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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 2020-04-13   蔡曾煜 光福司徒庙“清、奇、古、怪”四株千年古柏，因历史悠久，树形奇异，在近代闻名遐迩。一般传说这四株古柏由东汉时大司徒邓禹手植，但关于四株柏树的史料记载，从现在可查资料来看，是在明末清初始见相关光福古柏的记述，而邓禹从未到过光福。 一 最早写到这几株古柏的是明末诗人、画家李流芳（1575-1629），在其《檀园集·卷一》的五言古诗《夜携榼至司徒庙古柏下已复篝火寻花剧饮花下》中，首次提到司徒庙古柏，诗曰：“看花昼不足，尚拟乘夜游。花光宜月色，林香应更幽。轻云亦有意，遂我秉烛谋。酒阑更移樽，选树随淹留。爱此荒祠柏，千年挺苍虬。黯黮迷园花，悬灯照枝头。登木学巢饮，歌放不可收。笑语同游人，尚有明日否。”李流芳，出生于嘉定南翔（今上海嘉定区南翔镇），32岁中举，又两度赴京参加殿试皆不第，后回乡，建院居“檀园”，以诗歌和小品闻名于世，擅画山水，亦工书法，有《吴中十景图》传世。 明末清初，长洲（今苏州）人徐枋（1622-1694），在其父徐汧殉节后，遵父遗命终身不仕异族，隐居邓尉山中，旋移灵岩上沙村，遁迹不出，杜门绝人，终生不入城市，以书画诗赋闻名吴下。著有《居易堂集》，在卷之八《邓尉十景·司徒庙》一节记载：“司徒庙柏，千年物也，雄奇偃蹇，各极其致，有非图画之所能尽者，殆不减杜少陵所咏孔明祠前柏也。零落空山，榛芜满地，昔人祠宇湮没，无闻多矣，而此独以柏树得传，不亦异乎。或曰，此汉高密侯祠也。”徐枋在顺治十四年（1644）与康熙二十年（1681）两度作《邓尉十景图》（图册现收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徐枋的这段文字说明司徒庙在清顺治年间已经荒芜，庙里祭祀的可能是东汉时高密侯邓禹。 光福在苏州城西南五十里，相传为春秋时吴王养虎之处，南北朝时梁天监二年（503）建光福寺，后以寺名为镇名。相传因邓尉隐居而得名的光福邓尉山，在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记苏州府时提到光福山，并引录唐陆广微《吴地记》谓：山本名邓尉山，属光福里，因名。与铜“坑、玄墓诸山相连。”《吴地记》早佚，晚唐时苏州人陆广微约于乾符三年（876）重辑录，北宋时又有人辑《吴地记后集》，这两集均无光福山或邓尉山的记载。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地记》，除辑录《吴地记正文》与《吴地记后集》外，又据各类书、方志的引录，增《吴地记佚文》一集，邓尉山的记述在此集内。宋代的《吴郡图经续记》与《吴郡志》均无邓尉山记载，《吴郡志》仅记有小鸡山，小鸡山即弹山现称潭山。明代王鏊的《姑苏志》记：邓尉山在光“福里，俗名光福山。”并在此条下又谓：“按圣恩庵开山记，作邓蔚山。”光福的圣恩寺建于唐天宝年间（734-756），照此说法，邓尉山在唐时名为邓蔚山，应与“尉”无关。清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记：邓尉山在“府西南六十里，锦峰山西南，相传汉有邓尉隐此。”这里对邓尉山只提到“相传汉有邓尉隐此”，并未指“邓尉”即邓禹。 将邓禹与光福扯上关系的说法起于清，但清人早有质疑，清徐傅的《光福志·司徒庙》一节，引录乾隆二年（1737）进士程穆衡谓：“尉（武官名）之官设自秦，邓尉相传西汉人。”而邓禹是东汉时人，程穆衡的记述，说明邓尉山与邓禹两者并无关联。 二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新野人。邓禹年轻时与刘秀（东汉光武帝）交好，追随刘秀助建东汉王朝，建武元年（25）拜为大司徒（管理民事的最高官员），建武十三年（37），光武帝加封功臣，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在山东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永平元年（58）汉明帝刘庄即位，拜邓禹为太傅，居岁余寝疾，卒后谥号元侯，墓在河南济源。邓禹一身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未见与苏州相关的记载，更无邓禹隐居苏州之事。永平三年（60），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后称云台二十八将，其中邓禹名列第一。唐代德宗李适时，在建中三年（782）礼仪使颜真卿向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后汉高密侯邓禹。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依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邓禹。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后汉时期的大臣只有邓禹、冯异两人。 光福的司徒庙，在清道光年间徐傅的《光福志》里记载较为详细，并引录不少相关文献。徐傅是光福人，与其父徐增先后三十余年搜罗节录许多光福史料，于道光甲辰年（1844）著成《光福志》，其中寺观一节记述有两座司徒庙。一座在邓尉山：今为邓尉山神，俗呼土地“堂，相传祀汉邓禹……其庙之建无考，明宣德十年（1435）里人顾进倡捐重建。”另一座司徒庙在青芝山，即古柏所在地。徐傅谓：司徒“庙，在青芝山北，或云汉高密侯邓禹祠，前有古柏四株，皆千年物，名清奇古怪，今又名古柏庵、柏因社。”青芝山在邓尉山南，庙在青芝山北山麓。这座司徒庙与邓禹的关系，前人早有异议。乾隆年间的程穆衡称庙因有大树，而有冯异庙之称。《光福志》的引录谓“邓尉相传西汉人，陆广微《吴地记》已不知其名，故志皆阙，今误为邓禹。司徒庙向在报恩寺教场中，未考何时移建山上。今因邓禹之误，并以冯异谓庙，有大柏即大树将军故，实不知二子未尝至吴，军中大树亦未定在何处。” 光福司徒庙在清代还有多种说法。徐崧的《百城烟水》谓：“邓将军祠有三：一在山南湖滨，门有古柏；一在志理村；一在顾港。传为东汉太尉邓禹三兄弟所居，各村祀之。”但史籍未记邓禹有三兄弟。顾震涛《吴门表隐》谓：“元墓各村有二十八处土谷神庙，祀汉云台二十八将，皆宋时建。”“清、奇、古、怪四大古柏在元墓汉司徒冯异庙，晋时物。”由冯桂芬（1809-1874）编纂的《同治苏州府志》则否定了司徒庙与邓禹、冯异的关联，谓：“陆广微《吴地记》已不知其名，故志皆无之。今忽误为邓禹，因邓禹之误，并以为冯异，谓庙有大柏树即大将军也。俗人佞谈如此。”其实司徒庙除苏州外，其他许多地方也有，祭祀的不一定是邓禹，也有其他的司徒。而邓禹未曾到过苏州，何有手植古柏之说？ 三 光福“清奇古怪”四株古柏的历史，主要按《光福志》的时序记载大体为： 明末李流芳谓：“荒祠柏，千年挺苍虬”。 明末清初徐枋谓：“千年物也，雄奇偃蹇，各极其致”。 清初诸华谓：“湖头古寺六株柏，其柏著名惟四株，我谓两株年亦浅，有曰古曰怪独殊,一株中空容人立，一株横倒用石扶。”这是对“清奇古怪”四株古柏树态描述的最早记述，初有其名。 清乾隆时姚鼐谓：“高干枝稀似立虬，裂枯横草翠还抽。七株嘉庆三年看，更历人间几百秋。” 清尤熊谓：“大干已千年，其一刦雷斧，至今神物留。”并分别描绘四株古柏姿态曰：“或升如虬蟠，或偃如虎卧，或亭如散盖，或屈如控弩。”但未提四株古柏的名称。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晋纂《南巡盛典》，其中名胜卷苏州部分有香雪海图与相关文字，图画注有香雪海、古柏、光福塔三个景点。文谓：“又有司徒庙，或云汉高密侯邓禹祠，在青芝山北，古柏雄奇蟠郁，盖千年物。” 清乾隆年间太仓娄江人钱宗颖著《瓯香书屋诗钞》，戊子年（1768）钱大昕为诗钞题词，其卷二有一篇《司徒庙古柏行》，详述此四株古柏，曰：“青芝山深路盘曲，司徒当庙枕层麓。庭前老树势参天，翠尾苍髯声谡谡。枝高时作蛟龙吟，叶密宁来鸾凤宿。云气沈沈接远空，浓阴下照须眉绿。二株夭矫势绝伦，千寻黛色穿云根。竦如鹏翼出霄汉，直如鬼臂撑孤坟。一株特立势蜿蜒，鳞甲飞射扶桑暾。最后一株更臃肿，虬龙虎豹当空蹲。横枝古干覆广亩，白日不到高天昏。霜皮溜雨几千载。俯视四山松桧皆儿孙。” 清嘉庆年间沈复著《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记乙丑孟春（1805）游邓尉时，提到古柏名“清奇古怪”，谓：“山之左有古柏四树，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荗如翠盖；奇者卧地三曲，形同之字；古者秃顶扁阔，半朽如掌；怪者体似旋螺，枝干皆然，相传汉以前物也。”这是最早见到记载四株古柏的名称与树姿特征的。 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孙原湘，记光福古柏谓：“一株参天鹤立孤，倔强不用旁枝扶。一株卧地龙垂胡，翠叶却在苍苔铺。一空其腹如剖瓠，生气欲尽神不枯。其一横裂纹萦纡，瘦蛟势欲腾天衢。” 清道光二十四年徐傅撰《光福志》，卷首“天章”一节，详细记录康熙五次、乾隆六次在光福的活动，同治《苏州府志》，卷首有三卷记康熙与乾隆对苏州的巡幸，都未有司徒庙古柏的记载。《光福志》在司徒庙一节，引录孙原湘诗之后，徐傅谓：“清奇古怪，高庙南巡赐名。” 清末民国初张郁文的《光福诸山记·寺院》记谓：司徒庙“庙中古柏数株，势极盘屈，最著名者名‘清奇古怪’。一纹成左纽；一颔吐孙枝；一作蛟龙腾跃，架空为桥；一经雷火焚余，倒地复蘖。皆千年物也”。 民国22年由曹允源等纂修的《吴县志》谓：“司徒庙在青芝山北，相传祀汉邓禹。庙前古柏四株，名清奇古怪，皆千年物也，今名古柏庵，又名柏因社。清宣统二年，邑人王熊熙、冯泽贤、李曾祥、陶忠伟因古柏多所断伤，筑铁栏保护之。” 从以上历史文献可看到，邓禹未曾到过苏州，司徒庙仅是祭祀司徒的祠庙。庙中古柏在明末清初始有记载，民间渐有“清奇古怪”之名。所谓邓禹隐居、汉柏、乾隆赐名等说法，史料记载均为“或云”“相传”，并无定语。今人或谓邓禹退隐光福、居有邓禹草堂、手植汉柏等说词，实无历史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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