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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模式的发展前景(1)
2020-04-10 | 阅:  转:  |  分享 
  
新生命模式的发展前景(一)、打破现代科学的局限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源出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在物质和精神分离、
对立的前提下,提出了两大法系。一种认为:“局部决定于整体,因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而整体里的局部不等于孤立出来的同一局部。这就是
现代科学中的“整体观”。另一种方法论的基点是:“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可名之曰构造论)。自伽利略、牛顿以来,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占主
导地位的是第二种方法。现代科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现代科学规范的方法论基础。建立在上述方法论基础上的归纳(逻辑
实证主义)和证伪(证伪主义),作为科学的内涵的概括,分析法和归纳法都是以偏概全,相当片面。但是,它们确实是指导科学实践的两种基本的
认识模式。而隐含在其中的关于观察(获取事实)过程的“独立性”原理的先验的假设,则是这两种模式的固有缺陷。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
伽利略、牛顿以来,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的挑战中不断地变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原子世界的研究带来的冲击,和未
来的科学的主题—生命科学进军时所面临的挑战。前者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经典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后者正在促进现行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变革。约翰
·威勒:关于量子原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它推翻了关于世界可以“坐落在外”的概念。“要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应该抛弃‘观察者’这个
词,而取而代之以‘参与者’这个新词”“在某种意义上讲,宇宙就是自己的参与者”。或者用波尔的话来说,既是“观众”,又当“演员”,这是
对经典的科学的方法论的巨大冲击。因此,海参伯格说:“当一个人意识到物理学的基础开始移动时,才能理解现代物理学最新发展的强烈影响;这
种运动引起的感觉是,这块基地将同科学分离。”爱因斯坦也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我竭尽全力想使物理学的基础也与这种知识相适应时,我完全
失败了。仿佛这块基地同更深的基础分离了,似乎哪儿也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基础可以把它建立起来。”显然,爱因斯坦所说的基础是指方法论的基础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不仅赞同参与者的观点,而且认为这一思想在古代的东方、尤其是古代的中国早已经提出来了。他对此深为赞赏地说:
“老子和如来佛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了这类问题,就是在存在这幕壮观的戏剧中,如何使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能够协调起来”。耗散结
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在谈到现代宇宙学和现代物理学的进展时说:“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
紧密地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总和,一个新的归纳,他将把强调试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
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物
理科学的整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已从对封闭宇宙——其中完全决定未来——的认识,走向开放宇宙——其中有涨落、有
历史的发展——的认识。这将是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得很好的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从而走出西方思想先天
不足导致的科学局限”。建立在三层物资理论基础上的新生命模式,可以带领人们打破西方思想先天不足导致的科学局限。(二)、走出生命科学
的窘境“未来的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运动的规律,尤其是人的生命运动的奥秘的探求,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主题,生命科学将如何发展遇
到了不可解的矛盾。人体生命活动的特殊性、繁杂性,使企图打开生命科学宝藏的现代科学陷入了迷宫,既看不到生命奥秘的真面目,也找不到路径
,只得逡巡不前。生命运动是建立在心理运动·、生理运动、化学运动·、物理运动、机械运动等各种形式的运动的基础上的特殊运动形式。因而生
命运动必定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遵循心理学的、生理学的、化学的、物理学和力学的基本规律。而要认识生命运动的规律,除了要研究各种心理
活动生理和生理活动的规律外、还必须认识生命现象中的化学的、物理的和力学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生理、心理过程的关系。因此、物理学、化学、
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方法等等,一句话,现代科学所用的分析的方法,对于认识生命运动、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另一方面。
生命体是开发的、非线性的、多层次的超巨系统,各层次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对于一个系统来说,信息是极其重要的,必须
用控制论的方法,即综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为了减轻。消除综合方法所固有的任意性,应该将上述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结合起来。即在系统的背景上
进行分析的研究,再在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的模型,作综合的考察。这就是常说的综合---分析法。这种方法对于生命现象的研究来说也是十分
必要的。但是,当我们研究人的生命运动时,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或综合—分析相结合,都只能认识一些局部的规律。要认识人作为人的整体生
命运动规律,这些方法都是不充分的。因为:1、人的生命运动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而且人的精神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而现代科学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是:物质精神分离、对立。无论是构造论(局部构成整体),还是整体论,都不包括人的精神在内。2、人的认识活动是人的高级
的精神活动,它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牛顿、伽利略---量子论、相对论,控制论,满足这两
个条件的方法,在现代科学王国里是无法找到的,而新生命模式作为研究人的生命现象的方法、恰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三)、摆脱现代物质文明
的困扰1、现代物质文明的困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质的提高,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物质领域的扩展,又给人类文
明的进步带来了极大的危机。这包括三个方面:(1)、物质生产这个必然领域的扩展,是和人的物欲的恶性膨胀互为因果的,这一恶性循环从根本
上改变了人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从为活着而“吃饭”,变成了为“吃饭”而活着,本末倒置,人自身蜕变为物质生产的附庸,因而在为自身生活的必
需而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把自身也物质化、商品化了。这意味着自我的失落,人的失落,人的价值的失落。其必然结果是人欲横流,道德衰退,美
学堕落,给人类的社会带来重重危机,这一点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证明了。(2)、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西方哲学是以精神和物质的对立、
分隔为特色的二元观,它把物质留给了人类自己,而把自己的灵魂(精神)交给了上帝,交给了宗教。科学的进步,动摇了上帝殿堂的基础;而宗教
信仰的淡化,反过来又造成了人的精神的淡化。这和物质生产的强化、人的物欲的膨胀相结合,其必然结果是人的过分物质化。于是人成了感受器,
人的生命成了对刺激的响应,或者,为了追求某些自己所需要或喜欢的响应(享受)而追求与此相关的刺激;于是“唯物”主义成了拜物主义,物质
文明的发达,反而导致了精神文明的退化。(3)、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人类社会是由个体的人所构成
的,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相对于社会的约束)、个人奋斗、个体间的竞争等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确实,这些因素曾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从人类形成的那一天起,人就是社会的人;在生物进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人的社会整体的存在,就没有个体的
人的生存。因此,用生命科学的眼光来看,与其说个体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毋宁说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决定了个体的人的生命活动。因此,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人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的精神方面)体现于他的社会约束之中。因此,个性的独立、个人的自由的过分追求,必将导致人的孤独化,
导致人的心理稳态的破坏,造成种种心理变态,而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以上三点说明:①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固然是以物质文明的提高为基础的,
但精神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物质文明发达的必然结果;②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要求人类精神文明的更加高度的发展,而且必须用后者来统帅前者。怎
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西方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设想。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创价学会(一个佛教学术团体)会长池田大作在他们著名的《
对话》中,寄希望于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尊严理性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人欲(私欲)的自我克制。为此,他们求助于某种基于理性
的宗教信仰的恢复和强化。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健全的必须。在现代科学否定事实上的上帝的同时,为了人类心理上
的需要,必须创造一个精神上的、理性的“上帝”,并信仰他,以维系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保持人类社会的某种稳态。然而,不难看出,这种设想仍
然是以精神和物质的分离、对立为前提的,仍然是二元论的物质——科学、精神——理性的宗教信仰。而为现代科学技术所揭示和创造的物质世界是
如此实在、强大而又充满诱惑,与此相对照,基础已被科学所摧垮,而仅仅为了人类心理的需要而树立的理性的上帝,是如此荏弱、虚幻和无力,指
望用后者来制约前者,恐怕是徒劳的。枯燥、苍白的道德说教决计不是实在的物质享受的对手。另一些人,试图从心理学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
流行于西方的所谓“第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即为一例。其代表人物是马斯洛。人本主义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把虚无的神性从人性中清除出去
,但没有区分人性和兽性(动物性),而现代心理学往往是把人性当动物性来看待的,因而抹煞了人性。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存在的,是善良的。
这和孟子的观点一致。很显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中国道家的修身和佛家的禅定非常相似。我们认为,上述社会问题的根本是:对于作为精神
和肉体的统一整体的人的生命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对于个体的人的生命运动和他所隶属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关系、对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整体
关系,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而如前所述,对于人的生命运动本质,以及它和人类社会以至自然的整体关系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科学,超
越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生命模式的发展,有赖于新生命模式和现代自然科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可以这样说,新生命模式的发展,是克服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的危机,创造更高级的未来文明的必需。2、从“必然”—→“自由”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为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摆脱“必然”的限制,以更大的自由度去发展自身
固有的能力。这和上面所述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带来的危机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色;同时,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对立,也孕育着人类
文明发展的伟大转折,即从以人的物质生产为中心,转向以人自身的生命运动、以人的本性和潜在智能的充分发挥为中心。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
他在《资本论》里就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
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并断言“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
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新生命模式,作为发展人类自身固有的、潜在的智能的一种独特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正是实现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生命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由之路。因此,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新生命模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新生命模式的普
及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年佛陀的宏愿——在五浊恶世普度众生,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更为接近于现实了。当然,新生命模式实践不是度人成佛
,不是追求解脱,而是把人们从生命的必然王国度向自由王国。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人类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发展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生命模式的发展是与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相适应的,它受后者的制约,又必须满足后者(
与后者相应的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少数既得利益者,妄想他们的富贵荣华能历千秋而不衰,追求长生不老、成仙作祖,于是宗教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羽化登仙的“金丹大道”和即世成佛的密宗法术,应运而生,并被奉为无上法诀。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中,现代医学的发达,以及
生命模式和传统医学在方法论基础上和现代科学的对立,使作为一种传统医疗技术的生命模式趋于式微,而作为宗教神学奴仆的生命模式,则更随着
现代科学对宗教基础的强烈冲击,而被当作迷信、巫术而趋于湮没。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战胜的,“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工业文明的
发达揭示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唤起了对传统生命模式的需要;现代科学对宗教的冲击,为新生命模式冲决宗教神学的藩篱,还其本来面目创造了条
件;新生命模式效应的严格的科学检验,不仅为新生命模式立足于当代文明奠定了牢固的基,也清理了浸渍于生命模式机体里的封建、迷信的毒素,
给古老的生命模式注入了时代的意识,重新焕发了传统生命模式的青春。同时,也对传统生命模式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当代和未来的新生命模式
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打破传统生命模式的神秘性,清除传统生命模式的封建行帮色彩,变神秘性为群众性,并与新
时代的群众相结合,以符合广大群众生命活动实践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生命模式的同时,有所创新,而且要立足于创新来继承我们祖先
的这份宝贵遗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创新和继承的基础是什么?准则是什么?现代科学的检验是必要,但现代科学决不是人类文化的最终审判法
庭;传统生命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足以满足今天和未来文明发展的需要。合理的基础应该是二者的结合,是当代和未来广泛的群众性的生命模
式实践,是此三者的统一即新生命模式。因此,新生命模式不仅是用生命活动实践的方法去研究人的生命运动本质的一门学问,也是发展生命科学的
基础。以上我们从反、正两方面论述了现代物质文明、现代社会发展对生命科学的需要与要求,以及新生命模式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可的贡献。总之,
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目标是使人作为人的生命变得更为充实、圆满、和谐和幸福,新生命模式将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大于人们想象的作用
,同时它们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完善。(四)、为解决生态环境的失调开辟新的途径以“索取”和“征服”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进程,迫使人类面
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人口爆炸、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臭氧屏蔽的破坏、物种的迅速灭绝。这一切表明:地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场所,其可居
性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譬如:人口爆炸: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打破了自身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平衡,人口剧增。产业革命以来的300年中
,世界人口从5亿增至50亿。为了获取必要的物质和水,为了改善生活,人类必然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干扰地球系统自然稳的势态,造成一连串
问题。土地沙漠化。为获取食物,耕地面积在300年间从4亿公顷扩展至15亿公顷,耕地和牧场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而另一方面,
森林面积急剧减小:5000年前约为76亿公顷,1860年为55公顷,1975年减至26亿公顷,1986年为23亿公顷,目前森林
正以1100万公顷/年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其直接结果是土地沙漠化。目前沙漠面积已占陆地总面积10%,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沙漠
化的威胁。温室效应:燃料的燃烧,森林的破坏及其它工业活动,使得大气的化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30年的检测表明,大气中CO2的含
量以每年04%的速率递增,按现有的绝大多数气候模型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这可能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这样的温度变化可以和最近一次
冰期以来18000年间的温度变化相比拟。屏蔽的破坏:分布于同温层中的臭氧吸收了太阳光中99%的对地球生圈有极大伤害作用的高能紫
外线。测量表明,1978-1987年,全球臭氧浓度降低了34%~36%;1985年更在南极上空观测到了臭氧空洞。有证据表明,造成
臭氧屏蔽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氟氯烃的光化学反应。而臭氧屏蔽的破坏,必将对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
响。人口爆炸和人类活动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从多方面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其标志之一就是生物的多样性的严重破坏。据估计,地球上有5
00万~3000万种生物,到2000年,地球上物种的15%~20%已经消失。这一速率是自然淘汰速率的1000倍!物种分布改变
以及具体物种的灭绝对人类的影响究竟如何,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作为一种标志,它表明:地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场所,其可居性正面临着越来
越严重的问题。加之地下水和地表水(江河、湖泊、海洋)资源的严重污染等等,等等。显然,“索取”和“征服”虽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文明
,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而反过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而且,如果人类不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观念,如果人类现有的
生活和生产方式不作重大的改变,那么,100年后,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冲击与破坏将是今天的50倍,那将使人类处于十分可悲的境地。因为
,地球是我们迄今仅知的具有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丰富的氧和液态水的星球。面临这一严峻的挑战,首要的问题是人类观念的改变,人既是“万物之灵
”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人也是作为地球系统的一个有机的组元而置身于其中,人类自身的命运决定于地球系统整体的运动。由此出发,调整人和地
球自然环境的关系,变“征服”为“协调”。人类从远古蒙昧时代,后经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到今天和未来的新生命模式时代(姑名之),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服从→征服→协调的演变。如果说古人不得不臣服于自然是由于对自然的无知,而工业化浪潮中对自然的“征服”以人们对
自然的各个局部的运动规律的认识为先导;那么,今天人类同自然的协调,必定要以人类对自身生命运动规律、对于自己所置身的地球系统的整体变
化规律的认识为前提。这正是人体生命科学和地球系统科学兴起的原因。鉴于生命科学已述于前,这里仅从地球系统科学予以分析。近二十年来地球
系统科学的研究和种种生态保护的实践都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征服”到“协调”的转变及对于自然的整体性的认识,都面临着一系列根本性的
难题。主要是:1、地球系统科学要求方法论、认识论的根本变革首先,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地球系统
的整体。因此,认识的主体(人)和被认识的客体(人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整体环境)之间的界线,不可能清楚地划分,而如前所述,这种划分正是现
代科学的基石之一——客观可验性。其次,人类认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认识的对象越是复杂,就越需要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因为“局部决定于
整体”。而目前地球系统科学最“激进”的是把整个系统看作是由岩土、水、气、生物四个圈构成的,考察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地核和
日地空间的响应。故就方法论而言,走的仍然是“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这条老路。目标的要求和具体实践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矛盾如解决?第三,新
生命模式的科学实验告诉我们,第三层面物质是客观存在,自然的整体性(包含地球系统在内)的本质在于作为自然本体的第三层面物质的整体存在
。岩土、、气、生物四个圈的界面上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相互作用,仅仅是地球系统整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是立足于现代科学的
地球系统科学所无容纳的。综言之,真正的整体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要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变革,必把它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转移到以天人整
体观为核心的方法论、认识论轨道上来。而与这种方法论、认识论原则相适应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人类的新生命模式的实践。因此,真正的、整体性
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有赖于新生命模式和现代科学的结合。观念的转变系统科学的目标是应付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挑战。而这一目标能否
付诸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上述以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为前提的真正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仅仅是实现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的必要条件
,只是认识世界这个基本层次上的事情。2、观念的转变地球系统科学的目标是应付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挑战。而这一目标能否付诸实现,取决于多
种因素。上述以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为前提的真正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仅仅是实现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的必要条件,只是认识世界这个
基本层次上的事情。能否从认识世界的活动上升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首要的是应不应该、应该如何对物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带来的“必然领域”的急剧扩大加以限制?要不要对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并考虑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
(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天然”正确的?存不存在科学的伦理学问题?要不要从科学伦理学的原则出发,对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加以规范?而最根本的是:人类在自然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该如何根据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生态位)来规范人类的活动,来协
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对这一系列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有两大家:“技术派”,他们立足于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物质生产能力发展的历
史,相信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资源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等,终将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获得解决,因为,对人类的认知活动来说,未知的世界是如此
巨大,待开发的“处女地”(如海洋、空间等等)是如此广阔,因而前景是光明的,人类的历史总是进步的,不必过虑。“生态派”则认为:①对于
工业化以来,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所取得的成就应该重新估计。诚然,从生产的速率(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来看,生产率是
大大提高了,但从能量的消耗率(生产单位产品——人的生活资料所消耗的自由能)来看,则与农业文明时代相比并无进步——如果不说是倒退的话
。换言之,工业化以来生产率的提高是吃自然界自由能贮备的老本,即以透支人类后代的自然财富为代价的,是一种短期行为,不足以言胜而矜夸于
古人。②现代科学对于自然的认识是相当局限的,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本质仍然相当无知。工业化以来对科学技术的过分的倚重,已经使今天的我们
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在对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对自然干扰的长期效应无知的情况下,指望通过现代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的危机,是靠
不住的,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因此,对于现代高技术(如基因工程、计算机技术等)的生产应用必须审慎,必须作科学伦理学的考虑。③人类应该根
据自身在自然界里的“生态位”来规划人类社会的活动,来确定需求的目标。对自身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必然领域的扩大,必须以生态位的许可加以
限制,生产活动的目标不再是以生产速率为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以尽可能减小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为核心的综合评价。这就要求从根本上
改变工业化浪潮以来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模式。“技术派”对于人类前景的乐观信念是可贵的,人类的智能确实还有极大的潜力有待发掘,人类
生活的天地里也确实还有很广阔的“处女地”有待“开垦”;但是,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固有的限制,规定了它的前景的局限性。“生态派”把人
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整体的背景上来认识、规划人类自身的活动是可能的,提出的通过改变人类未来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实人
类活动和自然相协调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但是,人类对自身生态位的探求和认识,在现有的生态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框架内则是难以实现的。必须
另辟新途,即从天人整体观出发,探求人的生命运动和自然界关系的本质,得到有关人类生态位的正确认识。而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的改变,则更与
人们的生命模式实践密切相关。3、新生命模式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是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根据人类的生态位确定人类生活的物质
需求,从而限制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必然领域的恶性膨胀,这只是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走向和自然相协调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发
掘与未来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变革相适应的新的技术和方法。历史告诉我们,生命模式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曾经在新石器文明的创造和农业文明
的发现、发明中,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在通向人类文明的未来的今天,新生命模式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必将形成全新的、与自然相协调的高技
术,从而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相情愿的臆想吗?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生命模式与国内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教
授、科研人员结合,在医疗、教育、工农业生产等领域,开展了大量成功的应用科学实验,已展示出新生命模式的威力。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最大面积的实验已达500亩,有的地区拟搞1000亩的试验田;一些地区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使水稻每亩增产14%~28%
,产量高达800公斤;玉米增产20%~30%,产量达600~800公斤;小麦增产5%~12%,亩产量达500公斤左右;各种蔬菜增产幅度也比较大,而且增产后的营养成分都朝着有益的方向变化。如:稻米的氨基酸、脂肪、维生素增多,糖减少;西红柿的含糖量、Vc增多等。用于工业生产,已在抗菌素、酿酒、酱油、纺纱、棉织等的生产上取得了增产效果;使低碳钢、水泥预制板的抗压、抗张强度有所提高。在林业、渔业、畜牧业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新生命模式应用的实验证明:①尽管新生命模式和现代科学在方法论上有巨大差异,但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新生命模式可以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形成新技术、高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而产生巨大的效应。②新生命模式本身是以天人整体观为基础的,是与自然协调的,无干扰环境等负作用影响,是新生命模式的固有特点。这说明新生命模式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有可能形成对环境无毒害、对技术装备(成本)要求不高、简便易行而又高效的高新技术,从而有可能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不仅如此,新生命模式实践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认识世界与改造自身的统一。新生命模式实践能改变人体内部的生命状态,极大限度地提高人的智慧和能力,改变人和大自然界的质量、能量、信息……的交换与运用,从而改变人的生命运动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的改变,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在更深的层次取得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综言之,无论在认识世界层次上,还是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新生命模式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为认识人和自然关系的本质、为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为人类未来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变革,使得人作为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完美而发挥巨大的作用。华文智能科技资料编辑小组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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