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美学的人，连颜值都会变高 1970年4月10号，保罗正式退出，回望这只只有十年寿命的甲壳虫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台矿石收音机诞生了。这种收音机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任何电能就可以工作，在电力还未普及的年代，这宣告着收音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代开始了。60年代，淘金热潮催生出了嬉皮摇滚。摇滚乐在英国最受欢迎的时候，摇滚甚至成了音乐的代名词，而此时，披头士横空出世了。他们迅速地席卷了那个“人人都守在收音机前听音乐”的年代。由于他们的影响力，英伦摇滚甚至英国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造成了“英伦入侵”。60年代是音乐的工业革命时代。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披头士创新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多轨录音、倒带混缩、自然音采风甚至合成音效技术等，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区别于他人地出现了许多新鲜的声音。▲《In My Life》、《Tomorrow Never Knows》应用了倒带缩混技术他们成为了革命中的引领者，集大成者，里程碑式的标志，改变以往的秩序与规则。披头士之后当然有更成熟的摇滚乐队，但唯有他们能够代表一种革命性、创新性的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更是历久弥新。可以说影响了几乎整个英伦乐队，或者说，整个摇滚界及其以后的发展。披头士在摇滚乐甚至整个音乐圈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并非因其庞大的粉丝量或无数的奖杯，而是其在音乐方面的建树。60年代的摇滚乐大多不怎么重视旋律，因此那个时代的摇滚乐旋律都不太好听。披头士大胆尝试跳跃式和阶梯式的音符，为歌词量身定制旋律，赋予了摇滚乐更多的可听性。在那个充斥着嬉皮士的年代里，披头士为沉醉在性与毒品之中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抚慰人心的方式。在人人都喜欢1645的大调走向和雷打不动的布鲁斯他们更剑走偏锋，尝试了许多小调与非自然音阶，从而留下了许多诸如《In My Life》《Penny Lane》等的神作；还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了诸如西塔琴、古钢琴等非主流乐器。披头士乐队的音乐成就还要算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一份功劳。1964年，迪伦与披头士的相遇是披头士乐队和列侬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鲍勃·迪伦在1965年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成功的民谣大碟《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列侬自愧不如，创作了《I'm a Loser》。▲选取了《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专辑中的一首歌1965年披头士歌词的变化（准确说是约翰列侬）就是受了迪伦的直接影响，才诞生了充满社会责任感、写作技巧高超多变、题材广泛的歌词，作为潮流的引领者和时代的代言人对后来摇滚歌曲的歌词影响至今。
不只在音乐，有关于他们的电影也充斥着创新改革的精神。在披头士乐队之前，有关摇滚题材的电影大多都是以虚构的形式+一些摇滚乐手的经历为导向的商业模式。1964年，披头士乐队参与演出的《A Hard Day’s Night》则彻底打破这种惯常的叙事。电影用“伪写实”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披头士一天的生活。电影的主题把披头士的内涵定位在追求自由上。对当时的青年来说，自由是他们精神追求的一个彼岸，因此电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A Hard Day's Night》中所有披头士的配乐都是重新创作的正是从这部影片的成功开始，流行音乐与电影的跨界合作模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是摇滚的电影化，那《Yellow Submarine》在这部电影里，披头士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主角是摇滚精神。电影符合当时嬉皮士文化的氛围。青年嬉皮士们所追求“爱与和平”——反对越战，拒绝参军，音乐和迷幻剂成为最流行的东西。片中邪恶的蓝色坏心族象征战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胡椒国”则是嬉皮士聚集的乐园；披头士代表音乐，黄色的潜水艇则象征着迷幻剂。它用动画片的手法，迎合了嬉皮士那种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游走的世界观，整部电影从立意到呈现形式，充满了摇滚的味道。改编自 Irvine Welsh的同名小说《Train Spotting》同样用摇滚的态度记录了一群苏格兰青少年瘾君子的生活，表现了年轻一代的自暴自弃；而英国导演Alan Parker的作品《The Wall》是一部在艺术上更为彻底的电影，全程没有对白，使用了披头士《The Wall》专辑中的歌曲来渲染情节发展，没有连贯情节，也没有故事悬念，只是把主人公的一些生活片段联系起来描述其变态的精神世界。还有更熟为人知的《瑞克与莫蒂》《马男波杰克》等带有“摇滚精神”的作品，皆是起源于披头士的《Yellow Submarine》。前期的披头士公众形象是阳光帅气的青春男孩，对于专辑也没有过多自己的意见。1965 年的《Rubber Soul》是披头士视觉形象改变的开端，他们开始蓄起胡须，塑造更成熟、多元的形象。他们十分重视专辑中歌曲之间的关系，在别具新意的“白色专辑”之中，双唱片的设计将曲目们又创造出了新的玩法（这里用中文，方便对比）：这对后面乐队或音乐人定义音乐专辑的结构和风格树立了典范。关于这张经典的《Abbey Road》封面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身穿白衣的列侬作为传道者在队伍最前，林戈是身着一袭黑衣是送葬者;哈里森身是穿工装的掘墓人；而麦卡特尼则身着黑色西装，紧闭双眼赤脚走过——在一些文化中，这正是死者入殓的象征，即他们正在为保罗举行葬礼。或者，又有说法认为成员们当时由于貌合神离，甚至连专辑封面都不愿意好好拍摄。虽然现在看来这种猜测有些无稽之谈。但却从侧面反映出披头士善于在唱片封面中植入不同象征意味以及隐喻形象。▲极简主义《the Beatles》or《the White Album》披头士通过引入艺术观念，使唱片封面的视觉设计重新由音乐人形象回归音乐本身。这种改变也激发了整个唱片设计领域的自觉反思。引领了之后一大批出色的唱片封面设计师对于披头士创造力的继承，并迎来了第一次唱片封面设计的黄金时代。 ▲披头士《A Hard Day's Night》封面与安迪沃霍尔《坎贝尔的浓汤罐》封面对比▲披头士《精选3》封面与Lady Gaga《ARTPOP》封面对比披头士希望最终交出的，不只是保护唱片的封套，而是具有与唱片音乐一样具有独立叙事结构的故事。这也使披头士不再只是单纯的摇滚歌手而跻身为具有影响力的现代艺术家。而在乐队后期，四人个人风格差异化越发明显。每个人似乎都在挣脱被这个乐队所束缚的自己，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披头士”的身份为他们带来了至上的喜爱、荣誉和财富，但他们后来却对这个身份感到厌倦和排斥。1966年，随着列侬那句“披头士现在比耶稣还受欢迎”带来的美国南部圣经地带强烈不满，披头士遭受严重打击。直到1971年，美国南部仍禁止出售他们的唱片。祸不单行，披头士御用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在家中因过量用药猝死。人气下降、经纪人去世、新经纪人带来的财务危机，使得披头士对前途感到不知所措而恐惧。在印度禅师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3个月的静坐修念。那是披头士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光，之后披头士发表了前文提到的第九张专辑《The White Album》，这张唱片是摇滚历史上第一张双唱片，被称作披头士最后的辉煌。
列侬与前妻辛西娅离婚后，沉迷于小野洋子的先锋艺术，重心完全不在披头士上。在披头士最后的日子里，麦卡特尼曾对伦敦《标准晚报》说：乔治成了精神印度人，林戈离家出走，披头士变得分崩离析。1969年1月30日，披头士四位成员突发奇想，在没有向公众宣布的情况下，在萨维尔街3号的红砖楼顶进行了他们最后一次公开演出。谁都没想到，那竟成了披头士最后一次4人同台演出▲选自披头士最后一张专辑《Let It Be》，仿佛表达了披头士对解散的释怀随着保罗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宣告者披头士正式解散。尽管此前早有相同想法，但保罗单飞的消息对列侬来说无疑是一种挑衅。列侬认为，作为乐队的创始人，应该由他本人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
这样的矛盾一直到列侬被枪杀后，在保罗与列侬的遗孀洋子身上持续上演着。披头士入驻摇滚名人堂仪式时。当时，只有乔治·哈里森、林戈·斯塔尔、小野洋子以及约翰列侬的两个儿子出席，当年的灵魂人物之一的保罗·麦卡特尼却缺席了。
多年后，麦卡特尼回忆道：“我不想做一个伪君子站在台上和他们做一场戏，这只会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突如其来的解散，也成为了乐迷们心中永远难以忘怀的遗憾。尽管结局令人唏嘘，但这并不影响披头士在音乐、艺术乃至社会上的地位。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纪念“给英国做出贡献的逝去的人们”的投影墙里，有乔治哈里森的照片。时年70岁的保罗麦卡特尼，引领全场合唱《Hey Jude》的场景，怎能不令人动容？而对于披头士的致敬与模仿，也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今天。
▼川久保玲的披头士副线系列产品Beatles CDG因为他们，“披头士狂热”（Beatlemania）一词甚至被写入英语词典。意指美国年轻人都陷入了一种痴狂的不治之症。披头士成立50周年时，男女老少在艾比路披头士走过的那条斑马线旁聚集，以纪念这个伟大的乐队。虽然披头士早已没有新作，但他人的作品之中却始终有着他们的身影。电影《昨日奇迹》花掉了3000万英镑购买披头士的音乐版权，让披头士的歌迷能在电影院里“过个年”；打雷姐邀请约翰·列侬的儿子西恩·列侬同台演唱了歌曲《Tomorrow Never Came》，向披头士乐队的《Tomorrow Never Knows》致敬；保罗·麦卡特尼和林戈·斯塔尔也在艾比路录音室来了一场重聚。回到今天，我们不仅能够享受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众多经典作品，更能享受到在他们影响之下催生出的更多优秀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