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我们叙述的法国启蒙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卢梭。如果说，上述的启蒙主义者对理性评价过高，凡是非理性的东西——一方面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另一方面是高于理性的需求——他们又太过于低估，而在卢梭身上这些特征肯定是不存在的。 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露阴癖式的”坦率讲述了他的生平，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冲突和内心斗争，他为激烈的情感所摆布，他总是神情不安，他是一个极为不幸和严重精神变态的人。卢梭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十六岁吋他中断了学徒期的学习，从日内瓦逃到萨瓦。他在一个年老的贵妇家里度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妇人成了他的“妈妈”兼情人。她也让卢梭这个加尔文派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卢梭在取得文学上的最初成就后（关于这我们下面马上还要讲），他时而在巴黎生活，时而又到法国的其他地方居住，在此期间，总是有富裕的贵族朋友和乐善好施者接济他。在日内瓦，他获得了公民权，并重新改宗入了加尔文教。后来，他与一个下层女子结了婚。在大卫·休谟的陪伴下，他还去了英国。从英国返回法国后，他始终觉得有人在追踪迫害他，这种感觉后来发展成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狂。他于1778年在法国去世。 1749年，狄戎科学院发起一项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和科学的复兴能否促进和提高人类的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就像一个火花，它激发了卢梭把他在乡间孤独的沉思中积累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写作欲望。和狄德罗商谈后，卢梭于1750年发表了《论科学与艺术》作为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征文。他的文章获了奖，并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作家。对于艺术和科学是否促进了人类的道德和幸福这个问题，卢梭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否”。卢梭对文化的价值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他的文章缺乏学术文章的那种严密逻辑性和科学性，但是他的文风热情洋溢，因此他的语言更能打动人。文明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在卢梭的时代，人们却正在为此而高歌。难道民众不是正在贫困和奴隶般的不自由中忍受痛苦吗？难道人类的生活状况不是比动物的更恶劣吗？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偏见使然。艺术和科学并不是进步的标志，而是衰落的征象。博学多识有何用？因为正是文化的优雅精致才造成了社会不公。如果每个人都坚守着鄙陋的自然德行，那么哲学又有何用？历史证明，精神的发展总是与道德风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很少的几个未被过分自负的人类文化污染过的民族却能够通过他们的德行而建立幸福的生活，并且成为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卢梭大声疾呼：“万能的上帝啊，把我们从祖先的所谓开化状态拯救出来吧，让我们再回到纯朴、纯洁和贫困的状态中去吧，这些是能够增进我们幸福的唯一财富。” 卢梭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促使狄戎科学院提出了第二个有奖问题：人类的不平等的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以自然法为根据的吗？卢梭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用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将人类的不平等划分为自然的或肉体的不平等（如人在年龄、健康状况、体力和心灵天赋上的不平等）和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这是以人的相互协调或宽容为基础的。那么第二种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呢？ 卢梭首先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下的”理想化了的画卷。与霍布斯认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争斗的观点不同，在卢梭那里，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真正的天堂般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健康的，因为大自然已经将那些病弱者淘汰了；人的德行纯朴自然；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动物的和简单的；人与人是彼此孤立的、独立的，没有人必须服从别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思想。因为“如果自然规定我们是健康的，那么我几乎就可以认为，反思的状态就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状态，能够思想的人就是一种退化的生物。” 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状态呢？因为缺乏详细的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因此哲学必须填补这个空白。“第一个人想起来用篱笆围起一块土地并这样宣称：这个属于我。然后他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了他。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如果当时有人拔除木桩，填平壕沟，并向人们大声疾呼：不要相信这个骗子的话！要是你们忘记了这些果实和土地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你们就毫无希望了。——那么会避免多少犯罪、战争、谋杀、卑鄙和可恶的事情啊！”（在这里，卢梭距离下一个世纪里普鲁东说出那句后果严重的话“私有财产就是盗窃！”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可用的土地被分割了，那么其中一个人的地盘的扩大必然是以另一个人的地盘的缩小为代价的。主人与奴仆、暴力与抢劫就出现了。人类就变得贪婪、野心勃勃和阴险恶毒起来。 因此而导致的战争和残杀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于是“富人们”就想出了主意，他们向自己的邻人们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护弱者，压制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能够保障人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与其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自己，倒不如把这些力量联合成一种更强大的势力，让这个势力按照贤明的法度保护所有参与联合的成员，抵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和睦。”于是，由于那些易于轻信别人的人接受了富人们的建议，因此国家和法律就产生了，这给那些弱者添加上了新的枷锁，却给富人们创造了机会，使不平等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起先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统治很快就蜕变为独裁统治。 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大不幸：它制造了富人和穷人。任用当权者是人类的第二大不幸：它制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蜕变为独裁是人类的第三大不幸：它制造了主人和奴隶，对奴隶来说，屈服就是他们唯一的义务，在这里，人类的不平等达到了顶点，这是极端的退化。更有甚者——而且这也完全背离了自然法，一个孩子竟然能够统治成年人，一个傻瓜竟然可以凌驾于聪明人之上，少数富人沉迷于奢靡淫乐的生活，而大多数饥肠辘辘的人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于是，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与自然法背道而驰的状态。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出路和回归的可能性了吗？卢梭试图用他的《社会契约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他最著名（但并非唯一）的政论作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创建如下一种状况必然是可能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出让的和牢不可破的自由能够与国家权力的范围协调一致，这种权力是国家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权力本身永远都不会造就公正。不管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有过社会契约，但是一种公正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协议和自愿赞成的基础之上。这种协议就是社会契约。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力所能及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共同意志领导下的社会公共财富。由此而产生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精神共同体，即人民。人民是最高统治权的唯一代言人。 但是如何才能确定公民的最高意志（即公意）呢？通过投票表决。“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的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 贯穿在卢梭所有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性本善，只是在社会的不良影响下他才变坏了。基于这种思想，卢梭必然也就特别重视正确的教育。这也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他在其教育小说《爱弥尔》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一些个别地方，卢梭承袭了洛克的思想主张，但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却完全是卢梭自己的独创，而且他的这些思想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乃至今日的教育学也仍然受其影响。他认为，成长中的青年人必须远离不良文化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让蕴含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善的自然天性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发展成熟，因此，教育的责任是一种否定的责任，教育的责任就在于排除那些可能会干扰人的天性自然发展的一切不良的社会影响。 《爱弥尔》中还包含着一篇《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卢梭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立场。他的宗教立场不仅远离了宗教的启示信仰，而且与上一节中提到的唯物主义者的那种带挑衅性的无神论也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伏尔泰的那种理性宗教也和卢梭不沾边。卢梭的宗教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感觉告诉我，有一个上帝。要想对此了解更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我依照上帝的伟业来沉思上帝。我越努力探究他的无限本质，我就越觉得他的本质不可思议。上帝存在，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对上帝越不理解，我就越崇敬他。我在上帝面前谦卑地说：‘万物之主啊，我存在，是因为你存在。我不间断地沉思你的本源，目的是能够认识我自己的本源。运用我的理性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理性服从你的意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