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都市兴起以后，有了贸易的展开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辐射现象。单从手工艺品的角度看，由于手工业门类的专门化和进一步分工协作，使得都市生产产品的劳动成本减少而产品数量增加，这种生产方式是聚落时代的手工匠人无法企及的。相当数量的产品的扩散实际上是文化的扩散。那时的交流是产品和文化的对流或者相互吸收，而集约化农业时期的都市文化对周边甚至更远的地域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单向的渗透。渗透的结果是相同或相似的艺术品和文化类型在遥远的地域被复制出来，甚至间接改变某一地域的社会风俗。这种强勢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港透从文明发生的初期一直到今天都十分明显。 商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地缘一直是史学家争论的话题。商人自称为“大邑商”，对自己的国家是相当自信的。但是就现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商人能够直接统辖的地理范围不会超过河南南部。不过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强势文化的存在，它与甲骨文中提到的众多“方国”的关系也是饶有兴味的，至少我们知道商人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地理范围。作为当时最强大的王国，它的文化显然影响了周边许多“方国”，远达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发掘的武汉盘龙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城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礼器和其他商文化的艺术品，推测最大可能是商王国为了控制资源而派驻军队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商文化的城址。 1963年，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的河流中发现一件婆鞍纹青铜提梁卣，直内装满了小玉珠和小玉管。出土时除少部分散失外，现存者达1172颗。这些玉珠玉管的两端多作斜面，最长的4厘米多最短的仅2毫米，直径在1厘米左右，有白色和碧绿两种。同样的玉管在山东益都苏埠电的商基中也有发现，同时还出土了贝売珠3790枚，贝売的背面均有磨孔。“磨孔”是将贝壳突起的一面直接在砾石上磨穿，形成可以穿系的孔，这是比较常见的针对贝壳的打孔方式。 把天然贝壳当作珠子早可到旧石器时代。这种喜好一直延续到商代直至西周，一些边地文化延续的时间更晚(图079)。
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组佩上就系有天然贝壳珠，而天然贝壳作为货币使用则一直延续到汉代的滇文化，古代滇人不像中原人那样用合金铸造货币，而是使用天然贝壳，并把他们的贝壳贮藏在青铜铸造的贮贝器里面。早在商代，技艺精巧的工匠就开始用玉料和骨料模仿贝壳制作珠子(图080)，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枚白玉贝(图081)，工艺精致，玉料莹润，十分可爱。除了玉贝珠，还有使用骨头制作的贝珠，很多带有漂亮的铜绿沁，这种有沁色的骨头贝珠色彩独特，惹人喜爱。
除了黄河下游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长江流域还有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武汉盘龙城商代遗址，而以上所有这些商文化遗址包括殷墟在内，都出土形制和质地类似的绿松石珠子和管子。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武汉盘龙城商墓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商文化遗址，这里都出土相当数量的商文化形制和纹饰的青铜礼器，同时还出土一些个人装饰品，而绿松石珠饰特别丰富(图082、图083)。这些绿松石有用管子穿系的项链;有泡形饰，是用于青铜器的镶嵌件，相同形制的东西在殷墟也有出士;另外还有一种用个体较大的方形扁珠穿成的腰带，这种用珠子穿成的腰带在同期的出土资料中仅见新干一例。
出自江西新干的绿松石珠子的特点是颜色好，铁线多，呈现一种较为独特的蓝色，它的原料产地可能在湖北。实际上，这一绿松石矿带的分布范围很大，整个东秦岭尤其是在陕西与湖北交界的武当山隆起西南缘，自陕西白河县经湖北鲍峡、云盖寺、郧西竹山至河南淅川一带，有长达400公里的淋滤型绿松石成矿带。陕西白河和湖北的郧县、竹山、郧西等地，自古以来就是松石的采矿点。“绿松石”的名称始于清代，又称作“荆州石”;元代称“甸子”，又有“裹阳甸子”的称谓，其得名可能跟它的富产地有关。元代以前不知其名称，古人以“美石为玉”，绿松石当是玉的一种。《说文解字》中“玉”部共计159字(含古文)，其中必有绿松石，只是这些字多数我们都无法对应现在的名称。有人猜测“琳”是古人对绿松石的称谓，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在他编撰的《石雅》中提出，绿松石是借松绿色之故，松从林，琳也从林，故“琳”即是绿松石的古称。 以上文本由【牧古说宝珠】整理（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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