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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十四节气”本身就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历史意义，“二十四节气”确实是我国在秦汉时期所发明总结出来的；第二重意义是实用意义，这一重意义就比较好玩了，因为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事实上是四百多年前的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领头的叫汤若望。 再简单粗暴的说，现在依然流行的“二十四节气”是四百多年前外国传教士用西方科学理论测量出的，与传统“二十四节气”法完全是两种东西，只不过借用了同一个名称而已。 在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中国天主教徒编纂《崇祯历书》之前，“二十四节气”里的“节气”是指将冬至与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日期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称为“中气”。再把相邻“中气”之间的日期等分，称为“节气”。平均每月有一个“中气”与一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这种确定方法被称为“平气法”，每“节气”之间日期相同。 而汤若望、徐光启等人编纂《崇祯历书》之后，“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定的，即在一个为360度圆周的“黄道”（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路径）上，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每“节气”时间不均等，称为“定气法”。 那么，两者孰优孰劣呢？ 不考虑文化意义，仅仅从实用角度出发，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按照新方法所重新确立的“二十四节气”，比之前把一年平均分配为24份，要科学得多，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也大得多。 为什么在崇祯年间会要利用西方科学手段重新编写《历书》呢？ 这是因为明朝之前使用的《大统历》其实是照抄元朝的《授时历》，而且明朝为了显示自己正统地位，还对《授时历》进行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蠢的修改，结果就是二十四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不符应用。 崇祯二年，钦天监测量日食再次失误。当崇祯皇帝责怪钦天监时，钦天监官员表示，《大统历》承《授时历》已久，他们只是在开国二百六十年后遵守旧法而已，若因循守旧下去，以后不能无差。礼部就此再奏请开局改历，才得批准。至此开始，徐光启以六十八岁的高龄被朝廷委任为管理部事的礼部左侍郎，开创了划时代的伟业——纂修《崇祯历书》。 一直以来，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主持《崇祯历书》编纂工作的是徐光启，并不是汤若望；汤若望只是在明朝灭亡后窃取了《崇祯历书》的学术成果，并大肆删减后进贡清朝统治者。认为汤若望有“贪天之功”的嫌疑。 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一点，就是这本《崇祯历书》所根据的天文学原理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从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而来，那么到是可以说是汤若望窃取了《崇祯历书》的学术成果，但是《崇祯历书》所依据的明明是丹麦科学家第谷(Tycho)天文体系为基础的，这怎么能说是汤若望窃取呢？ 之所以似乎徐光启主持《崇祯历书》编纂工作，只是因为徐光启是明朝礼部左侍郎，按照惯例由徐光启牵头而已。 第谷 另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光启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崇西派”，他作为明末科学素养最高的中国人，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数学的，他认为从西方传来的《几何原本》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但是对于我们传统数学、天文学知识在徐光启看来几乎一钱不值，“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在《刻同文算指序》中还说“网罗艺业之美，开廓著述之途。虽失十经，如弃敝履矣”。 最后，在明末，明朝传统派就曾经多次质疑徐光启、汤若望使用欧洲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编纂新的历书，最后双方约定用各自方法推算出天象的时刻、方位等，然后通过实测来分胜负，《明史·历志》还记载了双方八次“比试”。 而最后的结果是传统派0：8欧洲派，完败。 当时明朝钦天监一些学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自己是如何被“西法”折服的：“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 综上所述，“二十四节气”这个概念是我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但是现在依然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确实是四百年前欧洲传教士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体系重新发明的，虽然都叫“二十四节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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