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不是“故事会”: 用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光华35周年回顾和展望

光华管理学院在35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学术为本”的价值取向。学院一直坚持以通行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我们反对在研究中炫技式地过度运用“数学和各类模型”: 因为数学和模型只是工具，不是学问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追问和反思：“何为研究”“如何研究”和“为谁研究”等根本性问题。

站在35岁的新起点，我们的答案从未如此清晰：基于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发现和揭示科学且有用的经济与管理知识，做服务社会的经济管理研究。为此，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探索基本规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迎合，也不在于提出耸人听闻、貌似自洽的观点，而在于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索人类对基本规律的认识，以推动认知的边界。研究从来都不应该是打着“有个性、有特点”的旗号去生产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屠龙术”、“炼金术”，更不是去制造毫无实证依据的管理学“故事会”。

第二，遵循科学方法。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遵循建立在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范式，建立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我们将坚持“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的独特定位。

第三，服务社会需求。扎根中国问题，做真学问。面对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积累而来的学术富矿，认清中国管理和经济研究遇到的真正挑战，并非研究范式问题，而是如何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鼓励理论领域前沿性探索与应用领域重大问题解决，创造有益于中国当下乃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商业与社会知识，推动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服务国家发展与商业实践。

一所商学院的学术坚持

在光华，与“因思想，而光华”同样重要的六个字是“因学术，而思想”。科学理性的学术研究是思想的根。严肃的研究态度，对于一个以“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的管理学院而言，意义不言自明。

近些年来，光华在国际、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从量到质均位居亚洲学府前列。仅仅2019年就超过了100篇。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nagement Science、Marketing Science等国际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上，光华学者的名字频频出现，影响比肩国际一流商学院。

在国内学术领域，近12年“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者被引论文排行榜”首位的桂冠，被光华教授摘得。在国内两大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发表数量与质量，光华在全国也保持领先地位。2014-2018年，光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学术文章42篇，在《管理世界》发表41篇，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企业、风险投资、盈余管理、土地财政、生产效率、企业创新、公司治理、激励效应、企业金融化和全球价值链等重要研究主题展开。

对于学术的坚持，还在于我们深谙传承与创新中所蕴含的巨大活力。光华从2003年启动IPHD（国际博士生）项目，对标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方案训练学生，旨在培养高水平的青年学者，加快他们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步伐。截止目前，累计有50余位光华毕业的学者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知名大学任教。

凡此种种，无法一一列举。我们无意夸耀，对于学术研究，深感任重道远，从不敢有半丝怠惰。如果说有何经验可供分享和探讨，它得益于一大批60、70、80，甚至90后的光华学者和学子，他们前赴后继“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研究”；他们形成了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聚焦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商业前沿实践的重大关键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学术自信不断增强。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学的力量

“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从本质上说，学术是没有国界的，它们有着通用的语言和规则，通过交流与互鉴，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早期，我们重新学习经济研究范式，系统地把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引入国内。这些年，包括光华学者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开始规范地使用这些范式来梳理、研究中国问题。无论是数学还是模型，从来只是工具，是方法，而非目的，更非价值取向。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构建数学模型等定量手段或思维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在解析许多特定的经济管理类问题时，具有重要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解释，或者很难用现有的范式来解释之时，如“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用现代经济学解释”等问题，就容易诱发对现有研究范式的质疑，滑向“二元对立”的深渊而不自知——放弃理性和科学精神，放弃基础和严谨的方法，打着“有个性、有特点”的旗号去生产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屠龙术”、“炼金术”， 去制造毫无实证依据的管理学“故事会”。这何以对得起“学术”二字？

这种对理性和科学的思维的挑战，也让我们担忧：我们花了近40年时间，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国际通行科学语言和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形成了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若但凡遇到问题，就轻易地上升到对“范式”的挑战，对理性研究方法的挑战，着实令人叹惋。

在这个充斥着天花乱坠的狂欢漫谈，充斥着“听似热闹、但细想无半点收获”的知识表演的时代，真正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身为学者，我们理应继续遵循方法科学——无论是定性或定量研究，无论是理论或实证研究，均应当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流程，更加强调研究的方法论。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只有那些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建立起，对那些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推动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向前。

我们欢迎在共同认知框架下的学术争论: 正是这样的争论，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放弃正面学术讨论，直接改变范式和逻辑，试图凌驾于争论之上，无异于避重就轻，对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扎根中国，研究“真问题”

中国经济和管理学术的正当性，不仅仅表现为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不仅仅表现为方法的科学与理性，它更反映在扎根中国、研究“真问题”，去揭示中国管理智慧，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做服务社会的经济管理研究。

大学，是学术真理诞生的思想苑地，它应执著于学术的独立研究和真理追求。蔡元培先生曾说，“治学者可谓之大学”。何为治学？我们可以称它为“无用”。这里的“无用”，是相对短视、急功近利而言的。比如公司今年销售上不去，再优秀的博士论文也没有直接的答案。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具有一般意义的重要问题，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基础规律的认知，让人们不至于在同一地方反复跌倒——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一个毫无一般性的解释功能，特殊得只能解释个别现象而无法伸展到其他现象的“理论”，是不能被称为理论的；而同样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证伪、或者被更好的理论替代的“理论”，是典型的“套套逻辑”（tautology），同样也不能被称为理论。为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漫天飞舞但缺乏形式逻辑和实证证据的 “新概念”，和林林总总、质量不一的“思想泡沫”。

好的研究，好的理论，基于科学理性的研究范式，它一定发端于实践，根植于实践，也将服务于实践。“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危险”，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管理研究今天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范式问题，而是研究“真问题”的极度稀缺。

什么是扎根中国的“真问题”？它一定是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开展研究，是能够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能够通过研究市场规律和趋势，服务企业成长发展；是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支撑中国实践，贡献中国方案的。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波澜壮阔，但也有大量新的问题和挑战扑面而来：宏观层面上，西方国家300年的发展，为什么中国用40年就完成了？走向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何在，增长新动能何在？微观层面上，如何成长一批具有市场价值创造的能力，又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企业？技术革命奔涌向前，数字经济将如何改变中国企业商业实践，涉及公司财务、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组织行为、领导力等方方面面。这些“真问题”，亟待我们以严肃的学术研究去破题，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去论证、去梳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座学术富矿，可研究的问题有许多，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机会。如果没有去研究好、梳理好，对任何一个有理想的学者来说，是有负于这个时代的。

道虽阻且长，但行则将至。在35年的发展中，光华对学术充满敬畏，并持续倡导和践行“以学术为本”的价值观。这也是学院近些年反复强调学术研究，加快建设“光华思想力”智库平台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够立足新时代中国，遵规范的学术标准，循前沿的科学方法，做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以学术为根，把光华建设成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

一个人的行走，决定一个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决定一个时代的存在。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用严肃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对中国经济和管理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的队伍中来，扛起中国学术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