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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退处德寿宫后的赵构“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在创作内容、创作心境、创作风格等诸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的南宋王朝是“鼎盛”期。这使得本身已再不需要勤政的太上皇赵构更能安心地实施着他的“二王”梦。于是，他再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地开始了对“二王”的潜心研习，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札、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杨凝式《韭花帖》等晋、唐法帖最为用心。或谓思陵笔法得自右军《玉润帖》，不无道理。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深入、有选择的临习，使得他晚年的行草书，表现为出入“二王”、所得颇深的个人面目，这大概就是他在《翰墨志》中有“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颇为得意之言的原因吧。 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卷三《历代帝王帖·高宗皇帝御书》所著录的二十四种赵构书迹资料中，有十一种是临习皇象、卫恒、王羲之以及其他汉魏六朝人古法帖的，而且均为行书或草书。岳珂记叙中的这些临作上多钤有“德寿”小玺，可见当多为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所书。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洛神赋草书卷》和《杜甫即事诗行楷页》《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等，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后赤壁赋》《高唐赋》《舞赋》《文赋》《琴赋》《登楼赋》《大巧若拙赋》等等，均在期间创作完成。这一时期的赵构，在完成个人书法面貌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复古”基调。这无疑和他的书法观念密切相关。 综上所论，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行草书在后，但两者均最终趋向“二王”一脉。这正是赵构昔日论书时所倡导的基本书法观念——注重正书与行草的学习“次叙”，崇尚“二王”笔法。赵构的一生，其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是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 我们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赵构传世书迹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发现，赵构的书法创作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又可表现为“禅位”前后两个时段有显著的差异性。前文曾已论及，在位期间的赵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通常以书法作为其实施“政令”、“军令”和文化政策的载体之一，实行其表彰优秀和教化臣民的目的和作用；而退处德寿宫以后的赵构，则多写《洛神赋》《养生论》等，似乎总想表达他“悠然”“养生”的趣向。“志于道”“游于艺”这一儒家教义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的体现。 在位长达三十六年，赵构确实如他自己所言“无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期间，赵构主要集中在临摹前人法书和书写经、传、史、诗著作两方面，此外便是以皇帝的身份题榜等。我们在对赵构书法创作活动进行梳理时发现，此位期间赵构的书法创作活动主要是书写一些带有明显“表旌”和“教化”作用的内容。无论是书赐韩世忠、岳飞、吴玠、张浚等武将，秦桧、吕颐浩、汤思退、陈康伯等宰执，还是廷试毕书赐新第进士，乃至秘书省诸官、太学诸生，或是后妃才人、宫人近侍，无不如此。还有就是出亲札或以御书墨本宣示、颁诏诸州郡县刊置。赵构经常书写的内容还有杜诗，而且通常是那些杜甫写于“安史之乱”中的诗句，显然是他想借助杜诗中独特的“忧患意识”和对朝廷、皇帝的无限忠诚来教化臣民。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以后，赵构长年居住禁外的德寿宫，包括孝宗在内的人要想见他，都得出禁到“北宫”——德寿宫去请示或入谢。此一阶段，他创作的作品，除前文已有提及这之外，还有《长笛赋》《雪赋》《骢马行》等等，赋文、歌行、宋词等词句铺张、文采华丽、音节骈散的内容似乎更为赵构所青睐。于是，杜诗不再写，受欢迎的是苏轼词句“绿槐高柳咽新蝉”（《阮郎归》）等等；于是，用以赐宰执大臣虞允文、梁克家、周必大、史浩等人也就是这一类，或是自己的一些论书体会。明显地少了“道”“德”“仁”的教化，而多了“游戏翰墨之间”的成分，俨然是一派太平盛世的作风。堪称后期佳构的《七绝天山诗草书纨扇》，整体上就能给人以一种宋代宫廷艺术特有的气息，和谐、高贵，字虽不相连，而气势相贯，从笔画的粗细变化与字形各种姿态中体现出一种古琴曲般的节奏、韵律；字用今草，注重法度，不求狂怪。 至于赵构的书学思想与基本观念，虽然从时间上也可以分为“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但总体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即思想上以儒家道统为指归，艺术上以上追晋唐为基调，笔法上以钟、王为法尚。在位时期的赵构书论，散见于宋人史书、类书、文集、笔记等，以熊克《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所记最为丰富，基本上是赵构本人在建炎、绍兴年间与群臣相论时事时涉及书法的言论和对前代法书所作的题跋文字。根据笔者的初步钩稽，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超过三十条，总字数与传本《翰墨志》一卷大致相近，并与《翰墨志》的书学观有密切关联。禅位以后的赵构书学思想主要以《翰墨志》为代表，而传本《翰墨志》一卷凡二十四则，决非一时一地之作，应该是辑集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论书语录而成。只是由于“在位”与“退处”的前后身份已经有别，《翰墨志》对书法本身的艺术特质与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关注与阐述相对多了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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