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隐藏的部分更重要

最近若干年，从气候变迁的的角度解读历史成为热门话题。近期，因为疫情的影响，大谈历史中疫情影响的文章，也突然暴增起来。

事实上，气候也好，疫情也好，都是变量之一。关键还是人的应对策略。

正如上一篇文章“疫情全球化，将如何改变全球格局？”中指出的那样，除了极少数情况下，疫情本身很少会直接改变历史，相对那些成为不可抗力的极端例子，更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那些似乎不那么决定性，却值得深入探讨的案例。

比如，说到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的一个标志性耻辱事件，就是香港岛的割让。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英国最初并不准备要香港岛。

他们的初始目标是舟山。

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英方就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自由贸易”，并“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割给英国，以便英商居住或存放货物”。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内阁在宣战的同时，明确要以割让舟山为停战条件之一。

战前任驻华商务总监，战时出任全权副代表的义律则“坚信不要十年的时间，那个地方（舟山）就将成为与日本通商的繁荣贸易中心”。因为“中日贸易的中心乍浦靠近舟山群岛”。而且，该地“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在大不列颠军队的保护下，又有这样的地理条件，贸易不久必将兴旺发达。”

▲鸦片战争中担任英国全权副代表的义律

印度总督奥克兰除表示支持占领舟山，还特别提到反对占领香港。在他看来，香港的位置太脆弱，易于遭到广州军队的袭击。不适合做帝国的远东中继站。相反，他认为占领舟山的意义很大，甚至大于占领厦门、澎湖、台湾和海南岛。因为舟山便于控制运河和海上的交通，从而获得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

英国首相巴麦尊同样相信，占领舟山好处多多，而且可以低成本长期控制。就算不能长久控制，至少能当个“人质”，讹诈中国一番。

▲巴麦尊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但是，战争结束时，英国却没有割占舟山，而是割占了香港岛。

这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追溯历史时，就会发现，这里隐藏着一场疫病。疫病的背后又隐藏着帝国的套路。

1840年7月5日，千余英军对定海展开攻击。守卫的清军共计1540人。下午二时半，英军进行了九分钟的炮击，虽然只炸死了十三名清军，另炸伤十三名，却让清军一哄而散。于是，英军只用了四十五分钟，零伤亡，旅游一般占领了定海。

可是，一周后，形势就发生了突变。

神秘的传染病开始蔓延。

从7月13日到12月31日，448名英军因病死亡。四千人的英军，累计住院人数达到了5329人次。最严重的时候，有1500多英军同时住院。

“住院诊疗的兵员中半数是患了间歇性的发热症，死亡人数中有三分之二是死于腹泻和下痢。”

英军士气直线下降，病愈出院的士兵短期内也难以执行任务。

但是，当地的中国居民区，却没有任何疫情发生。

很显然，这是一种当地居民已经免疫，但英军还无法免疫的病毒。

当时英国的军事卫生制度还非常原始，所以根本无法有效应对。

可惜清军实在无能，没有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但英军已经是胆战心惊。接着就发生了英军转而谋求割占香港岛，并在广州谈判期间主动退出舟山的事情。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是这场疫病救了舟山，苦了香港，则又不对。

因为义律的策略并未得到英国首相巴麦尊的认可，他本人且因此遭到解职。之后，英军第二次占领了舟山，而且没有再遭遇上次那样的疫病。但英军最终还是决定要香港不要舟山。

原因其实在于，英军发现，舟山岛屿太多，地面太大，治理困难。“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

当时英国官场奉行一句名言：节约也是盈利。指的就是这种海外领土评估标准。目的是精打细算地进行全球扩张。大战略棋局的基础恰恰是精准度很高的财政小算盘。

所以，英国满足于宁波与上海的开港通商，而不再谋求直接控制舟山。

再后来，英国发现，最有利于掌控东亚、西太平洋贸易的要点其实是上海。再加上清政府的无能，让列强的登陆经营意识越来越强。于是竞相开始谋求对上海的经营和控制。较量的焦点随之发生转移。

这就告诉我们，疫病虽然是一个重大因素，却往往不能单独改变现实。

具体到定海的案例，疫病的作用主要在于打击了英军，并迫使义律提前退出了定海。

从清王朝的角度，为何无法利用疫情带来的战机，才是真正要深入检讨的原因。从英帝国的角度，如何综合各方面因素，不断评估据点价值，灵活调整既定策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但如果只是为了博眼球，就会说疫病救了舟山、苦了香港。火山爆发摧毁了西晋，气候让大元帝国崛起。这样一来，不仅过于简化历史，而且割断了深入分析的逻辑链条，非常不利于青少年对历史的深度学习。

任何寻求单一决定论的历史研究，不是偷懒取巧，就是别有用心。现实是复杂的，看不清这种复杂性，就会让别人在思维上入室操戈。以史为鉴也就成了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