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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作为中国艺术巨匠早已定论，他画的马、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被称为中国画坛四绝，已是天下皆知。不知为什么，近几年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对他有些许微词，否定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校长时，提出的“改造中国画”、“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相关理论，并对徐悲鸿的三段婚姻旧事进行调侃；以此抹煞徐悲鸿在中国美术教育改革上所作的贡献，企图否定他在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拼搏的璀璨人生。对此，我作为一个在他的教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画家，有几句心里话要说。 徐悲鸿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市屺亭镇的一个贫民家庭，曾经留学法国学习油画，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及北平艺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推选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届文代会。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作为美术也是一样。曾经被旧社会体制支撑的中国画市场瞬间崩塌，一大批旧时画家丢掉了饭碗，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在了徐悲鸿的面前。很多徐悲鸿过去的画家朋友也纷纷写信询问，例如南京的傅抱石。徐悲鸿在给傅抱石的回信中写道：“绘事前途光芒万丈，足下可无疑，特吾人处境今非昔比耳，但极可能有转机之时，较之处在强弩之末。仅免利少数人者，此犹胜于彼……惟此时言遗产，确谈不上，乃无可如何事。” 从徐悲鸿的回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画的担忧并不是在1949年才有的，而是在他认真地学习研究中国画的时候就有了。“此犹胜于彼……惟此时言遗产，确谈不上”一句，可充分说明徐悲鸿明白中国画腐朽与没落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新旧政权的更替，而是长期禁锢与封闭的社会体制造成的。借此机会让大家更加冷静地来思考这一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追索其没落的根源；从每一个画家自身的思想深处上探寻新的出路；从教育的改造上探索新的教育体系，才是目前使中国画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1946年北平美术家协会（右三）齐白石 徐悲鸿清晰地认识到，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使中国画走向没落腐朽的重要根源之一。旧的文化范式已将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它的生产与交换方式必将随着社会新的体制诞生而终结。 早在1940年，他对解放区文艺就作过认真地研究，特别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后，对他产生强烈的震撼。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有关讲话中提到“新时代的美术必将以延安美术为方向”。在《我生活在北京一年来的感想》一文中，徐悲鸿写道：“在这巨大的转变中，首先使我感受最显著和最深切的，便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现在都能在安定的生活中，努力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和潜心从事业务的研究。而解放前，这种情况是绝不能出现的，那时候，我们十几个国立院校的负责人，每月有一次聚会，所谈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从来不谈学术问题。教职员、学生也成天以柴米油盐问题向我们诉苦。当时大家情绪的恶劣和精神的苦闷，真是不堪回想的！”  董希文 油画《开国大典》 生活工作上的安定，给徐悲鸿改良中国画教学增强了勇气和信心。他将自己思之甚久的问题和方案全盘托出，在中央美术学院实行写实主义教学体系，在教学上提倡把西方的教学理念、教学体系引入到中央美院的教学中。开设了油画、水彩、水粉、素描、透视、解剖学科；同时将中国画、民间美术也纳入到学院的美术教育课程之中，使学院美术教育在科目的设置上初步形成系统化，并将其推至全国。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体系的实施，他亲自组织教师编制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培养聘用师资人才。齐白石、李可染、叶浅予、冯法祀、戴泽、吴作人等一批画家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学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在国画人物的改良上，主张以人物素描为主，严格培养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提倡画家面向现实生活，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反映现实生活为宗旨，并强调人物画的衰败与繁荣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他的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美术的教育发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体系及其创作实践，实质上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大众艺术。社会变革的大环境，给了大众艺术发展壮大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徐悲鸿是写实主义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一位实践者。他提倡人物画必须面向生活，反映现实。  徐悲鸿与泰戈尔 早在1939年，他受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到印度举办画展，筹集资金宣传抗日。为了使这次展览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他根据《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故事，创作了巨幅油画《愚公移山》。 《列子·汤问》中是这样描述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不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徐悲鸿心里明白眼前的抗战，不仅需要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士，同时也需要精神思想层面的支持。需要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形式，去歌颂、描写这种抗战精神及抗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故事。 徐悲鸿为了把这幅画画好，他按照油画创作程序，请了很多模特，根据构图画了大量的写生和人体习作。素材收集完成之后，便正式上画布。他将画布做得十分细致，刮了数遍底子，以保证作品完成后的艺术效果。创作中怀着饱满的热情、高涨的斗志，有时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在画面的安排上，他选择愚公率领儿子们挖山的情节，从右至左、从前往后塑造了十几个人物形象。画中人物大部分是裸体，这既合符油画这一审美形式，又符合上古时代人们劳动时的情景。画中人物体格健壮、魁梧结实，手持铁锄、钉耙奋力地向大山挖去，其姿态表情不一。有挺腹呐喊，也有瞠目下蹲；有躬腰掘地，也有举耙硬砸。形象高大顶天立地，有一种撑破画面的感觉，借此突出人物蓄力待发之状，雷霆万钧之势；人物造型呈弧形展开，犹如滚滚浪潮扑面而来！  徐悲鸿作品 油画《愚公移山》213×462cm 根据画面需要，徐悲鸿在左侧人物排列上较为松散，人物高低远近做了妥善地处理。一个挑筐大汉和倚锄的愚公背对观众，增加了画面的纵深感，同时也增强作品的生活气息，对作品艺术表现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画面中的愚公正在和邻居孀妻对话，旁边的两个小孩子在吃饭和运土，他似乎在对下一代人叙说自己挖山不止的愿望和决心。整幅画面人物形象生动，造型准确，构图完美，的确是一幅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绝世精品！ 徐悲鸿画展如期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幅《愚公移山》获得参观者一致好评，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油画《愚公移山》的创作成功，更大地激发起徐悲鸿的创作热情。他根据这一构图，又以国画的形式创作了一幅巨作。把中国画的用笔用墨，和西画的造型、透视、明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地融合，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徐悲鸿作品 国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在2018年6月18日的嘉德拍卖会上，以1.89亿元的价格拍出，但因未达到卖家约定的最低成交价而流拍。6个月后，湖南广播电视台以2.088亿元（含税）的价格买走，作为永久收藏。另外一幅国画《愚公移山》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供前去参观的游人欣赏。 在抗战期间，徐悲鸿以画展的形式宣传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战精神，除《愚公移山》外，他还创作了《田横五百士》、《溪我后》、《钟馗》、《伯乐相马图》、《奔马图》、《八骏图》。他画的马都是有寓意的，他曾在一幅奔马上题字“铲尽崎岖大道平”，象形、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抗战意志和必胜的决心！ 他在抗战期间的这一做法，也影响了他的朋友同仁，如蒋兆和及李可染。李可染在徐州组织宣传画创作室，带领学生画鼓舞抗战斗志的宣传画，书写标语口号；蒋兆和创作国画长卷《流民图》，在北京、上海等地作巡回展。“自古文人多豪气”！徐悲鸿在抗战中的爱国情怀及艺术实践，将永垂青史！  徐悲鸿作品 油画《田横五百士》 徐悲鸿为何能画出《愚公移山》这样的旷世杰作，我认为来源于四个方面： 一、爱国为民以身许国，鞠躬尽瘁 徐悲鸿出身于社会底层，童年的社会经历使他饱受凌辱；失败和痛苦的折磨使他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有着悲天悯人的侠义情怀。他爱自己的国家，他的一生并不仅仅想成为一个画家，也并不是想通过绘画来谋求个人名利；他更想做的是凭一己之力，通过绘画来改变乃至挽救中国，既包括它的艺术，也包括这个社会。画画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 欧洲学成归来，他便迅速地开展艺术革新运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致使他不能成功。他整天为梦想而奔波，一会儿上海，一会又到天津，一会儿巴黎，一会又去新加坡，中间遭受不少的挫折。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和一些画界同仁在重庆盘溪石家花园的地下室，创作宣传抗战精神、鼓舞前方斗志的美术作品。地下室阴暗潮湿，除了几盏煤油灯以外，没有其他的照明设施，无论室外日机如何轰炸，徐悲鸿都紧紧地握住手里那支画笔。  徐悲鸿作品 油画《徯我后》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曾经在法、比、德、意、苏、印及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宣传抗战精神及中国绘画艺术，将所得资金1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国内的抗战大业。 1952年因患脑溢血，抱病卧床一年。未等完全康复便又起床到中央美院指导教学工作，给学生和教员传授绘画技法，为志愿军画《奔马图》，几乎是将生死置之度外。 1953年9月23日，他担任第二次文代会执行主席，会议中因脑溢血症复发，送往北进行抢救。于9月26日晨逝世，葬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时年58岁。  徐悲鸿作品 《奔马》 129×74.5cm 二、酷爱艺术视为生命，勇于担当 徐悲鸿在父亲的影响下承袭家学，研习中国水墨画艺术。在后来学画的经历中，他结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如康有为、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鲁迅、高其峰、高剑父等，对他艺术的进步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康有为的推荐下，他得以赴法深造的机会，考入法国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艺格，正式接受西方正规的绘画教育，素描、色彩、油画统统从零起步。他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便到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或到各处观摩艺术作品。 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其油画水平已经达到能与欧洲同时期画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沙龙）展览会。  徐悲鸿作品 油画《老妇》 徐悲鸿并没有以自己取得的成绩为满足，反而更加刻苦地钻研下去，绘画水平日渐提高。他创作了一系列肖像、人体、风景作品，如《抚猫人像》、《拄棍老人》、《自画像》等。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祖国，开始投身于国内的美术教育事业。他参加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倾其所学传授给爱好美术的朋友和学生，将他献身于美术事业的理想付诸于实践。他的前妻蒋碧薇在回忆录中写道：“徐悲鸿的心目中永远只有他自己，我和他结婚二十年，从来不曾在他那儿得到丝毫安慰和任何照顾。”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徐悲鸿是一个为了艺术连家都不顾的人。他关心的是国家兴亡和艺术事业，而不是她和他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来说，没有了国家就等于没有了生活。这也许就是他和蒋碧薇从私奔到分手的真正原因！  徐悲鸿作品 油画《抚猫人像》53.5X65cm 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应好友邀请到德国马丁夫人处协助鉴定书画，无意中发现一块发黄的破布，他捡起一看顿时惊讶，竟是吴道子的真迹！对方见此情形趁机抬高价钱，开价一万大洋。徐悲鸿东拼西凑，卖掉自己的七幅画，将这幅画买下，并在画上盖上“悲鸿生命”的印章，这就是有名的《八十七神仙图卷》。据资料记载，凡是珍贵的字画和他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都会盖上“悲鸿生命”的印章，将其带在身边。后来这幅画在一次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过程中被盗，徐悲鸿发现后被气得当场昏死过去。两年后他来到重庆，有人告诉他发现《八十七神仙图卷》，对方开价20万大洋，徐悲鸿为了画的安全不让报案，自己倾家荡产凑足20万大洋将画买了回来。临终前，他将这幅画及全部收藏1000多件和自己的作品1000多件，连同无数珍贵的图书古籍，无偿地捐给国家。  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子之风 徐悲鸿的人品及学识，早在民国时期就业内皆知，因而得到很多名人的赏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还成了终生并肩战斗的同志，如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的戴泽就是典型的例子。 徐悲鸿从欧洲归来，被蔡元培聘为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后升为院长，与他在一起的有吴作人、李天祥、冯法祀、叶浅予等。戴泽曾经是徐悲鸿的学生，1946年毕业后随徐悲鸿北上，在北平艺专作助教，工作上担任徐悲鸿的助理。戴泽不仅将徐悲鸿视为自己的恩师，更是“油画民族化”的引路人。徐悲鸿在学生面前从不摆架子，对于学生、同事提出的问题，总是每求必应、细心讲解、循循善诱。例如戴泽在创作油画《马车》时，徐悲鸿先指出画中所存在的问题，当戴泽无法矫正时，他亲自动手修改，这幅画戴泽视为珍品妥善珍藏至今。 戴泽作品 油画《马车》113×127cm 1948年 徐悲鸿为人师表、知行合一，他不但关心同仁们的工作和学习，对其生活也体贴入微。戴泽与陈碧茵夫妻的结合，就是徐悲鸿撮合成的。两人在北京结婚，徐作为证婚人，并送上新婚贺词：“好把卿我塑作泥，仲姬孟頫语堪师。从来艺境是佳境，尽力耕耘善保持。卅七年八月，戴泽、碧茵两弟嘉礼，悲鸿。”贺词中徐悲鸿将两人比作赵孟頫与管道升，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徐悲鸿聘请齐白石作北平艺专的教授，当时齐白石非常惶恐，他说：“我就是湖南乡下的一个木匠，只知道拿斧头、锄头，自己胡乱画几下还可以，教书我做不来。”徐悲鸿却说：“我就是要聘请你到学校去当教授，正好借你手头的斧子，把学校里那些枝枝杈杈的东西砍掉！”一席话说到齐白石的心上，使他欣然接受了徐悲鸿的聘任。 以上这两则小故事，尽显徐悲鸿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高尚品格和谦谦君子的待人之风。 徐悲鸿与齐白石的合影 四、刻苦钻研兼收并蓄，立志创新 学习绘画艺术要想创新，必须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中国画，诗、书、画、印缺一不可，这一点徐悲鸿非常明白。他在认识康有为时，就曾在书法、金石、国学等方面向其请教，得到康有为热心地指点，见到很多难得的碑拓法帖，如《经石峪》、《张猛龙碑》、《石门铭》等，为他日后中国画风格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徐悲鸿常说：“学艺之道无它，锻炼意志第一。”所以在学习上他刻苦钻研，从不懈怠。 在赴日本的留学中，他深切地感到日本画家会心于造物上的可贵，但创作中却缺少中国文人画的思想情趣，无朴实儒雅之风。在受聘于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期间，他将自己的领悟贯彻到教学研究之中。把古典主义严格而完美的造型，与印象主义的光影色彩相结合，同时将中国画的审美意识贯穿其中，扬长避短、兼收并蓄，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法则。使这一法则培养出来的画家，其作品既有中国传统线条造型和笔墨之美，又具对象光影明暗的体积感，真实生动地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在他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画家，如靳尚谊、钱绍武、杨飞云、范曾等。 杨飞云作品 油画《红裙子》1985年 靳尚谊作品 油画《塔吉克新娘》 范曾作品 国画《步出厦门行》 1943年，徐悲鸿在文章中写道：“写实主义是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再延20年，则新艺术基础牢固，到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他在处理完政务工作之后，便投入创作，并亲自到山东一处水利工地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创作了《工程师张瑨像》、《农民任继东像》、《劳动模范吕芳彬像》。后因创作《当代愚公》，心情激动，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而导致创作暂停下来。 徐悲鸿最后一次教学活动（1953年暑期辅导央美、浙美教师进修） 2015年6月26日，纪念徐悲鸿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座谈会上从国家层面到民间团体，一致认为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是功垂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代巨匠和一代宗师。他满怀诚挚的报国志向和坚定的艺术思想，把中国美术传统精神和西方美术优长融会贯通，……关切现实，表现生活，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道路，……为创立中国现代美术与教育体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悲鸿纪念馆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从记载的资料上来看，徐悲鸿而立之年就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抗战救亡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一直为我们这个国家的自由强盛而奋斗，直至献出最后的生命。人在太多的时候，往往因为关注婚姻中的孰对孰错，人情世故中的谁是谁非，而掩盖了这个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抹去了他为他心中理想社会所作的挣扎、努力、拼搏和奋斗，我认为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个被误解的人。 “横看成岒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误解也罢，调侃也罢，徐悲鸿终究是中国美术史家无法绕过的一座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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