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的一期文章，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古人对于传染病的起源和传播的认知，古人将传染病称作“瘟疫”，在他们的认知里，瘟疫起源于不按照规律变动的气候，并且经由“疫气”在人群中传染。中国有关瘟疫的记录最早可以上溯到商周年间，瘟疫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长时间的缺席过，那么古人到底有哪些应对可怕瘟疫的手段？这些手段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吧。 青萍之末 预防和治愈传染病并非简单的医疗行为，防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行医救人那么简单，防疫牵扯到了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于公共卫生的管理。 后世中医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已经记载了“不治已病，治末病”的核心思想，“疫气”因四时之气不调而诞生，属于避无可避，那么就应该让人尽可能的避免沾染上“疫气”而得瘟疫。 最基础的就是要保持环境的清洁，清朝王梦英有指导防疫的著作《霍乱论》，其中就写到：“人烟稠密之所，疫厉时行…故为民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时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饮浊，直可登民寿域。”提倡民间有能力的人带头清洁水源，改善环境，以此来避免瘟疫横行。 而同样在清朝所著的《寿世青编》一书中则说到：“人卧室宇，当令洁净，净则受灵气，不洁则受故气。故气之乱入室宇，所为不成，所依不立，即一身亦尔，当常令沐浴洁净。”则倡导人应该保持自身的洁净，时长沐浴，避免“不洁故气”侵染自身。 而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也广泛记载于各路史记当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韩非子》一书中记载的“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后世还有着秦朝乱扔垃圾就会被刺面的说法，无论此种严酷刑法是否属实，这种记载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对于公共环境的管理意识，并且这种管理是有一定的法律可以作为依据的。 对于人口相对密集，人力相对廉价的中国古代城市来说，将人力投入到城市建设事业当中，既可以改善环境恶化，还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维护社会稳定，一举两得。也正因此，中国古代城市都有着超越同期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下水道自商周时期开始就是中国城市几乎不可缺少的重要工程了。同时在农耕社会，粪便也被中国人当作了一种重要的资源，小心的收集起来，送到城外用于施肥耕种，甚至还产生了垄断粪便产业的黑社会“粪霸”，直至解放初期还有其肆虐的记录。  种种原因，当欧洲人从阁楼上一边喊着“上帝保佑你”一边向街道上倾斜粪便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中国古代的城市就显得洁净多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相对良好的卫生条件，中国古代的防疫情况才能略微比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好上一些。 火的使用缔造了人类文明的最初面貌，经过高温加工后的食物风味更好，营养更易吸收，也更难有机会包藏病原体在其中。 中国人历来习惯熟食，热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写道：“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煮烂。”可见吃熟食是中国人历来的良好卫生习惯。明代李时珍更是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提倡人们就连水都要喝烧开过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饮用水和食物的安全，阻隔了瘟疫的传染。 补牢法门 我们今天的城市都已经高度现代化，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洁净的自来水，经过检疫的食物以及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今人的体质也要比古人更好，然而我们依旧无法避免传染病在城市间“时常流传，偶尔爆发”的状况。因此，古人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是必然无法断绝传染病爆发，即“瘟疫横行”的状况的，那么如果瘟疫确实已经发生了，又应该如何放置呢？ 古人既然已经认识到了“疫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那么自然也会想办法断绝“疫气”的传播过程，中国秦代就已经设立了“疠人坊”这样专门用来隔离，治疗麻风病人的场所。《汉书》中也记载了“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疫疠措施。  而到了清代，人们已经在和瘟疫旷日持久的搏斗当中认识到了，“疫气”不光会附着在病人身上，还会附着在病人周边生存的环境上。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就证明了这一点：“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除了隔离之外，古人也没有放弃对已经患病之人的救治，名医华佗就曾经摸索出了用青蒿治愈由疟疾引起的流行性“黄疸病“的良方，后世医学家屠呦呦还从青蒿中分离出了“青蒿素”，打造出了制造疟疾的强力药物，再次验证了名医治疗瘟疫的思路。  而除了直接对症下药，瘟疫盛行之下，保护好没有感染瘟疫的健康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天花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性传染病，时至今日，人们依旧没有治疗天花病的有效措施，然而天花病早已经被消灭接近半个世纪，而这背后，就涉及到了中国古人的一项医疗创举——人痘术。  人痘术指的就是取天花患者痘痂制浆接种于健康儿童，使之产生免疫力，以预防天花的方法。这种防疫方法的具体发明年份已经不可考察，而至于它究竟是无意中碰撞而出的经验产物，还是有意识探究而得来的研发结果，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得知清楚。但是但就人痘术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古人确实凭借这项技术摸到了现代免疫学的大门。 人痘术一共有四种接种方法，分别是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法，核心思想都是让幼儿接触感染者的所携带的病毒。而后来在不断实践的过程当中，古人发现用接种多次的痘痂进行接种，安全性会更高。 清代的《种痘心法》就记载道：“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背后的原理和今天的定向减毒选育疫苗是一样的。  蚊虫也是传染病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时至今日，许多热带地区的人类依旧苦受蚊虫之害。小小的蚊子身上携带着致命的疟疾，每年几乎都要有超过60万人因为被蚊虫叮咬导致染病而死。中国古代也历来有通过燃烧，佩带艾草来预防蚊虫侵扰的习俗，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某些传染病的传播，保护了未感染者的健康。 报团取暖 依靠一个“名医”，或者说依靠一个普通人个人的努力来抗击瘟疫，显然是过于势单力薄了。疫苗、特效药等破解疫情的良方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种情况下，瘟疫如同饥荒水旱一样，都属于个人根本无法有效抵抗的天灾，抗击这种天灾，国家的力量不可或缺。历朝历代，政府的组织能力都是影响疫情严重性的重要因素。 大城市爆发瘟疫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起隔离的处所，《汉书·平帝纪》上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可见政府要安排单独的住所来作为隔离场所，安置病人。 大规模的瘟疫之后，往往就是社会生产秩序的崩坏，失去生计民不聊生的百姓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选择揭竿而起，叛乱造反。也因此，专制统治者其实会很在意大的疫情对国家整体的影响，在瘟疫盛行之时，帝王往往会发出诏书，坦诚执政失误之处，安抚民心，并且命令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各级政府共同抗疫。 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宋朝其间，为了防止有人因为看不起病而放弃治疗，扩散感染，政府也会组织医生，在瘟疫发病时为患者进行义诊，由政府来承担相关支出。 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可见古代帝王将相是有遏制瘟疫传播的行为和动机的。 瘟疫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必然会给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带来重创。因为瘟疫家破人亡的百姓，很难在如期缴纳税赋。而如果继续按照原有标准征缴劳役和税赋，不仅不能有效增加财政收入，反而可能会使百姓民心动摇，不仅不利于控制疫情，还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正因如此，历史上的诸多朝代都会在大疫之年实行免税减租，减轻民众的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而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基本都会被派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年过后，大多数政权还会调拨赈灾粮款以救济灾民，稳定人心。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会兴办一些“蕙民药局”，普及医药卫生常识，散发药品，在地方抗疫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凶猛的大疫一旦来临，往往会十分严重的影响到古人的生活，也正因如此，古人在面对瘟疫的时候实在是想出了很多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在实际应用当中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是否真的保护了古人的生命安全呢？咱们下期的文章再来为大家详细讲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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