋，其名为“箍头枋”。作为核心技术的箍头榫，本是穿斗架中的常见榫卯，用于两榀构架间的拉联构件（纵架构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上梁用的“大梁”（随檩枋），其两端均作箍头榫，安装时卡入中柱柱头的开口中；其他落地柱的随檩枋榫卯也多用此法。为使两构件端头能够水平接续，还有采用两半箍头榫合一的做法，如黔东南苗居的檩条、安顺等地的随檩枋（图13）。箍头榫有很强的拉结力，又有箍锁保护柱头，是极为优秀的榫结做法。可以想见，作为一种成熟的、有较强适应性的榫卯，箍头榫从当初在纵架上使用，再扩展到横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举使得整个构架的榫卯更趋于统一简明，是构架技术的进步。此外，箍头榫安装便利，可借助重力卡入柱头开口即可；而箍头本身又具有装饰潜力，以至有插梁采取包镶出头模拟箍头的做法。1 黔东南苗寨檩条箍头榫；2 贵州安顺随檩枋箍头榫箍梁型穿斗架在核心区之外广泛分布，在秦岭、淮河南部沿线地带，以及湘南、岭南等地建筑中尤为多见。有些则与抬梁架相并行，比如徐州、淮安等地。箍梁型穿斗架其梁枋多为直梁圆作，少装饰，风格质朴。祖型穿斗架与地方其他原生木构结构相结合，虽非演化主流，亦是重要方向，这里权称作“地方化”。常见有两种情形：与斜梁结构结合；与井干式结构结合。此类构架做法主要有三：一种是“完整的穿斗架+斜梁”，即在穿斗架檩条上顺坡放置斜梁，咬合交汇于脊檩；每开间或安置多对斜梁，在斜梁之上再搁放与之垂直的分布较密的第二重檩条（椽子），以承托望板（图14-1，图14-2）。第二种是斜梁直接架在柱头上，或局部嵌入柱头开口内；斜梁从脊柱贯通至檐部，出挑承檐；斜梁上搁放檩条，设木楔或开椀口以防下移；檩条与其下柱子可不对位（图14-3）。第三种是斜梁完全嵌入柱头开口内；斜梁上皮与柱头齐平，一般不出挑承檐；柱头承檩，同时增设檩条，于斜梁上开椀口安置（图14-4）。至此，原本作为独立构件的“斜梁”已几乎完全融入到穿斗架之中了。1 云南兰坪普米族住宅；2 云南昆明民族文化园某建筑；3 广西隆林张家寨住宅；4 贵州遵义海龙囤住宅（图片来源：1：文献[16]：169；2、3和4：作者自摄）斜向构件在商周官式建筑中还有使用，后被摒弃，仅在地方建筑中局部保留。河南、苏北等地使用斜向构件的木构架，多延续大叉手原意：斜木底端嵌入梁身，上端相互咬合、抵牾，受力方式为轴心受压，是一种斜柱；在南方穿斗架地区，这些斜木通常架在柱头或檩条上，为受弯构件，因而是斜梁。这也是“斜梁结合型”这一命名的原由。斜梁是纵向构架转向横向构架的一种遗留，随着横架体系的形成与成熟，斜梁原有功能丧失，遂逐渐退出木构架的构成[14]。而穿斗架本质上是柱檩结构，亦是由纵架体系演化而来的一种横架做法。可以推定，在穿斗架的发生、形成过程中，斜梁与其存在着紧密的伴生关系。斜梁结合型是构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样式，蕴含有古老的木架基因。斜梁结合型穿斗架分布甚广，在桂、滇、湘、黔、川南等地均有发现。但总体上，在闭塞地区相对多见，做法也更为原始，比如云南普米族住宅，斜梁搁置在柱穿所形成的构架之上，与横架无对位关系；而遵义海龙囤民居，斜梁嵌入柱头开口之中，构架的整体性加强了。作为拉联构件的穿枋、斗枋，一般均为单根，但此种构架则习用多根枋木叠加的做法，即各穿枋、挑枋、斗枋等，皆由2根或2根以上构件叠加使用，檐部有的多达6重，故称之为“叠枋型”（图15-1）。需要强调的是，叠枋不是通过拼帮之法形成的一根整体枋木（枋木拼帮做法，在各地均有见，以江西金溪、乐平等地突出），而是由多根独立的构件逐一叠加安装而成的。1 云南大理民居构架图；2 云南文山广南民居穿斗架；3 榫结节点与套榫板（图片来源：1：宾慧中. 中国白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50；2和3：云南省设计院《云南民居》编写组. 云南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44.）叠枋型的特征还体现在构造节点、构件和营造技艺等多个方面。首先，拉联榫结独特。穿斗架的枋柱拉联一般无外乎穿、插、箍等三法，而叠枋型则以“挂”为主，即枋端作大头榫、二肩蹬榫等榫卯拉联柱身（图15-1），同时由通长穿枋穿串柱身的拉联做法遂渐消失。其次，木料和榫头趋向规格化。与井干式、抬梁式结构不同，穿斗架一般不存在规格用材现象，而大理、丽江地区榫卯划线采用套榫板（图15-3），即榫卯大小有特定规格，加以选用即可。一般大头榫端部宽有1.2～2.4寸不同规格，以2分为递变单位，形成模数系列。在云南“一颗印”民居中，建筑构材则有方三四（即方3寸x4寸）、方四五、方五六等规格。此外，制作安装方式特色明显。杖杆法作为划线制作的基本技艺，几乎为南方所有穿斗架类型所采用，但叠枋型却是极少的例外，放弃了杖杆这一有效工具。同时，安装时也并非是“穿”架了，更多是“打上挂”、“打下挂”安装拉枋，构成框架。总的看，叠枋型穿斗架其“穿”的特性不很强烈，与常见的穿斗架明显不是一个系统。我们认为，叠枋型与其所在地区长期并行的井干结构有莫大关联。井干式结构极为古老，今天在滇西北地区还有分布；同时，这一地区或毗邻地区亦有成熟的叠枋穿斗架与之并存。我们还在这一地区看到了穿斗架与井干结构相结合的有趣例子（图16-1）：其屋架和屋身前半部分用穿斗架，屋身后半部分及山面为井干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穿枋与井干壁板混为一体，有的壁板穿插柱子而兼作穿枋，有的穿枋则是由壁板跨空延伸而成。同一个构件既作壁板，又充任穿枋，显示了这两种结构形式的紧密关联。而丽江纳西族民居“垛山架”也明显具有井干特征（图16-2）。尽管从建构思维上看，井干与穿斗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前者是垒叠，后者是勾连，但它们在这里却也具有共同的构造技术基础：井干中有“穿”“插”，比如，门洞两侧之槏柱需开眼与层叠壁板相接；井干中也有拉扯，比如，壁体转角处的木料咬合做法类似于箍头榫。这些通用的具有井干特色构造，在叠枋穿斗架均有一定反映。（图片来源：1：文献[16]：168；2：朱良文. 丽江纳西族民居[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20.）叠枋型穿斗架中，由两根、三根枋木叠加的情形最为常见。就两根枋木来说，其中一根用来拉联，枋端作大头榫之类，扣于柱身；另一根仅作无肩直榫，平插柱身，以补强结构。此平插枋另一存在原由，则是安装大头榫、二蹬肩榫的需要，因为大头榫等是不能垂直插入柱身的，须在卯眼之上或之下另行开口，通过“打上挂”“打下挂”方可安装到位。叠枋与大头榫因而是一组相互配套的共生关系。此外，叠枋与用料规格化也具有孪生关系。因为叠枋意味着构件的叠加，此举也必然对构件间尺寸协调提出更高要求，为便于施工，故而保持着井干结构中规格用材做法。叠枋型穿斗架主要分布在云南境内，在丽江、大理、昆明、建水、广南等地都有发现。“表现化”是指对穿斗架特征的强化和夸张表达。一般来说，穿斗架形态特征集中体现在枋穿柱、柱承檩以及挑檐诸方面，其中“穿”“挑”构造最具特色。“表现化”穿斗架对此进行极致展现：大量增加穿、挑数量，使之远远高于实际需要，即摒弃既有简单有效之法而代之以繁复的穿、挑构造。四川凉山彝族的“拱架”是“表现化”穿斗架的典型（图17-1）。拱架一般用在中缝，以多重不落地的“挑”架交汇于屋脊中瓜，出挑或达11架之多，而步距大小仅及通常穿斗架的一半，约400～600毫米。拱架减少了室内落地柱，形成了较大的无柱通用空间，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不过，从技术上看，拱架与一般穿斗架并无本质差异：作为最有特色的挑架，本是穿斗架挑檐的常见做法，此处不仅用于外檐，更在内檐大量使用，并与外檐出挑形成杠杆结构，受力合理平衡。凉山彝族建筑还同时使用密枋密柱构成的的横架（图17-2），通常位于拱架的两侧，亦属表现化类型。在当地，穿枋层数越多，效果越繁复，建筑就越显重要。正是这种特定审美观念和社会象征意义，促使此类构架特征得到不断巩固和强化。1 凉山彝族穿斗架；2 凉山彝族穿斗架；3 湘西土家族木构架（图片来源：1：文献[15]：781；2：温泉，董莉莉. 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62；3：杨慎初. 湖南传统建筑[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295.）在湘西永顺有些民居建筑的穿枋也尤为密集（图17-3），横架枋间中距不到8寸，柱枋呈编织效果，显然远远超出结构构造需要，亦可归于此类。作为研究基础，我们考察了黔、桂、湘、鄂、赣、皖、滇、渝、粤、闵、浙、川、豫南、陕南、陇南等地的穿斗架，并访谈工匠、观摩工地，直观感受到我国南方地区穿斗架的复杂多样性。此项研究的工作目标是揭示穿斗架这个大家庭的的内在关联，构建穿斗架秩序，核心思路是引入基于进化论观点的生物分类方法，通过探索穿斗架祖型和演化脉络，为穿斗架的分类提供了明确线索和依据。作为标准形制意义的穿斗架祖型，经由强化或偏离发展，形成“表现化”“抬梁化”和“地方化”三大演化方向，进而生成三大相应类型。其中，“抬梁化”是最主要类型，其踪迹几乎遍布南方各地，我们根据构架构成、构件、构造与营造方式等要素的演化节点，又区分出四“型”：柱瓜穿枋型、插枋型、插梁型、箍梁型；而“地方化”类，主要位于穿斗架边缘地区，如云南、广西某些地方，在古老的人字架结构或井干式结构技术背景下，形成了斜梁型、叠枋型；“表现化”则位于穿斗架中心及其周边相对闭塞地区，以充分展示穿斗架形式特征为演化方向，凉山彝族的拱架是其典型代表。在此，我们尝试提出了一种穿斗架分类思路，并希望据此所得出的分类结论能够概括更广泛的穿斗架实际情形。为便于总览比较，分类结论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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