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文汇报）（ 狄霞晨）

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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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 阿倍仲麻吕

2020-04-10 文汇报       狄霞晨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
      
       唐诗中的休戚与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出自《诗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郎》。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还有“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天台立本无情隔，一树花开两地芳”等诗句，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
      
       中日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唐代是诗歌盛世，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仿照长安所建，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公卿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在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日本长屋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记载：“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鉴真从743年开始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引起轰动。他双目失明，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鉴真圆寂后，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伤大和上》中悲叹：“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鉴真圆寂后，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无明”之人获得了“光明”，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从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伤大和上》中有“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两句，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这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表达了。
      
       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阿倍仲麻吕（698—770）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改名晁衡。他爱慕中国之风，在大唐进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授与左补阙等要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751年，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临别前，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两句，可谓推心置腹之语。字面意为：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晁衡在长安多年，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若不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王维知其心意，所以用“乡树扶桑外”来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国，看看日本的树木，不也和中国一样吗？
      
       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留恋，作诗《衔命还国作》，其中“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两句便与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相呼应。“蓬莱”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与“若木”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国在日本的西边，“若木故园林”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
      
       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晁衡赠衣于李白，太白有诗曰“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753年，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遇难，李白为此痛哭，作诗《哭晁衡》。其中“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两句尤为情真意切。在李白心中，晁衡是一轮明月，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自己是一片云，愁云满面，悲痛万分。好在这只是误传，晁衡平安归国后读到李白之诗，也是百感交集，作诗《望乡》。在日本写“望乡”，便寄托了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怀念。诗中“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两句，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邻如亲的关系，以及自己对中国的拳拳真情表露无遗。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中国鉴真和尚的怀念感恩之中，还是中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也因中日诗歌交往更添光辉。
      
       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
      
       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远流长。除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外，日本文学中还有“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乡国隔山川”、“更怜去故乡，蹈海求良匹”等许多表达类似关怀的汉诗。正是因为这些汉诗的出现，让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文言渐渐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其实，比起白话汉语，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日本汉学学者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通常以《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论语》《孟子》《庄子》等诗文集作为教材。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能用文言文撰写高水准的汉诗文，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口语。对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而言，汉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符号。尽管后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上朝代众多，每个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不同，
      
       （下转6版）
      
       （上接5版）
      
      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两国关系紧张还是平和的时期，或隐或显的中国文学都是日本文学趣味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构成了日本中国形象的内核。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学精华，日本汉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汉诗文素养就是中国情趣、中国情结最为突出的表现。
      
       江户时代以后，汉文教育开始普及，汉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也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作者。日本文人喜欢在小说中模仿中国小说插诗、引用中国诗歌或自作汉诗。例如，小说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中引用了几十首中国诗歌。小说本身表现的汉文水平本不高，但引用中国诗歌时却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抄录，想要借小说创作展现他所认为的“汉诗精华”。再如，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柴四郎原作，梁启超将其译为《佳人奇遇》）虽为日文小说，中间也经常插入诗歌，选用了大量的《诗经》《文选》诗赋。柴四郎自创的汉诗水平也很高，如“月横大空千里明，风摇金波远有声。夜苍苍望兮茫茫，船头何堪今夜情”，这样典丽的汉诗在明治文人间广为传颂，德富芦花就常在月夜下独自朗诵。
      
       日本小说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以汉诗唱和的情节，表现出很高的汉诗素养。例如，在三木贞一的小说《情天比翼缘》中，男主角柳翠郎与友人在东京游览名胜时互作汉诗酬唱。翠郎作诗曰“喜尔呼京鸥，应知京洛争”，雪江先生作诗曰“官樱比古翻添色，都鸟于今始副名”，庐州先生作诗曰“三月东都丽景新，胜情偏属此江滨”。形式虽为汉诗，描绘的却是东京的春日风景：河畔樱花盛开，鸟雀啾鸣。“京洛”并非实指中国的长安与洛阳，却让人不由联想到中国文学传统，为这片东瀛胜景吹来了中国之风。
      
       汉诗不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间的风雅同好，也是向异性表露心迹，乃至推动爱情进展的关键。小说《佳人奇遇》中，当日本志士东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时，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心迹：“有美人兮，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出自《诗经·野有蔓草》，原文为“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虽然与原文略有出入，但也说明作者柴四郎的汉学素养很高，能够背诵《诗经》中的诗句。佳人听言，“以柳枝掩半面微笑”，芳心暗许。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也将汉诗用得极为纯熟。小说以一首自创的七言律诗开篇，首联为“东都第一冠繁华，名妓家邻才子家”，以南宋杭州比拟东京繁华。小说中写到男女主人公分别的时候，作者引用王昌龄的《闺怨》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小说虽然发生在日本，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国诗词，熟知中国文学典故。男主角梅雪操与情人小红告别，担心下次相逢时她已是“绿叶成阴子满枝”（语出杜牧《怅诗》），小红答道：“文君未白头早做吟，婕妤先秋风已题扇。”这里化用了两个中国典故，卓文君作《白头吟》表达“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坚持，班婕妤作《团扇诗》，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遗忘。短短14个字，却表达了双重含义：自己内心的坚贞，以及对情人的担忧。三木贞一在《情天比翼缘》中更是用上了藏头诗。男主角柳翠郎捡到了女主角莲香玉的金钗，翠郎还金钗时附上藏头诗一首，藏的四字是“独思美人”。香玉一读就知道是藏头诗，回信时也作了一首藏头诗，藏字为“非复无情”。像这样以汉诗推动日本小说情节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小说中插诗是中国明清小说常见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往往有上场诗、下场诗、定场诗、中场诗等，人物对白，情节推进中都喜欢插入诗歌。日本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中日小说的“风月同天”。
      
       中日文学中的“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真情。中日两国都是饱经患难的国家，共享着汉文化、儒家文明的遗产。文化相似则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少见。
      
       不少日本文学作品描绘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扶持，并肩而行，共渡难关。冈鸣冠山（1674—1729）的汉文小说《德容行善有报》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为众人所敬仰。因为听说日本长崎风景秀丽，于是从事中日商贸，侨居于长崎。有一位日本美人丰娘愿意“典身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来到美人家中，发现“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亲已经卧病多月，丰娘“自欲以身换药，救其危急”。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悯，以礼相待。虽然丰娘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顾如同胞”，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此后还常常赠送钱米。过了数月，李德容又亲自主婚，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富家公子，并为其准备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柜箱首饰、粗细家伙、桶锅碗碟。这一事迹被长崎人传为佳谈，时人有诗赞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丰娘嫁富人。适见朱陈两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回国时，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飓风，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报》的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仅占总人口数10%的武士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打击基督教，也打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往来。锁国政策下，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贸易，也使得中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中国商船几乎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也丰富了日本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德容行善有报》来看，当时中日商贸畅通，人心相近，语言无碍。在日本的中国人行侠仗义，最终善有善报，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从长崎人的评价可知，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满美德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
      
       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挑战，经历过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化传统的共同“乡愁”。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看法：“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王政维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这不仅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标准的现代化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临的共同考验。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挣扎。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脱亚入欧？
      
       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途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卓识奇智的中国志士范卿，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西班牙女杰幽兰、爱尔兰女杰红莲一起，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并肩奋斗，“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他们都是他乡流离之客，共同伤感于国运家恨、民族屈辱的历史，引为知音。范卿与东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谈论时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为兴亚之举”。他们都为中国经年来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够禁绝鸦片，振起国民精神。范卿对东海散士说：“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积蕴，与君相合。噫！世岂无卧龙凤雏哉？”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分离数年，生死未卜，散士怀念范卿，作诗曰：“楼船破浪叱鲵鲸，鹏翼抟空空有声。落落雄心与谁语？白云山下忆范卿。”短短四句汉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对范卿的牵挂不舍寄托其中。《佳人之奇遇》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近代，两国民间跨越国籍、种族的友谊依然不绝如缕。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的志向、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的共同危机，也源于他们共享的汉文化。他们互相尊重、支持，保持着友善的双向交流，也成为了中日文学交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并不是日本文人单方面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相似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文人来到日本，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辔，昔慕匡庐崇。讶兹高寒区，移 榑木东。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峣峰。冰液凝夏条，雪尘涴春丛。吐曜逴龙赩，委羽僊禽翀。冈冢草罢绿，嵠渎樱燃红。侧观拭游目，遐览愉旅衷。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逋士有坏丘，仙俦无遗踪。空闻珠玕林，奇光开澒蒙。
      
       刘师培的诗歌基调通常沉郁伤感，这首诗却表现出罕见的轻快。他告别故国，远离党争纷扰，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洁，遗世独立。“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联系起来，表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虽写富士山，几乎通篇是中国意象，把富士山与中国的庐山、道家仙山委羽山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阂。“昔慕匡庐崇”一句表面是在写庐山，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向往。白雪与盛开的樱花交相映衬，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迹，可惜了无踪影。他离开中国来到日本，表面上看起来是背井离乡；加上语言不通，更应该有异国之感。可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期待摆脱满清的统治，来到一方深受汉文化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相较于满清，日本对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这也是一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意表达了。
      
       诗歌之外，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绘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师。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能够力排众议，对当时的弱国子民鲁迅分外体贴照顾，这也是一种同舟共济、风月同天的关怀。
      
       他乡是一面镜子，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确立的。一种文化对于另外一种文化，通常有三种态度：一种视异文化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心态，但这种认识通常属于幻象。一种把异文化视为低下负面的文化，对其有一种憎恶之情，从而反衬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种态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认可，将异文化与本土文化都视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两种文化的对话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中日文学交往中，不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善意的双向交流；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情谊也在这些真挚持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