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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纸券、电子券,促进消费哪家强?

 tangaolus 2020-04-13

  消费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经济链条。消费需要支付货币,无论这个货币的形式是什么。这笔钱从消费者到商家手中,商家才有钱支付上游进货款项和员工工资。整个经济链条才能运转起来。因此,在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的情况下,很多政府选择的是以工代赈。一定要赈,也避免直接赈实物,而是尽量发给现金,让穷人购得口粮的同时,推动资金流转和交易发生。

发现金有发现金的问题。首先是容易引发通胀。如果这些现金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尚且可以说是“按需分配”。如果这些现金来自印钞机,那么通胀以及带来的物价飞涨,很快会让发放现金失去意义——该买不起的东西,还是买不起。

其次是很难确保现金能够用于消费。理论上说,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增;但是Francesco D""""""""Acunto和Thomas Rauter最近在NBER发表的working paper《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来自金融科技的证据》发现,当穷人缺乏社会保障时,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他们是不会消费的,而是会作为预防性储蓄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从NBER的这篇working paper,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现金对于穷人可能不完全是“支付工具”,而是一种预防性储蓄——无论是存进银行,还是藏在枕头下面。

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补贴,引导人们用这笔补贴去消费,才会有用。这就是消费券。历史上第一个食品券计划早在1939年在美国诞生。这个计划的名称是“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政府向低收入者免费发放食品券,低收入者凭券到符合条件的零售店购买食品,然后政府用现金兑现各个零售店收到的食品券。食品券分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只能在特定场所(一般限于面包店和超市等)购买指定食物(如,果蔬食品),但不能在餐馆消费,不得购买垃圾食品、碳酸饮料和烟酒等。

这样的消费券对促进消费有没有用呢?有的。以日本为例,1999年向15 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名为“地域振兴券”的购物券,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用于鼓励居民增加生活消费。根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Chang-TaiHsieh等人的研究(《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increase spending?》),用1999年与1990-98年的家庭消费支出数据作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券增加边际消费倾向20%-30%。

这一研究表明,消费券对整体居民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提振作用,阶段性的扭转了居民消费持续下行的趋势。1999年日本GDP家庭消费同比增速从98年的-0.8%扭转至1%。一般家庭获得的优惠券价值为家庭月收入的7-8%,消费券对于居民消费支出额外提高10%。尽管2000年,伴随消费券发放结束,居民消费增速亦有所回落,但始终没有跌破消费券发放前增速的低点。这说明消费券没有提前透支消费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刺激需求的回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券在有效使用期内,仅对半耐用品消费有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Chang-Tai Hsieh在研究中所划分所谓的半耐用品包括:服装,体育用品,电子游戏,电脑硬件软件,书籍。从直观上看,上述消费品既与宏观经济直接提振作用挂钩不甚紧密,又不是65岁老人或15岁以下儿童消费的重点,似乎是消费券辐射不到的“黑色地带”。然而,关于消费券刺激效果的研究表明:消费券的提振使得家庭半耐用品消费支出增加30%。

为什么是这一批半耐用品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呢?这些细分行业,一是受到了消费券刺激,发生“乘数效应”;二是与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密切有关。真正有消费欲望、容易受消费券“诱导”去消费的,是年轻一代消费人群。他们对于前述半耐用品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他们历经团块世代、新人类世代、泡沫世代、团块次代,进入宽松教育世代,他们更重视自我,乐于悠闲的生活方式,青睐极简化与高性价比的消费品。

当下许多经济学家在呼吁,“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要加大力度。需要警惕的是,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曾加剧年轻世代的困境;让资源更多地老年人倾斜,将老年人的贫困率从60%降低至15%;年轻人贫困率的改善仅在4%左右。收入再分配政策限制了年轻世代消费空间,年轻人逐步“心灰意冷”,走向简约、佛系的“低欲望”状态。从整体上看,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停滞不前。因此,即使拿到了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消费券,消费刺激效果亦不明显。同时,服务消费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外出就餐服务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与年轻世代的消费习惯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总之,看日本的经验,发放消费券也不能忽视两点:第一,社会主要年龄结构;第二,消费主力人群的偏好。否则,很可能效果一般。有意思的是,小渊政权在1998年11月16日实施了发放7000亿日元规模的“地域振兴券”;之后,日本全国信用金库在1999年6月初对全国1.6万家中小企业调查(回答为10407家),结果是,认为地域振兴券对销售额增加有很大影响的仅为0.7%,有点影响为17%, 将近82%否认地域振兴券的政策效果——或许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并没有直接从消费券中受益,对于政府的苦心并不买账。

最后说说电子消费券。当下有一些因为极少数困难群众无法使用消费券、从而呼吁全民发放现金的声音,并称其为“数字鸿沟”。值得说明的是,数字鸿沟问题可能被夸大了。读新闻就知道,杭州发放4.85亿电子消费券的同时,专门准备了1500万元现金的困难群众专享现金。所谓困难群众,可能指的是没有智能手机、或是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身边又无能够代劳的亲友的群体。他们无法领取消费券。因此,民政部门为其准备了1500万元的专享现金。电子消费券的好处是避免出现冒领、转卖、炒券等行为,且消费券能够在支付环节直接使用回收,便于统计兑付;少量专享现金的好处是,能够让困难群众解燃眉之急。二者结合,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安排。

无论是发放纸质消费券、现金还是电子消费券,本质上都是为了让消费迅速“回血”。有人问,为什么国外政府只能直接发钱,而中国政府可以发消费券?因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走在前面;具体来说有三点:

一是终端的普及度够高,两家支付平台几乎覆盖了大部分消费人口;而且各类本地生活平台,通过移动支付接入的消费场景也够多够广;消费券作为电子支付工具,完全可以在支付环节就直接发挥作用;

二是电子消费券不是直接给钱,而是给消费折扣,它对于有消费需求的人群精准补贴;对于那些没有需求(有钱任性)、不打算消费的人,这些券就是废纸,政府也没有沙漏成本;政府发出10亿、20亿消费券,最终真正兑付的额度肯定低于此。

三是电子消费券实际是大数据治理的一种尝试。它能够确定地将消费券给到居住在当地的人群,也能够在商家端圈出一批真正受消费者欢迎、放心消费的好商家。在一轮轮发放中,也可以根据领取率、使用率实时再作调整;如果是纸质券或现金,这种实时统计和调整都将非常困难。

总之,当下作为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也确实有微弱的领先——这为我们使用电子消费券、而非纸质券或现金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用户基础。如果因为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数字鸿沟,就要往回走,回到纸质券或现金赈灾的年代,那恐怕这些年积累下的数字经济微弱优势就白白浪费——而且,可能还会错失政务数字化加速转型的良机——据说,纽约州的电子政务系统在疫情中飞速地升级,正在数字化的道路上迎头追赶上来。如果美国人知道,中国有技术手段使用电子消费券,却坚持回过头使用现金,也许会是一种“无法理解”又微微窃喜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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