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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 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试金石，在危机时刻，他们会回到这些试金石上寻求安慰和灵感。 对于美国和法国来说，有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时刻。在过去的75年里，每当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新冠病毒危机中也不例外。 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3月27日，其发视频称检测呈阳性，正在自我隔离中——译注）最近告诫英国人要效仿他们祖父母在1940- 1941年德国发动的闪电战期间的坚韧不拔。 “尽管每天晚上都有轰炸和人员伤亡，”他说，“但他们齐心协力，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全国性动员。”这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暗指往往是指它戏剧性的早期——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英国“最辉煌的时刻”——那时英国几乎独自对抗纳粹德国。 但也可以认为，正如丹尼尔·托德曼在其优秀的历史著作《英国的战争：一个新世界，1942-1947》第二卷结尾处所记载的那样，这段时期属于后期，它为当前的危机提供了更贴切的类比。 到1942年，部分原因是与苏联和美国的结盟，英国不再有被入侵或战败的直接危险。希特勒的轰炸机大多已从西欧的上空撤退到东线。虽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还会有一些致命的轰炸袭击，以及V-1和V-2无人驾驶火箭的袭击，但英国平民并没有像1940年或1941年那样，面临同样程度的个人危险。 对英国人来说，二战后半段的牺牲更平淡无奇一些，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具挑战性。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多年的物质短缺、无聊和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严厉限制。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1942年后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斗争，但也是一场乏味的战争。 正如托德曼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丘吉尔政府大体上提升了国民的士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获得胜利来实现的，尽管一开始并不容易。1941年12月，日本参战后的6个月，对英国来说可能是整个战争中最残酷的。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包括曾被誉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都在兵员数量落后于日本军队的情况下耻辱地沦陷。1942年初夏，皇家海军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对印度洋的控制。日本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印度次大陆上已经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和谐情绪。 在西边数千英里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已经突破了英国在利比亚和埃及的防线，距离开罗只有几天的时间。 幸好，西部沙漠的轴心国军队在关键时刻被控制在阿拉曼一个尘土飞扬的铁路站，在那里，1942年11月，隆美尔被彻底击败。而在孟加拉湾击退日军的时间要长得多，直到1944年底，一支现代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属印度军队才进入缅甸，并开始沿着通往曼德勒的道路前进。 ▲ 《英国的战争》封面 然而，事实证明，苏伊士以东的帝国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被重新占领，这对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到1947年，当时托德曼供职的纪事报得出结论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宣布独立，缅甸和斯里兰卡也即将宣布独立。 这种重大的权力转移在英国国内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因战争而发生的内部转变。早在1940年，国民对战后解决方案的期望就已明显包括对社会和经济现状的雄心勃勃的反思。 战时的紧急状态暴露了20世纪30年代拼凑起来的医疗和福利安全网的不足之处，当时的医疗和福利保障体系是由地方而非中央政府组织和资助的，组织和资金并不均衡。“人民战争”的花言巧语促进了对未来社会更加平等的要求，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阶层都将分享胜利的好处，作为对他们共同牺牲的回报。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现代史教授托德曼敏锐地指出，英国工党绝不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这种新进步主义情绪的主要受益者。丘吉尔个人的巨大声望在战争结束时并没有减退。包括工党领导层在内的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赢得1945年的大选。 保守党有一个资金更充足、组织更完善的选举机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台机器曾可靠地带来了许多重大胜利。但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对战后改革几乎不感兴趣，这让他所在政党的年轻成员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政治战线上，丘吉尔不战而退，把自己的地盘让给了工党。 ▲ 工党领袖艾德礼赢得战后大选 到1945年夏天选举的时候，保守党正在努力赶上。在那次选举中，两党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如何向选民承诺了几乎相同的事情——一个扩大的福利国家，某种形式的国有化医疗保险，失业保障。 不同之处在于，工党领导人似乎是认真的，而在许多人看来，丘吉尔似乎是在说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陈词滥调。与他的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领袖，1945年接替丘吉尔任首相——译注）相比，这位保守党领袖仍然是一位更有魅力、更讨人喜欢的政治家。但最终，厌倦的选民选择了实质而非形式。（文章译自《华尔街日报》4月8日书评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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