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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系列研究报告:加强“信息化 公共卫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吕振奎泉州师院 2020-04-11



导读:中宏国研《“十四五”系列研究报告》将系统分析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趋势、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围绕人口结构性变化、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中美关系、城市群发展、能源结构、绿色金融等涉及全局发展的重点领域,形成20篇左右专题报告;同时,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产业发展,形成若干篇产业分析报告。现将《“十四五”系列研究报告》第02期公布。如单位对《“十四五”系列研究报告》有需求,可加微信咨询,微信号:chainzhangbo。

本报告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新型基础设施的提出及范围;第二部分:新型基础设施的几个特征;第三部分:新基建的具体领域及投资重点。


摘要:工业经济时代,大量经济活动建立在以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数字经济时代,光缆、移动通信等网络设备设施成为必要的、普遍的基础设施。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化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即“信息化+公共卫生”应作为“十四五”时期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领域,既能稳定短期投资,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短板,提高投资规模和精准性,又能面向未来,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头红利,打开我国中长期发展潜力空间。


一、新型基础设施的提出及范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基础设施带有规模效应、外部性、网络性和不易收费等部分或全部特征。狭义的基础设施指能源、交通、邮电等设施,而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涉及商业服务业、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公共设施。当前应该从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领导建瓴的指引,而非机械地套用传统的思维来去理解甚至运作这些领域。


(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是我国目前明确的新型基础设施领域

近几年我国高层领导持续关注新基建。2018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工作报告将“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列入;2020年首次会议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2月14日,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3月4日,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落实跟进新基建。早在2015年,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就提出,到2018年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工信部近期多次表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制定和优化5G网络建设计划,加快5G基站建设力度。交通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将车联网作为5G网络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许多地方也在持续发力新基建,不完全统计,目前有25个省份在今年工作报告中提及新型基建,其中8个地区明确规划了年内计划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超过30万个。近期北京、河北、山西、上海等13个省份公布了总投资规模接近34万亿元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除了交通、能源等传统基建领域外,各地区都加速推进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项目建设。


(二)市场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理解有所扩大

近期媒体报道和证券市场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列为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项,涵盖的范围有所扩大。

一方面,严格来说,特高压等领域属于传统基础设施的范畴,不应被纳入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三个领域目前并没有被相关部委明确列为新型基础设施。当前困扰充电桩的主要问题是行业标准,特斯拉在美国已经建设了充电桩网络,证明了企业有力量进行充电桩的建设。因此,相比于充电桩的快速布局和建设,整合并完善国家标准更是当务之急,而非列为新型基础设施由官方力量强力推进建设。特高压属于能源基础设施,早已存在,也并不属于新型基础设施的范畴。况且特高压有利有弊,争论还不小,全球普及率并不高,未来是否大规模推进特高压还需要结合我国能源供求格局等实际国情,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审慎推进。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是标准的基础设施,时速为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已经建设十多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运营高速铁路里程排名第一的国家,也非新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和反思,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或将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新进成员”。3月2日,在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就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座谈时提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从各地披露的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来看,近期地方明显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比如,黑龙江日前制定出台《关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具体措施的通知》,把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物资储备体系、公共环境卫生等补短板项目纳入重大项目加以推进。


(三)“信息化+公共卫生”或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新基建的核心领域

综合有关部门和市场的信息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五个信息化领域,是高层面明确认可且持续出台政策的新基建领域。同时,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有备无患”的医疗机构、研究机构、器材、技术储备、人才培养等存在明显短板,待疫情结束之后,必将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如,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支持一批传染病防控实验室建设,这些都可能纳入新基建的范围。我们认为,新基建既面向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头,又要提高投资规模和精准性,更要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新基建的范畴应是动态调整更新,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化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将作为2020年和“十四五”时期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领域。

二、新型基础设施的几个特征

(一)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

新型基础设施的提出并非只是寻找短期的投资领域,更多地是突出长短结合,遵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流,从产业发展的供给侧入手,搭建起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框架。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那么数据则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数据在全球经济运转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突显。从国际竞争看,各国围绕数字经济相继出台政策,意在争夺全球制高点,按照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计划和我国“智能制造2025”的规划部署,数据要素将加速向制造业领域渗透,在驱动生产组织变革的同时,与新兴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市场发生重大转变。


对我国而言,之前依靠人口数量红利和要素流动(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如何把人口多转化为数据优势,充分释放数据红利和创新红利,将是抢抓数字经济全球竞争新赛道优先权的全局战略。因此,我们认为,建设应从拓展“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潜力的中长期视角来看待新型基础设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信息基础设施必是重中之重。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支撑,这些既是新型基础设施,更是有待培育壮大的新兴产业,连接着投资和需求,牵引着不断升级的强大国内消费市场,更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今年2月3日,常委会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着重强调,要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积极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带动5G手机等终端消费,推动增加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消费。

(二)民营资本将成为新基建的关键投资主体


从之前的城市基建看,能源、水资源和供排水、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城市生态环境、城市防灾等城市硬件系统建设和运营中,在适度的国家管制下,私营部门也能参与投资乃至运营多种基础设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新基建的投资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据中心虽然具有基础设施的某些特征,却更类似是通讯和数据传输平台上的应用。阿里、腾讯、百度、网易和京东等龙头互联网民营企业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中流砥柱,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军企业也大多是民营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民营企业有承接新基建的强大基础。

从国家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的运营效率偏低。十来年前,我国不少地方就已开始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但盖了房子、买了先进设备后,却疏于管理,不能对接市场需求,最后大多变成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在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领域,需要根据市场需求,以通过试错和压力巨大的竞争来找到最佳的市场切入点和应用场景,这些都非国家的职能和所长。

因此,“十四五”时期,新基建投资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对民间资本更加公平和一视同仁,给民营企业投资释放巨大市场红利。


(三)新基建将综合使用多种融资渠道

近期部分媒体曝出若干省份制定几十万亿包括新基建在内投资的新闻,国家发改委明确回应“如果简单将各地总投资进行加总,或误将总投资当作年度投资,容易产生误判”,项目总投资需在建设工期内分年度实施,年度投资只是总投资的一部分。我们认为,

一方面,当前扩大投资加杠杆的空间远比2008年要小。经过2014年以来的新常态,我国提出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又经过了去杠杆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以国有企业和地方ZF为代表的投资主体杠杆率处于偏高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相比2008年,我国再次大规模刺激基建的加杠杆空间要小得多。这也是我国对新基建的口径始终较谨慎的重要原因,针对疫情的刺激政策要稳健适度,不能因稳增长而产生中长期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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