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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红顶商人，很多人会想到大名鼎鼎的胡雪岩。胡雪岩的走红，得力于高阳先生的名作《红顶商人胡雪岩》。今天介绍的这位主，也是个红顶商人，三品顶戴，品级比胡雪岩差了点，但其财富和影响力都超过了胡雪岩，他就是道光年间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世界首富的头衔不是凭空叫的，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入选的华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六人中只有伍秉鉴是纯粹的商人，因此更引人注目。 伍秉鉴(1769-1843年)，祖籍福建，生在广州。伍秉鉴家族主要从事福建到广东的茶叶生意，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是第五代。 伍国莹先在世界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自己出来开商行。后来伍国莹把商行传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把商行改为怡和行。 1801年，伍秉钧病逝后，伍秉鉴开始接手怡和行，并逐渐把它做大做强。伍秉鉴后来居上，家族财产超过了发家较早的潘家，怡和行成为广州十三行中最大的商行。 1834年，伍家人自己估计当时的资产已达到26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他在国际商界的声誉是胡雪岩无法比拟的，《华尔街日报》称他是“ 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 天下第一大富翁”。 广州十三行 伍秉鉴财富的聚敛除了家族和自身原因外，离不开清政府的畸形政策的产物——广州十三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大帝认为“海洋贸易有助于生民”，下旨解除海禁。次年，先后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作为外商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爷又下旨洋人只能在广州和中国人交易，这样“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乾隆此举，让洋人们叫苦不迭，对广州来说却是天赐良机。正是这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十三行的辉煌。 在天朝的意识形态里，官员是不能亲自和夷人打交道的，于是就出现了外贸代理商——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并不是固定只有十三家行商，多时达到24家，少时就4家。 作为钦定的外贸代理商，行商控制了广州， 也意味着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外贸。洋商从行外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货物， 如不通过行商就无法运出，行商则从他们经手的每一批货物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作报酬， 并用他们的名义报关。 行商还负责向海关纳清相关货物的进出口关税。再就是充当洋商的中间人和担保人，每个洋商都必须有行商作为担保人，担保人对洋商的一切行为负有连带责任。 外商运来的货物要由十三行转卖给其他人， 中国出口的货物要由十三行出口。这样超级垄断的生意怎能不红火？ 地位低下的敛财工具 伍秉鉴这些富可敌国的十三行的商人们，明面上看来风光无限，其实他们并没有因为拥有巨额财富而赢得相应的尊重和荣耀。不仅大小官员不时勒索他、挤兑他，就连平民百姓也会背地里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 十三行被称为“天子南库”，来自广州的这些关税收入，其中有24％归皇室所有。十三行不仅要缴纳关税， 给皇帝进贡国外的各种新奇珍宝， 还要随时“ 主动拨款” 或“ 捐输”。 根据官方档案的统计， 在1 7 7 3 - 1 8 3 5 年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 0 8 . 5 万两银子。《广州府志》称， “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 行商有钱却没有政治地位，虽然他们大多会在发家后捐个三四品的官，但这种买来的官大都是“虚衔” ，朝廷赐给他们的顶戴，多数时候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自我欣赏一番。 禁烟运动 19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州。此时的伍秉鉴已是70岁的老人，怡和行早已交给儿子伍绍荣打理，正是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时候。 消息灵通的伍秉鉴早已得知林则徐要来广州的消息，他也知道林则徐为何而来。为此，他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但那些夹带鸦片的外商并不听从。他们多年来与中国鸦片贩子的密切合作、与广州地方官吏的“默契”，再加上他们对中国官场的了解，认为不会有问题的。令这些洋商们没有料到的是，林则徐禁烟的态度十分坚决。 3月18日，林则徐将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等商人唤到公馆，一顿痛责，指责他们勾结洋人，走私鸦片。要求伍绍荣等人尽快与洋商联系，限三日内交出所有鸦片。 伍绍荣匆匆赶到洋行向外商，宣布了林则徐要求各国外商呈缴烟上的谕令：“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但伍家和外商的交涉并不顺利，尽管伍家答应用自家的财产赔偿洋商的所有损失，也只有那些夹带鸦片少的外商愿意配合，而最大的烟商英国人颠地则拒绝合作。 三天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他决定给伍秉鉴一点颜色看看。 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绍荣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林则徐并不为之所动，并厉声痛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 同一天，伍秉鉴和另一行商潘正炜也被林则徐摘下顶戴，套上锁链，游街示众。伍秉鉴斯文扫地，颜面尽失。 捐资救国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一位美国商人的回忆录里描绘伍秉鉴听到这个消息时“瘫倒在地”。 无论是出于民族大义和自身利益考虑，伍秉鉴都希望清政府获胜。英国人之所以要打仗， 不仅是因为鸦片， 更是因为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贸易，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战争开始后，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 1841年5月，英军兵临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伍绍荣为首的行商奉命出面调停， 双方签订《广州和约》，并达成了交出600万银元赎城的协定。这600万元有200万元是十三行行商出资，其中伍家就掏了110万。 但这次赎城行为，并没有赢来感激，反而添了卖国的口实。对于他们这些行商来说，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都不能抹去大众给他们涂上的“汉奸”阴影。 凄凉晚景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面对2100万银元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再次向行商伸手。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这些损失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广州的优势不在，广州十三行的垄断贸易也得以结束。此后广州十三行逐渐没落。 第一次鸦片战争，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这些对伍家来说算不上伤筋动骨。伍秉鉴一生谨言慎行，对官员的勒索和朝廷的逼捐， 向来都尽力予以满足。最让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感到心灰意冷和屈辱的是自己的儿子被林则徐下进大牢，自己则被枷锁示众。 1843 年9 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毁誉不一的议论中，溘然长逝，享年74岁。 英国蜡像馆 一生清正廉洁，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显然是瞧不起伍秉鉴这种天天和洋人打交道、充满铜臭味的商人。但他肯定不会想到的是自己死后，竟和这个“奸商”同处在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展出。 作为曾经的世界首富，英国人为伍秉鉴塑像这好理解，但为什么要为大力禁烟的林则徐塑像，原因却很复杂。 晚清曾和郭嵩焘一起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到蜡像馆参观后，认为林则徐“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意思林则徐的忠正勇毅，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因此塑像留念。 而在此之前中国报界第一人王韬看过塑像后，则说：“盖禁烟启衅，虽始自林(则徐)，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纪其始。” 现在很多高中历史题选用这则资料让学生分析讨论，那么你认为上面的两种解释那种更接近英国人的本意呢？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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