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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指出，虽然“科学知识”自近代以来确定其处于知识领域的霸权地位，将不符合其旨趣与范式的各类“知识”指斥为“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97但这样一种气势凌人的表象掩饰不住其本质：“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11，作为“话语”的“科学知识”首先是一种特定的指示性陈述，遵循着真理标准，与各类知识遵循着不同标准（如效率标准、正义的标准、美的标准等）的诸多形式的陈述（如评价性陈述、规定性陈述……等）一起参与到构建社会关系的“语言游戏”之中。由此来看“科学知识”作为各类“知识”的典范与榜样的地位并非不可置疑，同时“科学知识”的这一高姿态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矛盾。由于“科学知识”遵循着真理标准从而对可验证性异常执着，这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求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解释。这时，“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事，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106-107，原先被“科学知识”指斥为“非知识”的“叙事”在此担当起“合法化”的重任。 由此利奥塔考察了西方近代知识合法化叙事的两个版本：一个称之为“解放的叙事”，是指以“人民”作为叙事的主体，谱写了一幕 “人民”通过知识的引导实现了“自我解放”、从而推翻了“暴君与神甫”的阻碍与压迫的史诗剧，是政治性质的知识合法化叙事；另一个称之为“思辨的叙事”，是指以“思辨精神”为中心，将由于现代分科而变得零碎化的知识，编织入黑格尔式的“精神的生命”展开历程之中，是一种哲学性质的知识合法化叙事。115-132 但两种宏大叙事都因其自身矛盾而衰落了，“思辨的叙事”的“精神生命的展开”无法满足科学的实证性，而“解放的叙事”则将知识的“真理”标准和实践的“正义”标准混为一谈。由此知识的语言游戏失去了其“元语言”，而只能由知识生产与传递的效率标准来实现其合法化。对这样一种经由“性能”而实现的合法化，这体现在知识生产上则是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能够论证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系统的多元性（库恩式的范式替代与规则发明）原则代替了普遍元语言的原则（逻辑元语言）”，而举证则将则科学更深地与金钱权力相联系，因为通过购买学者、技师、仪器来增强举证，未必能更多地掌握真理，但对于增加力量、把握话语权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体现在知识传递上则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需要培养的是各种能力而非各种理想，其任务在于“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制所需的语用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173。但时至今日，通过性能实现的合法化也遭遇其危机，因为面对量子力学与原子物理学所研究的不稳定、复杂化的对象，“效率”最终会变为“无效率”，恰如博尔赫斯在其小说中说的：一个皇帝想让人绘制一张绝对精确的帝国地图，结果帝国破产了。由此，利奥塔宣告了“元叙事”的死刑，世界进入了一个可以展开自由多样“语言游戏”的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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