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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准确地说，我并不知道它的生日，流浪猫哪里有什么生日呢？三年前的四月，它还很小，它走进我的世界，“半缘修道半缘君”。 
那时尚早，一切尚未命名，我唤它喵喵，它懂，从我在上海的逼仄的小房间的各个角落走出来，停在我面前，抬眼望向我，仿佛在说：我在这。
那时的它那么小，巴掌大的小东西，吃饭会跳进盘子里；够不到猫砂盆，我为它垫上厚厚的一摞纸。
我读书的时候，它挂在我毛衣上，在我肩上走来走去；我做饭的时候，它用小爪爪吊在我的裤子上，须臾不离。
四月的上海，我爱的玉兰花开了，夜里讲完课，坐末班地铁回来，出站口有两珠白色的玉兰，开成一树的花海，安慰我的疲惫与孤寂。上海太大，大到可以吞没一个人，忽略一个人的感受，而只有它，在乎我，是不是安好？我给它取名“小宝”，它是我的宝贝，是我在一个陌生而冷淡的大都市里一点点的牵挂与依托。备课的时候，小宝就卧在我身边，困睡着不肯离去，它是一个称职的小书童，一直都是；我看纪录片《地球脉动》，它着急地去扑电脑上的小鱼，左蹿右跳。小宝很调皮，从来如此。我出去和几个朋友聚餐，回来进门就听到急切的叫声，寻声在床头隙里找到了它。不知弱小的它卡在那里等了多久，它害怕了吗？孤助无力了吗？绝望过吗？一想到这些，我的泪就涌下来，因为它，我的心变得如此柔软。上海是一个让我欲说还休的城市，复旦是一个美丽的校园，我在那里遇到很多美好的人，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但不知为何，对上海，我始终是疏离的。后来，我回到海南，带着小宝，它的机票，比我还贵。这似乎是一个预言，果然，它在新的领地成长为王。我画过一幅油画，现在看来可以当它的肖像了。 小宝长成了一只大猫，从毛色上看，像黑猫警长；从体形上看，是长腿欧巴；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子。每天在房间的至高点巡视它的江山与它的臣民——老奴我。
偶尔是八卦小市民，探头探脑地张望，我嘲笑它的时候，它吐舌扮鬼脸。都说奶牛猫是猫中智商最高的，此言不虚。
我在小花房中打理花草，小宝在身边跑来跑去捣乱，我随手推它一把，它反身咬我一口，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完美！它也会抱着我的床单做不可描述之事，专注的表情，视我如无物。
一个深夜，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心往下沉，在黑暗中抱着它，流下许多泪，掉在它圆圆的脑袋上，它始终沉默着，不声不响，不曾离开。此时的四月，依旧是人间四月天，但疫情下的中国，以及疫情下的我们，可能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场深深的撕裂，让人与人咫尺天涯。其实，我倒不在乎观点之争，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有不同观点的人。但是，我们真的是人吗？还能有共通的人类情感吗？那些为别国人感染得病而欢呼雀跃的人，点赞的人，兴奋得如同得了一声胜利的人，忘了我们曾经并且正经历的苦痛了吗？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坟墓前跳舞是不道德的”，这不关乎观点，只关乎人性。人性，人之为人的根本。我有时会很感慨，动物就是动物，而人却不一定是人。小宝就在我身边，它一直都是动物，它有它的习性，它讨厌洗澡，每次给它洗澡都是一场灾难。它会奋力叫着，向我表达强烈的不满，但是，即便如此，它却从来没有在洗澡时咬过我，从来没有。公号封过几次后，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无力，甚至也不是因为失望。历史会往前走，不管历多少劫，不管我们等到或等不到，生活继续。宗璞先生在《东藏记》里写抗日流亡时期的大学，用四个字形容国难中的读书人：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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