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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日本，和刻本即指日本刻本。此处所谓刻本，亦包括活字印本，即广义意义上的刻本。日本长泽规矩也《图书学辞典》“和刻本”条说：“日本之刊本。和板” 。据此说法，“和刻本”是就其刊刻地点而言，并不涉及其内容。只要是在日本刻印之书，都可以称其为和刻本。因此，和刻本可以包括汉籍、和书（亦称“国书”，即用日本语书写者）、准汉籍，以及日本刻印的朝鲜人所著书〔1〕。事实上，朝鲜等地人所著书籍，在日本刊行者不多。今据日本实际情况，同时也为讲述方便，本稿讨论，暂不涉及此类书籍。 
“汉学”是学术领域中的术语，并非指版本学上之词。然而研究和刻本，其与汉学之关系甚深，而其意义与中国又有所不同，因此特作说明，以免歧义。日本之所谓“汉学”，其结构有双层意义：一为狭义概念，一为广义概念。狭义概念与中国所谓“汉学”相同，乃指汉代之学术，而又可以指清代之“汉学派”，其主旨为“尊崇汉儒，不废古训”，认为“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2〕。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即接受并研究清儒之学问，其引进之快、流传之广，实为惊人，而正是这一原因，纔促使“准汉籍”之迅速形成。因此日本早期便有“汉学”之概念，其意义与中国所说者并无区别。
《古文孝经》(汉)孔安国传 （日本）太宰纯音 大桥贞裕校 日本明治六年庆云堂刻本然而在日本之所谓“汉学”，更多情况下系就其广义概念而言，是指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问，因此又有“日本汉学”之称。日本传统学术，大致可以分汉学、国学以及洋学。“国学”是指对于日本自身的研究，其形成远晚于汉学，至江户中期始渐见其萌芽。因此日本学术，可以说由汉学开始，而且其地位一直凌驾于其它所有学问。江户时代虽然形成了“国学”，而在学校的教育，则一直仍以汉学为主，统治阶层亦尊重汉学。至于“洋学”，其接受始于江户时期，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尤为盛行。当时由日本人翻译的洋学书籍颇多，但其翻译一般并非翻成日本语，而是仍然使用汉文。因此之故，清末部分中国学人通过日本“洋书”接受新学问的情况，即由此而发生。因此，历史上“汉学”在日本地位之高，亦可由此得见。日本之所谓“汉学”，笔者认为应该仅指传统学术领域中的学问，以明治初期为限。日本的汉学研究，至明治初期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大量出现日本人所著诗文集，清人著述亦不断被翻刻。当时汉学流行的盛况，在长泽氏《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有明显的反映。明治时期，驻日中国官员及文士颇多，日本文人与此等人士交流，相互间多有唱和诗文、讨论典籍之事，此可谓明治汉学之一大特点。日本自明治时期便以建立“近代国家”为目的，开始建设具有新式结构的大学，其学科之设立皆一准于欧美，其中有关中国之学科，则称为“中国学”，新学科自此逐渐形成。日本的“中国学”固然由继承传统“汉学”之成果而形成，其学风又具有日本之独特风格，然而其社会地位、其于社会之影响，以及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则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讨论和刻本时，首先应该把握日本古籍的具体情况。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即接受中国以及其它地区的文化，因此造成日本图书的成分较为复杂。在日本，既有本土之书即“和书”，又有中国之书即“汉籍”，还有在接受中国文化中形成之“准汉籍”。“准汉籍”指日本人用汉文（中国古文）撰写的书籍，其内容以关涉到中国者比较多，当然也有专门描述日本情况的著述。准汉籍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价值既高，数量又丰富，应当另作讨论。在本章只说明“准汉籍”是日本人用中国古文写成之书，而不展开具体讨论。
在日本，中国典籍被统称为“汉籍”，此说法在中国并不通行。“汉籍”系就其内容而言，因此汉籍之版本，可以包括中国刻本、和刻本及朝鲜刻本等形式。其版本又不限于版刻形式，刻本以外，活字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排印本、珂罗版印本等（日本、中国皆有此类书），皆属于“汉籍”版本范围以内。与“汉籍”之称相对者，则有“和书”，和书之内容一般皆与日本有关，包括日本的文学、思想以及对日本的研究等等。和书的写作语言，一般都用日本语，也是日本古语。在日本，古代典籍首先分为刻本与抄本。此点与中国完全一致。然而，因为日本很早就开始接受中国文化，并大量引进中国书籍，因此日本早期即有中国刻本流传。刻本又可以分为中国刻本与日本刻本。前者一般称“唐本”，后者即“和刻本” 。“唐本”一般只有汉籍，而“和刻本”则包含汉籍、和书、准汉籍等〔3〕。所以，日本之古书，首先可以按书籍的形态分为刻本与抄本，其次又可就其刊刻地域，分为唐本与和刻本。和刻本据其内容，又应分为汉籍、和书、准汉籍等。在日本说起“和刻本”，一般都指汉籍而言。因为上述汉籍、和书、准汉籍三者中，只有“汉籍”含有日本以外所刻印之书。由于中国刻印的汉籍在日本非常普及，因此讨论其版本时，常用“唐本”与“和刻本”作区别。“和书”与“准汉籍”皆为日本人所著，自然是日本之刻本，即和刻本。只是因为此种书一般仅有日本刻本，并没有在其它国家刊刻者，因此不必称作“和刻本国书”、“和刻本和书”及“和刻本准汉籍”。和书一般不用“和刻本”之称，关于这一点，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汉籍目录的编法》中一段话，亦可作为参考：“……考汉籍之写本，其底本大多数是刊本，其中据和刻本而抄写的书居多。则大多数的传本，是具有规范性的和刻本。相对而言，流传于世的和书中，未刊刻之写本颇多，其中仍未形成完整图书的形态之书亦极多。”依据此说，写本形式的和书比刻本多，而且往往尚缺乏图书的性质。所以讨论和书的时候，联想到“刻本”概念较为困难。与此相反，汉籍即使是写本〔4〕，然而其底本多据和刻本，较容易与“刻本”概念产生联系。当然，这只是大致倾向而已，如果是刻印之书，和书当然也是和刻本。只说“和刻本”，并没有包含“汉籍”之意。一般所谓“和刻本”，其实即“和刻本汉籍”之简称。所以，长泽氏编目录时，亦以“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为书名，解释和刻本情况时又屡屡用“和刻本汉籍”之称。此皆说明“和刻本”这一概念，并不能代表汉籍之意。长泽氏在其《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又将汉籍分为“和刻本汉籍”与“翻刻本汉籍”，认为由中国刻本直接翻刻之版本，不属于和刻本。然而，据笔者理解，和刻本既然是指日本刻印之书，翻刻本自然也属于和刻本之一种形态。长泽氏在该书《序》中，论述“ 和刻本” 与“ 翻，飜） 刻本”之不同云：“和刻本汉籍与翻刻本汉籍，似为同一个事情，然而实际上有区别。如果说翻刻，是指在中国至少有一次曾经出版过的书。而和刻本不论于中国有无其刊行。（一）一直仅以写本流传于世的书；（二）明治年间由日本人出版的留日清人编着之书。这些书皆属于和刻本。然而，（三）清人在日本主持印刷出版之书仍然属于清刊本，而不能属于和刻本，也不属于翻刻本”。然后每一类举具体例子：（一）《古文孝经孔氏传》《论语义疏》《群书治要》；（二）《蘅华馆诗录》《舟江杂咏诗》；（三）《敝帚斋主人年谱》《古逸丛书》。长泽氏将翻刻本再进一步分析为：（A）汉籍以白文形式出版之书；（B）经日本人加工后，附带部分乃至全部句读、反点、送假名等之汉籍。然后解释说，在汉籍正文上加以日本人注释批评等之书籍，原则上不应属于翻刻本，可是仍有两种书可以视为翻刻本：（C） 正文留下（A）或者（B）的形态，而加头注（首书）之书；（D）正文旁边加注释或者批评文字之书中，在卷端没有冠以后来加上的新书名。（D）的意思是，虽然带有日本人的注释、批评等文字，可是仍然保留了中国原来书名之书。长泽氏之解释，对于日本刻本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很细致，同时又说明了日本刻本的复杂性。然而他要区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之意图，笔者仍然没有特别地清楚。笔者认为，大概他是要说明：日本刻本中有直接翻刻之中国书籍，以及附带日本独特释读符号（主要是标示日本人读汉文之方式）之汉籍。对此，笔者认为，“翻刻本”亦可视为和刻本之一种形态。因为长泽氏的此种分类，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想确切分别，存在困难，亦容易导致混乱。尤其是（C）、（D）两种形态，与其它和刻本之区别，界线不清。而且，长泽氏在说明翻刻本时所举的《古文孝经孔氏传》《论语义疏》等上述几种书，又都著录于其所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笔者认为，长泽氏大概只是要说明日本刻本中存在的多种情况而已，并非一定要区别“翻刻本”与“和刻本”。上文所引长泽氏《图书学辞典》，亦谓“和刻本”便是日本之刊本。其解释简单而完整。按其说法来分析，“翻刻本”既然也是在日本所刻印之书，因此自然可以算是和刻本。《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一书，是长泽氏通过长期对和刻本调查的经验而编成之书，编纂时间将近三十年，是日本最权威的和刻本汉籍目录〔5〕。其解释也应该有十分的理由和根据。《图书学辞典》一书，虽然是一部手册性的小型书籍，规模不大，然而此书系长泽氏晚年编纂，可以说是其一生学术及认识的一种总结〔6〕。因此其中解释，应该代表了长泽氏晚年更为系统化的思考，较能反映其晚年更加成熟的认识。因此，笔者遵从后者之说。“和刻本”是就其刊刻地域而言，此概念与内容完全无关。因此在日本，中国典籍分为“唐本”与“和刻本”。就其内容而言，则可以分为汉籍、和书、准汉籍等；就其形态而言，又可以分为抄本（包括稿本等手写之书）与刻本（包括活字印本等广义的刻本） ；就其刊刻地域来说，有唐本与和刻本之别。而和刻本汉籍，正如长泽氏所解释，其形态之多，其种类之复杂，实为可观。有直接翻刻之书，亦有加上日本人注释之书，又有中国原无刻本之汉籍，又有由日本人编纂的中国人文集等等。因此研究和刻本汉籍，对于这些状况的理解至为必要。〔1〕于日本流传之刻本，绝大多数是中国刻本与和刻本，亦有少量朝鲜、越南等地之刻本。于日本翻刻之朝鲜本亦略有之。至于越南等其他地区之书，其和刻本笔者目前未曾见之。此外，自江户后期开始，尤其是明治以后，曾出现大量欧美著作之翻译本，此种书往往用汉文书写。〔2〕（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华书局1983 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钟哲整理） 。〔3〕其实，一些准汉籍亦有中国刻本。如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太宰纯《古文孝经》等，皆收于《四库全书》，后来又有单行刻本。然而此种情况实属罕见，因此不用分“唐本”与“和刻本”。至于和书之中国刻本，目前笔者未见其例。比较有趣之例为《忠臣库》，该书乃由日本民间流行的“忠臣藏”故事翻译成中国语言之书，而且此书有和刻本。日本故事被中国人翻译成中文后，其书又在日本刻印，其过程非常有趣。然而，此书亦算是中国人关涉国外的记录，不能视为和书之中国刻本。而且，此书未见中国刻本，因为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记载，尤其在清末，中国人在日本出版之书极多。目前未见其中国刻本，因此此书可能只有日本刻本。〔4〕写本，相当于中国之“钞本”（日本亦有“钞本”之说法），但其含有“精粹”、“精华”之意。〔5〕其实，除长泽氏此部目录之外，日本目前尚无有完整之和刻本汉籍目录。因此此书亦可谓既是在日本最权威之书目，又是在日本惟一之和刻本汉籍专门目录。〔6〕以上内容及其《目录》、《辞典》等介绍，参照本论文第一章长泽规矩也相关内容。作者：中山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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